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场上的蒲公英 - 国民党空降兵抗战纪实-第5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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伞兵原本是专门突袭别人的,现在却轮到自己被别人突袭,官兵们以前训练的那套本事一下子全都忘光了,有的人胡乱开枪抵抗、有的人跳下车往野地里跑,全团人马都炸了锅。
蔡智诚得知这个消息是在下午一点左右。当时张绪滋司令拎着冲锋枪、戴杰夫参谋长抱着轻机枪,两个人跑到搜索营的队列前大发牢骚,说是伞一团遇到袭击,黄百韬却不肯派兵增援,整25师只图自保,见死不救……然后又问:“他们不救我们救,弟兄们敢不敢同我一起去?!”
那还用说,大家都喊“同去同去”。于是就同去。
搜索营抵达刘楼附近的时候,四面八方都在响枪,国军和共军早已经搅成了一团,东一堆西一堆的你追过来我赶过去,根本就分不出哪里是战线。张绪滋司令赶紧命令发信号,“嗵嗵嗵”地几颗信号弹升空之后,情况立刻就发生了变化——伞兵是经过特种训练的,知道那信号是在通知己方的集结地点,而共军却都是些土包子,看见天上的红色信号弹,还以为国民党兵要发起总攻了呢,他们转身就往村子里跑,决心守住阵地、与来犯的敌人大干一场——这下子,原本被追得象兔子一样乱窜的国军官兵也就化险为夷了。
虽然脱险了,但伞一团的幸存者们却都是一副惊魂未定的样子,就连号称“勇将”的井庆爽副团长也是面如土色、沮丧得抬不起头来。毕竟这是伞兵部队自组建以来吃的第一个大败仗,头天还趾高气扬不可一世自以为可以所向披靡的“国军精锐”,转眼之间就被共军打得落花流水,连怎么输的都没弄明白,这可实在叫人灰心丧气。
井庆爽问张绪滋:“我们怎么办?现在去帝丘庄么?”,张司令回答说:“算了,你们回商丘休整去吧”。于是井庆爽就带着一团的人马撤走了。
现在想来,张绪滋当时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表面上看是因为伞兵受到重创之后情绪低落、士气涣散,已经无法保持应有的战斗力,根据特种部队的作战原则,的确可以临时解除任务、退出战斗;但实际上更主要的原因是老张在跟黄百韬赌气,张司令觉得既然整25师可以不派部队来救伞一团,他也可以不让一团去帮老黄打仗,这也是保存实力的一种考虑。
其实,黄兵团这时候已经被华野部队包围了,离开战场并不是件很容易的事,但大家都认为井庆爽能够把队伍带出去,因为他在抗战期间就曾经率领伞兵一队在敌后(广东)进行过长距离的大范围穿插,这方面的经验比较丰富——事实上,这一次他也同样做到了。
再PS几句:
有人说豫东战役是“快速纵队垮得快”,认为在7月3日的这场战斗中,“伞一团被歼灭,团长张信卿被击毙,伞兵部队彻底瓦解,张绪滋带着残部逃回了商丘”,从而影响了全局……这其实是受到了廖辅仁的那份请功报告的误导。
张绪滋并没有逃到商丘,他一直坚持到了战役结束;张信卿也没有死,他因伤调离了伞兵部队,后来到国防部任职去了;伞一团也没有被全歼,当时在刘楼遇袭的部队包括伞一团、快纵辎重营和汽车第28团一部,总共约三千人左右,而伞一团撤到商丘以后还剩一千五百多人,除了团长张信卿和二营长(姓潘)负伤,其他的主要干部并没有多大损失。
