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无法告别的城.-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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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那时我们的关系的确好到有点不大正常了。”
她讲到这里的时候稍微停了一下，不过马上便又讲了下去：“那年暑假我们一起报了一个英语学习班，下午回家时总是一起练口语，有时太晚了我就会住在她家里。她家是那种四合院，院子里有棵老杨树，晚上吃过晚饭后，总有三五个邻居过来乘凉。有时我和她也会过去跟邻居们一起吃西瓜。暑假过了一半我都没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因为我跟她一直是那么相处的。
直到有一天晚上，她写了一会儿作业就跟我说有点困想睡觉。我说，那你先去冲个凉吧。她说好。她很快就冲好了凉从洗手间出来了，站在我身后问了句，你不睡吗？我说，我现在睡不着，过一会儿再睡。她停顿了一下说，你陪我一起睡好吗？我心想，她又在撒娇了——她总是喜欢在我面前撒娇。她又把那句话重复了一遍。我回过头去，一下子就惊住了：她竟然什么都没穿，就那么赤｜裸裸地站在我面前。我呆呆地看着她。她没再说什么，只走上前来隔着椅子抱住了我，那对漂亮的几乎完美的胸乳就那么贴在了我的脸颊上，过了一会儿她又捧起我的脸来亲吻了我一下，我大脑顿时一片空白。
我呆坐在那里的时候她走到门口关了灯，闩了门，随后就拉着我走到了床边。我脑中有个声音在大声地对我喊叫，让我马上推开她离开这里，可是我的身体却一动不动地定在了那里，任由她褪去了我的衣物，跟她一起相拥着躺在了床上。她哭着跟我说她爱我，从很久之前就爱我。她一边哭一边吻我，右手则在我的后背，大腿和小腹上游走，我的身体忽然燥热了起来，好像有什么东西在体内着了火。过了一会儿我才终于明白了：我竟然在她的抚摸和亲吻中兴奋了起来。
我觉得羞愧的厉害，恨不得马上扇自己几个耳光。可她却在这时把我的手放在了自己的胸口上，她对我说，你想做什么都可以。我的手就那么久久地停在她柔软丰满的胸乳上，脑袋像是坏掉了一般嗡嗡作响。落地风扇在床边吱吱呀呀地叫着，树影在窗玻璃上轻轻地晃动。
我不知道那个动作持续了多久，我是在听到院子里的大人突然唱了一句戏文的时候才猛然间把手抽了回来。我忽然觉得羞耻而惶恐，手忙脚乱地穿好了衣服便朝门口跑去。她在我身后喊了我一声，可是我没有再回头。那是她最后一次喊我，从那以后，她再没有跟我说过一句话。
暑假结束后，她就申请调到了别的宿舍，见到我的时候也假装没看见，高三整整一年我们都形同陌路。毕业后我跟她去了不同的大学，也很快就交到了男朋友——我当然也怀疑过自己的性取向，不过在生下苏格之后就再没有因为这个问题困扰过了。她也在大二时交了男朋友，大学毕业后就跟那个人结了婚，没多久就移民去了加拿大。从那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她了。”
我们目瞪口呆地听完了这个故事，良久都说不出一句话。直到一簇烟花倏然在窗外深沉的夜幕里腾空升起，我们才终于回过神来，连忙翻身下床走到落地窗前。
“苏珊，如果你是Les，你会喜欢我们中的哪个？”夏安忽然没来由地问了一句。
