贫民律师-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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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让孩子闭嘴，把她放在肩上，前后摇晃着让她继续睡觉，可是她哭的声音越来越大，屋里的人开始嘟嘟囔囔抱怨起来。
当时我什么也没有想，我走过去接过孩子，一面冲着那位母亲微笑着，主要是让她对我有信心。她不太在乎这件事，她把孩子交付出去，反而感到轻松多了。
这个孩子没有一点分量。原来是孩子尿湿了，我意识到这件事之后，便轻轻地把她的头枕在我的肩上，开始拍她的屁股。我走进厨房，想找莫迪凯或什么别的志愿者来救救我，多利小姐一小时前已经回家去了。
令我吃惊也令我放心的是，当我抱着这个婴儿围着炉子转，一边轻声地哄着她一边拍着她的屁股时，她安静了下来。我得找一条毛巾或类似毛巾的东西，我的手已经湿了。
我在哪儿？我在做些什么？如果我的朋友们看到我在黑暗的厨房里抱着一个无家可归的婴儿哄着她睡觉，一边祈祷，只是因为尿布湿了，他们会怎么想？
我没有闻到什么令人恶心的味，只是感到她头上的虱子肯定已爬到了我的头上，我的好朋友莫迪凯回来了，他打开一盏灯。“多么可爱。”他说。
“有尿布吗？”我轻声地问他。
“大便还是小便？”他十分高兴地问道，说着走向一个柜橱。
“我也不知道，赶快点儿吧！”
他取出一包棉纸尿布，我把孩子交给他，我发现我夹克衫的左肩处已有一片湿迹。他十分熟练地把孩子放在切菜板上，拿出尿湿的尿布，把她擦干净，又换上新的尿布，然后又交还给我，“好啦，”他骄傲地说，“又是一个干干净净的娃娃啦。”
“你念法学院时老师没教过你这些事吧？”我接过孩子，问他道。
我抱着她在地上走来走去将近一个小时，直到她又睡着为止。我用我的夹克衫包着她，轻轻地把她放到她母亲和奥塔里欧中问。
已经凌晨三点钟了。这是周六，我得回去了。我建立起这种意识才刚刚不到一天，我也只能做到这样。莫迪凯陪我走到街上，感谢我来帮忙，他连外衣也没穿一直送我出来。我的汽车仍然停在我停车的地方，只是上面又覆盖上了一层雪。
他一直站在教堂的门口，目送我开车上路。
第九章
自从我在星期二与那位先生遭遇以来，我没有为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干过一小时的工作。五年来，我平均每月都干二百个小时，这就意味着一周工作六天，每天八个小时，这样还余几个小时。没有一天是白白浪费掉的，没有几个珍贵的小时是白干的。如果我落了后，当然这种情况很少发生，那么在周六甚至周日都加班十二个小时，如果我没有落后，周六也一般要工作七八个小时，有时还可能搭上个把星期天。难怪克莱尔要去医学院学习呢。
当星期六的一大清早我在卧室呆望着天花板时，我几乎瘫痪了一样，一动也不能动。我不想去办公室了。我联想都不愿去想，我怕见到波利留在我办公桌上干干净净的一沓粉红色的纸笺上的电话留言，上层开会的备忘录，以及对我健康情况的问候，那些碎嘴子们的闲谈，当然也有来自朋友的真诚的问候与关心。而我最害怕的还是工作。反托拉斯的案子是又费时又艰巨的，档案材料非常厚，都得用盒子来装，而又全不得要领。一个亿万财产的公司同另一个亿万财产的公司争斗，有上百名律师卷入，而且都要机械地形成文件。
我承认，我从未热爱过这项工作，这是通向死亡的途径。如果我没命地干，成为一名专家，有一定专长，那么我很快就会成为抢手货，那可能会是税法、劳动或诉讼方面律师，谁还会爱做反托拉斯律师呢？
我全凭意志力从床上爬起来，又冲了淋浴。
早餐是一边开车一边吃的，羊角面包是从M大街面包店买来的，还有一杯浓浓的咖啡。这时我告诫自己不要为这些问题来苦恼自己，我有吃饭而不感到负罪的权利，不过这时食物对我已不很重要了。
广播说今天最高温度将是华氏二十度，低温是零度，一周之内不会再下雪。
我走过大楼的大厅，没有碰到一个人同我打招呼。当我迈进电梯时，信息部门的一个叫布鲁斯的人也进了电梯，他郑重其事地向我问好：“你好吗，伙计？”
“好，你呢？”我也问候他。
“好，你看，我们都给你鼓劲，别泄气！”
我点点头，好像他的支持十分关键，谢天谢地，他在二楼就下去了。但临走出电梯前还是亲昵地在我肩上拍了拍。让他们见鬼去吧，布鲁斯。
我就像一件被损坏的物品，在我走过戴维尔太太的桌前和会议室时，我的脚步放慢了，我走过大理石地面的走廊，来到我的办公室，一屁股坐在皮转椅上，浑身一点力气也没有。
波利留电话信息条有几种方式，如果是我愿意回电话的，而且碰巧也是她希望我回电话的信息，她就在我电话机旁留下一两张字条。如果是我不愿意回电话的，而且也是她不高兴让我回话的信息，则把这些字条并排地摆放在我桌子的一角上，一片粉红色的纸条，按时间顺序排列着。
我一查共有三十九张字条，其中有几个是紧急的，有几个是上司来的，鲁道夫显得特别生气，这从波利的笔迹上可以看得出来。我一边拣起这一个个字条，一边慢慢地读着，然后再放到旁边。我决定静静地把咖啡喝完，然后再处理这些电话，所以我双手捧着咖啡杯，坐在办公桌旁慢慢地享用，目光茫然，正在这时鲁道夫走了进来。