但刘楼战斗却有一个重要的环节被人们忽视了——刘楼车队的卡车一辆也没有能够开出来,快速纵队的全部辎重物资都落到了华野6纵的手里。
失去了卡车上的辎重物资,伞兵们很快就没有弹药了。
部队出征的时候总要根据任务的需要配备弹药,所谓“基数弹药”有的随身携带、有的归营团管理、有的由兵团负责运送。不同部队的弹药基数的具体数量不同、携带的方式也不同,比如整25师的士兵,不管是干什么的,身上要带步枪子弹、挎包里要装机枪子弹,屁股后头还要吊着一枚迫击炮弹……但伞兵却不一样,他们更强调轻装机动,所以冲锋枪手只揣几个弹匣、重机枪手只拎一条弹链,其他的东西全都丢在汽车上。
这次到豫东参战之前,快速纵队的弹药本来就没有补足,所以兵团的兵站里一点儿存货也没有,现在辎重营的物资连同卡车一起全部交给了共军,伞兵们立马就傻眼了。
怎么办呢?只有去找整25师打商量,可张绪滋司令又拉不下这个脸来,只好让戴杰夫参谋长去求情说好话。
下午四五点钟,蔡智诚他们退到了杨桥村。张绪滋不愿意去帝邱店看黄百韬的脸色,所以决定带着快纵司令部和伞二团一起在这里守阵地。
可是,这阵地也不是好守的。傍晚的时候,戴参谋长和工兵营的人还没有把弹药借回来,华野6纵的“王老虎”们却已经杀到了杨桥跟前。
共军的第一轮攻击就上来了三个团,正北面是16师46团、正西是18师53团,再加上从东北方向冲过来的6纵直属特务团……
哎呀呀!国军伞兵要完蛋。
杨桥村位于帝邱店西北四公里,一条东西走向的公路把村庄分为南北两个部分。这个村子在7月3日上午曾经被华野6纵特务团攻占过,下午又被伞兵二团夺了过来。
伞兵进村的时候,村子里空荡荡的,老百姓全都跑光了,不仅看不到牲畜、粮食和农具,就连水井上的辘轳都被人藏了起来——睢县这里在抗战时期曾经是新四军的“睢杞太根据地”,现在,老百姓又用当年对付日本鬼子的办法来对付国民党,坚壁清野,搞得国军将士连一把锄头、一根扁担都找不到。
找不到锄头扁担就修不成工事,伞兵正好可以偷懒。
在当时,国民党军队的作战习惯分为两个流派。一类以“土木系”十八军为代表,强调“稳扎稳打”,无论走到哪里,队伍停顿下来之后的头一件事情就是建造工事,什么鹿砦陷阱梅花桩、地堡战壕铁丝网,先把阵地搞好了再吃饭睡觉。黄百韬的整25师基本上也属于这个路子,他们行军打仗的时候除了要扛枪扛炮,还要带上铁锹洋镐斧头锯子,部队开到哪里,哪里的民房就变成了炮楼、哪里的树木也被砍得精光。
相对而言,“远征军系统”的部队就不太注重建造工事,他们更崇尚火力和机动性,认为那种“背着碉堡走路”的做法是“战略上的进攻,战术上的防守”,因此新1军、新6军或者第5军这样的队伍在行军的过程中很少花大力气修建防御阵地,一旦搞急了就和共军对攻对冲,冲好了可以大获成功,冲得不好就只有稀哩哗啦,一败涂地。
很难说这两种流派哪一个更高级。比较起来,随时随地修工事的办法当然稳妥一些,而且国军确实有不少“经典战例”是靠“守”出来的,但这种“稳妥的”办法也存在着过分耗费士兵体力、制约战场机动能力的缺点,很容易弄得部队筋疲力尽、士气消沉,所以也有许多国军主力是被“守死”的。
快速纵队的“少爷兵”都是些宁可被打死也不愿意被累死的人物,他们的作战原则是“不攻坚、不守点、不停留”,只求快不求稳,当然也就用不着修工事。伞兵们以往在战场上能刨个散兵坑就算是很不错了,对挖沟垒墙筑碉堡一点儿兴趣也没有,可这一次,黄百韬愣是给快速纵队派来一个姓王的上校督察官,那家伙成天拿着根木棒子到处跑,一会儿说要在这里堆沙包、一会儿说要在那里挖战壕,简直把大家烦透了。
