纱帘的背后-第8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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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赫伯特·斯奎尔斯，美国使馆贪得无厌的一等秘书，表现得比大多数人都要好。一位美国传教士写道：“如果斯奎尔斯先生是公使，我们就决不会陷入目前这样糟糕的境地。”　斯特劳兹上校被杀后，斯奎尔斯就成了窦纳乐爵士的参谋长。　　　　
　　　　法国公使、前新闻记者毕盛，一位大个子男人，蓄着威严气派的胡子，常听到他嘴里咕咕哝哝：“Nous　sommes　perdus！”（法语：我们完了。）在英国佬当中，对毕盛看法完全一致。辛博森称他“胆小鬼”，而莫理循则称他“贪生怕死的杂种”，“整个使馆区的笑柄”以及“可恶的懦夫”。鬼也想象不到，中国人为什么会选择在法国使馆的地底下挖地道，除非是一门心思要摧毁它那非同凡响的酒窖。　　　　
　　　　围攻刚开始的时候，毕盛就让使馆卫兵帮着他烧掉了所有的外交档案，而毕盛太太则手忙脚乱扑住那些飘起来的纸片，再烧掉它们。俄国公使格尔思男爵不甘落后，第二天也把自己的档案给烧了。莫理循对于法、俄两国外交的相对价值有自己的看法，他给法国外交档案出价5；000美元，俄国的则是50；000美元。　　　　
　　　　最近以来一直强健矍铄的罗伯特·赫德爵士，因为感到绝望而在眨眼之间变了一个人。他如今65岁了，而且日益衰弱，却要装出勇敢的样子。虽然收到了让他打上黑领结去窦纳乐爵士的专用餐桌上用餐的邀请，但他拒绝了，还是和自己的晚辈助手一起吃饭。辛博森说赫德“携带着多少有点令人生畏的武器——至少有两把大号柯尔特式自动手枪，被他绑缚在自己单薄的身体上，而且很可能还有第三把，藏在屁股后面的口袋里。”赫德拒绝参加抢掠酒和雪茄。根据他的命令，海关的食堂总是很朴素：早餐是米饭、茶和果酱，午饭是咖喱赛马肉和米饭，晚餐是咖喱赛马肉、米饭和果酱。赫德深信：满清朝廷已经被疯狂浪潮席卷一空，如今可能一切都没了。他身陷使馆，也无从展开调停，这一事实让他感觉到虚弱而疲乏。　　　　
　　　　当一切结束的时候，赫德在一封信里写道：“对于所发生的这一切，我感到非常痛心。”他的悲痛，除了因为失去了自己的宅邸以及毕生的纪念品之外，他的自尊也受到了严重的伤害。一方面，赫德没法不去想：中国人在设法杀死他（他们最堪信任、最有价值的雇员）。但这只不过是他在工作中的想象，受到了使馆里一种普遍假想的传染，这种假想认为他们所有人随时都可能被杀，就像在印度兵变中被害的那些英国家庭一样。由于从来也没有哪个洋人像他那样，是个内部人，所以，如果他也没有提前得到通知，那实在太令人难堪了。他知道自己并没有正确理解许多已经出现的信号，就像《字林西报》的通信所警示外国人的那样。在自己的日记里，他注意到了所有那些征兆，然而不知何故，多年来他越来越自我满足，已有的预警信息是如此之多，以至于要不了多久他就感到麻木了。他全然不知道：他在朝廷上的保护人（包括太后）已经无法控制局面了，所以，他的牺牲，是由于形势的失控，而并不是由于那些背判了他的信任的朋友们。最糟糕的是，赫德在搬入英国使馆的时候发现，所有西方外交官憎恶他，其程度比自己曾经猜想的要严重的多。他们清楚地表明：是他们，而不是赫德，如今在控制着这场演出并发号施令。他是一根额外的拇指，无用而可恶。　　　　
