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场上的蒲公英 - 国民党空降兵抗战纪实-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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伞兵进长沙的时候,国府的特派专员已经在城里了。
其实,这时候的长沙城里已经聚集了好几拨“洽降代表”。有第四方面军王耀武长官指派的18军(胡琏部)高魁元小组、有第九战区薛岳长官指派的99军(梁汉明部)王相国小组,另外,防线离长沙最近的93军(韩浚部)、以及湖南省政府都派出了联络组,就连失踪一年多的前长沙市长王秉丞(51年被镇压)也突然露了面,在岳麓区的新军路挂起了办公的招牌。
伞兵二队奉命协助的这路“特派专员”打的旗号是“中央军事委员会”,组长是军统湖南站的站长金远询,副组长居然是蔡智诚的姐夫罗照。罗照这个人虽然是黄埔一期的毕业生,但却没怎么带过兵,他底子上属于中统,先是在“战地党政委员会”里搞政工,后来当了“军法执行总监部”的督察官,现在又跑到长沙来担任“接收大员”。
蔡智诚对自己的姐夫并不十分在意,他比较感兴趣的是联络组的另一位专员——挂着少将军衔的向恺然。
说起“向恺然”,也许知道的人很少,可提起他的笔名“平江不肖生”,名声可就响亮多了。向恺然是现代武侠小说的鼻祖,而且这位大侠和金庸先生还有所不同,人家本身是会武功的,笔下的一招一势全都有来历。记得萨苏兄曾经写过一篇介绍老电影的文章,说到过“火烧上海滩”、“火烧红莲寺”和向恺然,这《火烧红莲寺》就改编于向恺然的武打小说《江湖奇侠传》。
向恺然是留学日本出身的,日语呱呱叫;他是湖南人,还担任过“长沙自卫团”的团长,对当地情况很熟悉;而且这时候他正在报纸上发表连载小说《中国武士道》,说明其对武士道精神也颇有研究。因此,由他来出任这个“洽降专员”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不过,让大家感兴趣的并不是向先生的学问,而是向大侠的武功。所以,每当遇到给向专员当扈卫的差事,伞兵们都抢着去,一个个兴致勃勃、聚精会神、亦步亦趋地跟在他身后,生怕一不留神、这位大侠就蹿到哪家的房顶上去了。
刚进城的头两天,伞兵们的任务主要是担任“洽降专员”的仪仗。
在当时,长沙城各路大员中最威风的人物,一拨是伞兵扈卫着的这一组,另一拨是十八军高魁元的那一组(顺便说一句,这个高魁元当时只是18军的参议官,后来却不得了,当过台湾的陆军总司令和国防部长,官至一级上将)——因为这两个组不仅配有美式装备的卫队,而且还有美国军官当随员。想象一下就知道,在那时候的长沙街头,前面开着敞棚中吉普,后面跟着十轮大道奇,身边还坐着美国大鼻子——那是个什么派头!
城里的牛鬼蛇神也瞧出了其中的门道,纷纷假借各种渠道向特派专员“表达敬意”。罗照督察官在长沙北正街看中了一套房子,人还没过去,房契就已经送到了手上,等他一进门:喝!连家具都换成新的了。
蔡智诚曾经在姐夫那里遇见过伪“长沙市长”唐令欧,这位唐市长又名唐天德,是日本士官学校十七期的毕业生,曾经当过何健部的团长,日军占领长沙后,他不仅担任了伪长沙市长、“复兴会主任”,还署理过伪湖南省长。可他这时候却找到军法督察官,解释说自己是“奉军统秘令出任伪职的”,还表白自己有“惩治汉奸”、“救助美军飞行员”等等大功劳。
罗照当面敷衍说:“很好很好,你们地下工作者都是无名英雄”,可等到唐令欧出了门,他就在屋里破口大骂:“戴雨农这家伙,自己干了缺德事,却让我来给他擦屁股!”