苏珊这次倒是没有闪躲，她低头想了一下，认真地说：“应该是文心吧。你总是漂在别的地方，根本就抓不住。小曼的话，个性太强，根本拴不住。”
我撇撇嘴说：“偏偏选了个永远不会偏离轨道的，选她的话你们连开始的可能都没有。”
唐文心笑了笑，没说什么。
就在这时，新年的钟声在耳边响了起来，我们欢呼着拥抱在一起。
我看着在窗外璀璨绽放的烟花，心里想：虽然今年也依旧糟糕透了，幸而我还有这三个花一样的女子。
列车在一座安静的小站停了下来，一阵深深的睡意向我袭来。
☆、第二十章 彷徨
2009年春
春节之后，我依然早早地回到了北京。我觉得春节差不多已经成了我最痛恨的一个节日了。
我从小就不怎么喜欢过年，因每次回老家，我一定会被拿来跟我那品学兼优的堂姐比较——她倒是很享受对我进行躬身教育的过程。因而对那时的我来说，春节唯一的乐趣，只有可以收到压岁钱这一件事而已。而后等到这件事也不复存在的时候，这个节日于我而言就只剩下煎熬了。
腊月26那天，我和父母大吵了一架。那时，妈妈正在做年糕，一边跟爸爸谈论着给领导送什么礼，而我正在努力集中精神看着导师发过来的论文修改意见，每个人都被这忙忙碌碌的年关扰的有些心烦。后来不知基于什么契机和缘由，爸妈又跟我聊起了工作的事，他们说今年的金融危机这么严重，就业形势不容乐观，你下半年还是回来考市里的公务员吧。我没理会，因这已是他们第四次跟我说起这件事，我已经懒得再把自己的立场重申一遍了。他们见我不做声，便又语重心长地说起了金融危机和就业形势。
我忘了我是在第几分钟失去耐心的——我大概是由于对导师过于严苛的修改意见感到烦躁也说不定。我就那样在一个他们没有料想到的时刻把自己积郁已久的情绪全都发泄了出来。我说，谁会回来这种破地方啊？谁会像你们那样在一间15平米的办公室里窝一辈子啊？他们不可置信地看着我，而后便怒不可遏地对我大声斥责了起来。我也冲他们喊。我们在激烈争辩的时候并没有完全听清对方在说什么，就这样歇斯底里地吵了一会儿，我便在他们面前摔门而出。
不过我并没有在外面待很久，那天晚上我就回家了，因我在这个城市里也没有别的去处。我回去之后，爸妈没再跟我说起之前的事，或者任何事。气氛直到除夕那天也仍旧是紧张的。
幸而老家的团圆氛围多少冲淡了一些我们心中的不快。除夕晚上，我平生第一次看完了整台春晚，居然没有觉得特别无聊。晚会后，我和几个堂兄堂弟一起出去放了烟花，回来的时候已经一点多了，草草地洗漱了一下就去客房睡了。
临睡前瞥了眼手机，有几通未接来电，大都是夏安和唐文心她们的。还有一通，是杨康的。即便在通讯录里删掉了他的名字，我发现自己也仍旧记得这个号码。坦白说，那天之后，我其实还是有一点希望他能打电话或者发短信给我的。我并不是仍对他怀有什么幻想和期待，而是，他哪怕一点点的在意和挽留，都能满足我那可悲的虚荣心——那半年都只是我一厢情愿这个事实让我觉得无比的泄气。
我是在大年初四回的北京，我已经受够了家里那种沮丧压抑的气氛。临走那天被堂姐家的小外甥抹了一身的油彩，堂姐象征性地教训了他几句，便跟我说起了小祖宗最近在上的那个少儿美术班。她告诉我那里的老师说她家儿子很有艺术天分。我心说：你大爷的。
立春那天下了一场雪，我去参加了一个传媒公司的面试。
那天早上，我6点半就起床了，早餐只吃了两片吐司。出门的时候夏安在床上含混不清地跟我说了句“好运”。我兴许真的需要一些好运了，我心想。
我总觉得，自从去年冬天开始，我就陷进了一个可怕的泥潭里。我以为是季节的原因，孰料直到春天来临时，我的生活也依旧像这场早春的大雪或者此刻我脚下的感觉一样，湿漉漉的，黏糊糊的，让我心情阴郁，停滞不前。