一定有人给他打电话通风报了信，也许是负责监视的帮办，也许是在电梯里遇到的那个叫布鲁斯的。也许是整个公司的人都十分警觉，不，他们都忙得很。
“嗨，你好，迈克。”他的声音十分清脆，他坐下来，跷起二郎腿，开始一本正经的谈话。
“嗨，鲁迪。”我说。这是我第一次当面叫他鲁迪，平时总是叫鲁道夫。除了他的现任妻子和他父母叫他鲁迪，再也没有人这样称呼他了。
“你这两天到哪儿去了？”他问道，但语气里丝毫没有同情的意味。
“孟菲斯。”
“孟菲斯？”
“是的，我需要看看父母。另外，家庭的精神病医生也在那里。”
“精神病医生？”
“是的，他观察了我两天。”
“观察你？”
“是的，就在铺着波斯地毯的漂亮的屋子里，每天都有鲑鱼吃，一天要付一千美元。”
“两天？你在那里呆了两天？”
“是的。”这个谎言没有让我感到不安，我也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好。公司是十分严格的，有时甚至是很无情的。我做好了受鲁道夫一顿训斥的思想准备。他手中会有从执行委员会拿到的解雇通知单，他也可能会在离开我办公室几分钟后向上写一份报告。如果我要和他缓和下来，那份报告的措辞就不会很严厉，上司的态度也会缓和下来。这样生活就会轻松些，起码在一定时期内是这样的。
“你该给公司打个电话告诉一声。”他说，但语气已不那么严厉。
“你看，鲁道夫，我被关到小屋里，连电话都没有。”我的语气里带着点气恼，这样会得到他的同情和理解。
过了一会他又问：“你没事吧？”
“我没事。”
“真的没事吗？”
“精神病医生说我没事。”
“百分之百？”
“百分之一百二十的没事，鲁道夫，我只是需要休息一下，仅此而已。现在没事了，又可以开足马力地工作了。”
这正是鲁道夫所希望听到的。他笑了也放心多了，说道：“我们的任务太多了。”
“我知道，我马上就去工作。”
他实际上是跑着离开我的办公室的，他会径直去打电话，告诉上司公司的一名干将又回到工作岗位上来了。
我锁上门，关上灯，然后花了一个小时痛苦地把桌子上的文件和便条纸看了一遍。一件事也没有做成，但至少我算是挨到了钟点。
当我实在忍不下去时，我把那些便条塞进衣袋里，走出办公室。我溜出去时，没有人看见我。
我在马萨诸塞大街的一个减价商店停了下来，在那里痛痛快快地狂买一番，什么糖果啦，儿童玩具啦，什么香皂、男士化妆品啦，各种型号的童袜、运动裤啦，还有一大包棉纸尿布，等等。一下子花了二百多美元，但我心里却无比愉快。
我要让他们都能有一个温暖的地方，为此我不惜任何花费，即使是先住在汽车旅馆，住一个月也没问题，他们很快就可以成为我服务的对象，我即将为他们大声疾呼，为他们打官司，直到他们有一个适当的住处，为了帮他们呼吁我简直是急不可待了。
我把汽车停在教堂的对面，这一次到这儿来我的恐惧心理已经轻得多了，但仍心怀不安。我很明智地把我从商店里买来的东西放在了汽车里。如果我就像圣诞老人那样突然出现，会引起混乱。我的意图是把那一家人带出来，把他们送到一家汽车旅馆，为他们办好住宿的手续，确保让他们洗了澡，换上干净衣服，经过消毒，然后带他们去吃饭，直到吃饱为止，再看他们是否要进行一下医疗检查。还有可能让他们都穿上鞋子、暖和的衣服，然后再吃点什么。我不在乎这将会花多少钱，用多长时问。
我也不在乎人们是否在想又有一个白人在为自己赎罪。
多利小姐看到我很高兴，她向我问候了一声就指着需要去皮的一堆蔬菜。不过，我还是巡视一下看奥塔里欧和他的家人是否还在，但我没有看见他们，他们已不在原来的地方了。我把地下室都找遍了，里面还有几十个流浪汉。他们不在高坛，也不在楼厅。
我一边削土豆皮一边和多利聊天。她也记得这一家人，但当她九点钟来到这里时，他们就已离开了。
“他们能到哪儿去呢？”我很纳闷地问。
“亲爱的，这些人到处走。他们从一个供饭处又到另一处，也可能听说布莱伍德还有奶酪，或者又听说什么地方还发毯子。她甚至有可能在哪个快餐店打工而把孩子交给她姐姐照看，你根本没法知道。他们就是不会只呆在一个地方。”
我真怀疑奥塔里欧的妈妈是否会有工作，但我不会与多利小姐在厨房里争论这些事。
当吃午饭的队伍又排起来时，莫迪凯来了，他还没看见我，我就看见了他，当我们目光相遇时，他整个脸都绽出了笑容。
一个新来的志愿服务者担负起做三明治的任务，我和莫迪凯负责照顾这些人吃饭，从锅里舀汤然后倒进他们的碗里。这里也有艺术。汤多菜少，会让他们瞪你，菜多汤少，后面的人就只有汤没有菜了。莫迪凯多年前就学会了这门艺术，每一舀都是有菜有汤。我让人瞪了好几次之后才学乖了。莫迪凯每发一份饭都伴以热情的问候：哈啰，你好，你怎么样，很高兴又见到你，等等。他们有些人还以一笑，但也有些人连头也不抬一下。
快到正午时，门口就更挤了，徘起的队伍也更长了，也不知又从哪儿来了一些志愿服务者。厨房里一片愉快人们的嘈杂声和干活发出的各种声音。我还是在不断寻找奥塔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