后来,唐令欧名义上被判了五年徒刑,实际却没进监狱就到香港定居去了。他虽然能够化险为夷、得享天年,却也送了不知道多少礼,光是蔡智诚就从姐夫那儿转手捞到了一块“劳力士永动型金表”,也就是不用上发条的自动手表,在当时是十分新潮高档的玩意。
45年的8月份,守备长沙城的日军部队是第2独立旅团(代号开部队),下辖从第7到第12总共六个步兵大队。可在8月15日以前,日军好象对是否投降还颇有点拿不定主意,因此,不仅第20军的首脑不愿意与“洽降专员”正式接触,就连长沙市的警备司令冈岛重敏少将也躲起来不露面,只派了一个中佐级别的大西参谋,人前人后的上窜下跳胡乱应酬。
这种状况维持了没几天,形势就发生了变化。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发布《终战诏书》。8月16日,久不露面的冈岛重敏司令官终于出现了,他跑来向国民政府的“洽降专员”报告:长沙日军已经接到了派遣军总部的投降命令,自即日起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并严格遵从中国政府的各项指示——这下好办了,专员们再也不必“洽谈”什么,直接下命令就可以了。
那一天,整个长沙城都沸腾了。
抗战期间,长沙市经历了“四战一火”的劫难和日寇占领的蹂躏,昔日繁茂的古城早已变得满目疮痍,城市的大部分建筑只剩下了断壁残垣,湘江两岸满是焦土废墟,处处是一片破败荒芜的景象。可是,在8月15日这一天,街道上却聚满了欢呼雀跃的人群,人们跳着、叫着、笑着,把瓜子、花生和茶水塞到伞兵们的手里,一个被日军毒气熏瞎了双眼的伤残军人扑上来、摸着伞兵的衣服和武器,嘴里说着“打得好,你们打得好啊”。蔡智诚还看见,一位白胡子的老人家趴在地上嚎啕大哭、一定要给国军将士们磕几个头……
路边的树上挂满了鞭炮,有的鞭炮很长,在树杈上绕了好几圈,伞兵们走到哪里、爆竹声就响到哪里。整整一天,蔡智诚的耳朵里都充满了这喜庆的“噼啪”声,许多年以后他还幸福地回忆说:“从来没有听到过那么多鞭炮,湖南人就象爆竹一样的热情刚烈,湖南省真是个花炮之乡”。
从这一天起,伞兵二队就担负起新的任务,他们首先接管了日军宪兵队。
长沙日军宪兵队设在教育会坪(今湖南省农业厅),队长是古川武大尉。8月16日,姜键少校正式宣布接受日本宪兵的投降,命令对方提交人员、武器、装备器材和军需物资的清单,并提供军事设施和办公机构的位置图,同时强调:不得藏匿、隐瞒任何档案材料,更不得毁坏、丢弃任何武器装备。
日本宪兵队里除了日本人还有中国汉奸,并且还兼管着伪警察局。对这些人,伞兵二队当时的措施是:把日本兵转移到军营里管理;把宪兵队里的外省人(主要是跟随“开部队”进入长沙的湖北人,他们大多是武汉“复兴会”总部的汉奸)羁押起来(这批人后来都被枪毙了);而宪兵队和警察局里的长沙本地人则继续留用、照常上班。
这个办法显得有点偏袒本地人,但却也是无可奈何的事。伞兵们都来自于外乡,连长沙的街道都认不清,不依靠本地警探就没办法维持正常的治安——比如“八大汉奸”之一的邓笃恭,日军到来之前他就是警察局长,长沙沦陷期间他也是警察局长,日本投降以后他依然还当着警察局长,真是捧上了铁饭碗。
蔡智诚的主要工作是清理核查物资。