因此,杨桥村的老百姓把农具都藏了起来,真是符合伞兵的心意。蔡智诚他们的折叠铁锹都丢在辎重营的卡车上,连同帐篷被褥和行军锅一起统统送给了共军,现在官兵们的手里只剩下一把伞兵刀,想刨个单人掩体都困难,更别说挖战壕了。大家看着王督察官无可奈何的样子,都象拣着了什么大便宜一样,开心得不得了。
可惜,开心了没多久,麻烦就来了。
傍晚的时候,蔡智诚带着部下在村子外面破坏老百姓的庄稼——夏至过后,地里的高粱和玉米都已经长到一人多高了,密密麻麻的青纱帐遮挡了视野,非得把它们都砍倒了才能清理射界。
一伙人挥舞着伞兵刀,正忙着左右开弓地糟蹋粮食,忽然看见几个侦察兵慌慌张张地从远处跑回来,嘴里还嚷嚷着:“共军上来了!共军上来了……”,大家一听,扭头就往村子里跑。
跑到村口,遇到张绪滋,张司令问:“共军来了多少人?”
“不清楚,听说多得很……”,蔡连长也是稀哩糊涂。
于是张绪滋就捧起望远镜这边瞧瞧、那边看看,蔡智诚也只好不跑了,陪着他东张西望。
看了老半天,没看见共军大部队,却发现两公里外有几个人正手脚并用地往一棵大树上爬,张司令就说:“让狙击手把他们打下来”
“狙击手恐怕没把握,不如用重机枪打打看”。
蔡智诚知道张绪滋是想出口恶气。几个小时前,老张在刘楼指挥作战的时候被躲在大树上的解放军战士偷袭了一把,幸亏身边的卫士反应快、扑上来替长官挡了子弹,结果司令官没事,副官和警卫却被打死了,所以老张现在恨透了爬树的人。
搜索营里射击水平最高的要属海国英了,他操起重机枪“嗵嗵嗵”地打了一阵,远处那棵树上的人就掉了下来,这让张绪滋司令觉得十分满意:“好好好,就这样打,就这样打”,大家也兴高采烈地夸奖老海干得漂亮。
正高兴着,就听得“咻——”的一声,一颗炮弹飞过了头顶。“榴弹炮——”,伞兵们顿时有点傻眼,心说:“那几个爬树的人物不会是炮兵的观察员吧……”
紧接着,又一颗炮弹“咣”地炸在了前方——妈吔!两发校正弹,一颗靠后、一颗靠前,接下来的炮火就该要落在自己头顶了,大家知道大事不妙,吓得抱着脑袋四下狂奔……刚跑出去几十米,就听见耳边传来“轰隆隆”的呼啸,就好象从头顶上开过了一列火车,刹那间,沙石飞崩、硝烟弥漫、天昏地暗、鬼哭狼嚎,爆炸的气浪把蔡智诚掀了个跟头,压得他喘不过气来,等他好不容易收拾心神抬头张望,发现村口附近已经被炸平了,海国英的那挺重机枪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进攻一个不足百户人家的村庄,居然可以动用12门野炮和10门榴弹炮进行火力预备,这是国军精锐部队也难以办到的事情。铺天盖地的弹雨把杨桥村炸成了一片废墟,也把伞兵们先前的吊儿郎当、满不在乎的劲头炸飞到了九宵云外。
好在这时候解放军的步炮协同技术并不熟练,炮击停止之后很长时间,步兵都没有发起进攻,伞兵各单位赶紧趁着这个机会检查伤亡、布置防御。搜索一连在这场炮击中伤亡了十几个人,这样再加上先前的损失,蔡志诚的手下就只剩下五十来号人马了,他干脆把一连编成了两个分队,由海国英带一个队,自己亲自带一个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