我在校门口等了20分钟也没有等来出租车，只好满心恼火地走向最近的公交站。我一向讨厌公交车，若非迫不得已，我宁愿走路都不会去坐公交，尤其是在这种天气。车厢里浑浊的空气和乘客们脚下黑乎乎的泥水让我烦闷不已，所以当那几个中年妇女鲁莽地将我推到一边挤向车门口的时候，我只差一点就失去风度骂了出来。
在这辆破旧的公交车上颠簸了将近一个小时之后，我终于来到了那家传媒公司。让我失望的是，他们并不像他们在招聘广告中所声称的那样高端、专业和国际化。我只看了一眼那栋低矮灰旧的写字楼和那个掉了一半的公司Logo便心生退意，不过，在考虑了一下我为这次面试所忍耐的那一个小时之后，我还是推门走了进去。
面试官是个三十四、五岁的女人，没有化妆，脸色有些憔悴，干枯的头发乱糟糟地用发夹别在脑后。她穿了一身青灰色的套装，剪裁算不上精致，里面搭了一件薄薄的白色吊带背心。我一直不大理解用这种打底背心来搭配职业套装的人，那在我看来就像内衣外穿那么怪异。
她翻了一下我的简历便问我为什么想来他们公司。我客套地答了几句。她于是又问了几个不明所以的问题，我也一一作答。在那之后她就突然莫名其妙地讲起了自己的职业经历。她说自己从前也在大公司工作过，来现在的这个公司是因为想要寻求职业转型和自我突破。她说自己也是个骄傲的人。
我一直一言不发地坐在她对面微笑地聆听着——那种明明在低处却依然强词夺理地固守着的可怜自尊让我忍不住频频发笑。然等我走出那扇玻璃门的时候我才忽然意识到：别人看自己的时候，又何尝不是那副可笑的模样。
我大概是在四月的时候开始恐慌的，苏珊比我更早地发现了这件事，那时，她正在跟一个比她小七岁的男人交往。而我依旧每天一个人窝在宿舍里浏览着招聘网站上的职位。
我想我的压力有一部分是来自于繁重的论文修改工作，当然，更多的是由于班里的大部分同学都已经签约这件事——其实我并不怎么反感这件事本身，我反感地只是他们不分时间场合地一遍又一遍地问我有没有签约。
我有时真希望我也是夏安那种对什么都无所谓的性格。比如，当有人像那样问她的时候，她只会笑着回一句：“我还要修学分，还要写论文，哪里有时间签工作啊。”
那人又说：“你心理素质也真是好，我要是你的话现在说不定已经急得跳楼了。”
“是啊，幸亏你不是我。”她笑说。
就在夏安忙着修学分、写论文的时候，我突发奇想地去参加了一场人才招聘会。不过那天我并没有投简历，因我一走进那个像菜市场一样的大厅就迷失在一种迎面而来的恐慌里。没错，我大概就是在那一刻开始感到恐慌的。即便是在春运的时候，我都没有见过如此多的人聚集在一起，他们四处奔波着，推搡着，卑微地同坐在长桌后面的那些人微笑着，恳求他们收下自己手中的简历。他们脸上都带着一种相似的表情，那是一种对未来的焦虑，对人生的怀疑。这种拥挤的环境里汇聚起来的悲观情绪，就像是一柄锋利的长矛，一下子就将我那些自以为是的优越感深深地刺穿了。
仔细想想，我有什么资格感到骄傲？又有什么资格轻视父辈们那种平凡的生活？过去这两年来，我所有令人艳羡的兼职都是得益于男人圈子里的人际关系——男朋友，导师，还有那个到现在我都不知道跟我是什么关系的男人。我唯一凭借自己的能力得到的，只有那份在市场调查公司发问卷的工作而已。
或许，我也没有自己所想的那么优秀和特别吧。
四月中旬，我终于决定要签约了。那是一个位于通州的艺术馆，工作职位是行政秘书，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