日本人实在是讨厌,他们的清单内容十分庞杂,连一双竹筷子、一个破脸盆都要罗列上去,真是烦琐得要命。可对方既然写出来了、自己就必须查验,于是,蔡智诚就被这些鸡毛蒜皮搞得焦头烂额。可是,查了几天之后,蔡上士才突然发现,表面上很细致的日本人原来并不老实,他们把许多装备物资、甚至一些秘密仓库都隐瞒起来,没有开具在清单里。
弄了半天,小鬼子原来是想利用脸盆筷子做掩护,企图瞒天过海呀!蔡智诚气得拍案大骂,当即报经金远询专员批准,把古川宪兵队长关了禁闭。
宪兵的手里除了物资清单,还有人员名单。监狱犯人的档案全都移交到军统的手上,由金远询站长决定放谁或者不放谁。
在那段时间里,警探们不停地抓人、又不停地放人,头天接到举报说某人是汉奸,隔两天又说证据不足让他回家了。蔡智诚埋怨说:“这不是瞎折腾么?”,而潘崇德却看出了其中的门道:“你别看这些人进进出出、来去匆匆,可只要在大堂上走一道,留下的就是钱呀……”
还真是这样。
比如,长沙城里有这么两个人物,一个叫张芝文,原先是杂货店的老板,一个叫凌云卿,是黄包车工会的头目。44年日军占领长沙时,这两个家伙就打着“欢迎皇军”的旗号主动上门讨好,据说,他俩的初衷是想得到日军的许可、组织人手收埋在攻城战斗中遗弃的尸首(当时城里的尸体确实很多),可没想到,日本太君一高兴,就让张芝文当了“治安维持会”的会长、让凌云卿当了副会长,这两个家伙也就变成了汉奸。
国军接管长沙警务之后,张、凌两人当然就被抓了起来,可没过几天又被释放了,说是证据不足。蔡智诚对此很不理解,在姐夫面前发牢骚:“他们都当上维持会长了,还有什么证据不足的?”,可罗照却笑着说:“你不懂的就不要议论”
原来,这两个维持会长有“立功表现”——他们透露了日本“亚光公司”秘密仓库的地址,那里面存有不少日军从湖南各地掠夺来的贵重物品——接收大员们因为这个情报收获颇丰,光是罗照的手里就分得了四十多部珍版古籍,其中有一本手书的曾国藩日记(不知道是不是曾文正的亲笔),后来送给了谷正伦。
伞兵们只负责监管日本宪兵,对其他日军部队的事情,除非正巧遇上了,一般并不主动管理。
长沙市东区的二里牌,有一个停放日军骨灰的“神社”,在以前,中国老百姓从这里经过的时候都必须对着房门三鞠躬。现在日本投降了,大家就邀集起来去砸烂那些牌位。
那天上午,伞兵的车队正巧经过二里牌,看见几个日本兵正和一群市民在“神社”门口对峙,其中有个鬼子军曹的手里还握着军刀,“咿呀哇啦”的十分歇斯底里。日军官兵在兵营之外持有武器是违犯规定的行为,姜键队长立刻没收了这把军刀。不一会,日军大队长也赶来了,一照面就“噼哩啪啦”给了军曹几耳光,逗得围观群众呵呵直笑。
第二天,伞兵们又从二里牌路过,看见“神社”门前横眉竖眼地站着一伙日本兵,四周的群众却畏畏缩缩地不怎么敢靠前。一打听才知道,原来是昨天的那个军曹在小屋子给自己开了膛、剖腹自杀了。
姜队长觉得再这样闹下去不是个办法,就通知日军大队长把那屋里的坛坛罐罐全都清理干净,再用粗绳子拴在房柱上,道奇卡车一发动,立刻就把这座混蛋“神社”给拽倒了。
不过,日军中象这个军曹一样的死硬分子毕竟是少数,大部分都还比较守规矩的。
那时候,在日军兵营门口站岗的还是日本兵,只不过手里没有枪,而是拄着一根两米长的细木棍,看见有人来了就站得笔直、立正敬礼。
日军的军需仓库都被查封了,因此,兵营里很快就断了粮。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