　　　　天气也不帮忙。时当仲夏，气温超过华氏100度，来自戈壁滩的热风裹挟着灰土和扬沙。苍蝇无处不在，军队和蛆虫一同爬行。熏天的臭气尤其可恶。　　　　
　　　　有许多甜水井，还有一些味道不佳的水井，所以，水从来就不是个问题，虽然使馆里的水井都愚蠢地紧挨着臭水河，而且大多数水在烧开后要沉淀半个多小时才能喝。痢疾是使馆区内所有人必须共同面对的一件事情。　　　　
　　　　在7月的停火期间，罗伯特·赫德爵士的乐队里的一位老号手偷偷溜进来了。他挨了一位满清官员的打，一只耳朵被割掉了，因为那些人认为他可能是一个密探，他这次来是因为他知道外国的医生手段高明。他说，外国军队在大沽大获全胜，并且已经占领了天津，而董福祥和从前的义和团已经去阻挡外国军队进一步向北京推进了。　　　　
　　　　7月18日，一封信被偷偷地带给了日本公使西德二郎男爵，信中说，一支33；300人的混合武装正准备离开天津，“约在7月20日左右”救援北京。（十分欣赏日本的莫理循描述西德二郎男爵有着“和类人猿最古怪的相似之处。”）每个人都因为这一消息而兴高采烈，不过在十天内他们再也听不到这样的好消息了。


第五部分　北京之围第91节　北京之围（4）

　　　　大沽和天津的失陷，在北京的朝廷里引起了巨大的恐惧，唤醒了他们对于1860年的记忆，并预示着在权力的天平上即将发生一次突然而猛烈的向右偏移。温和派已经预感到了它的到来，所以，总理衙门忧虑不安地重申了他们的请求：外交使节离开使馆。外国公使之间的争吵立即就开始了，有些人想走。但是由于事业的竞争和个性的差异，即便是就他们自己的逃亡而进行一次联合交涉的立场，也一直没能达成一致。窦纳乐爵士含含糊糊地回复了总理衙门，没有明确表示拒绝，这使得温和派对于下一步应该如何努力，完全没有了主意。　　　　
　　　　荣禄再次尝试让使馆方面相信他的善意，派了一些中国商人进入使馆区，打算开放一个市场，经营鸡蛋、香瓜、黄瓜以及其他新鲜蔬菜。一封短笺被带给赫德，询问他是否安好。　　　　
　　　　到了7月25日，留给温和派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他们越来越急切地想达成一个看得见的结果，要么成功地劝说公使们即刻离京，要么，如果他们不愿离京的话，那就让他们明码致电本国政府，打消他们对使馆安全的疑虑，这样，正在天津准备的联军救援行动也就可以放弃了。如果温和派能够证明他们优先考虑的确实是谈判而非战争，那么在接下来的24小时之内，也只能设法达成其中的一个结果。这之后，一切都太迟了。　　　　
　　　　总理衙门硬逼着外国公使要他们将启程去天津的日期定下来，并敦促他们向本国政府发出公开的信息，让他们安心。依然在废话连篇的公使们对这两件事都予以拒绝。两天之后，也就是7月27日，总理衙门以一种奇怪的方式进行了最后一次恳求，他们送来了15大车面粉、甜瓜和冷藏食品，有些是特意留给赫德的，恳请他奉劝公使们启程。而赫德，对于满清朝廷对待自己的方式深感生气，外交使团对自己的不信任也使他反感，于是，他拒绝了，他不知道自己正在关上最后一扇门。　　　　
　　　　北京的形势突然之间发生了不祥的变化，其原因是头天晚上李秉衡的到来，此人是铁帽子们的军事偶像，从前的山东巡抚，正是他，在多年前对乡村民团的潜力大加赏识，从而使他们发展成了“神拳”。虽然对于端郡王的一门心思要逐除所有洋鬼子并恢复帝国的荣耀，他几乎没有什么责任，不过，李秉衡对中国军队能打能赢的绝对把握，倒是给了端郡王不证自明的信心。只要李秉衡在身边，就有这样的可能性（不管多么遥不可及）：老将军能够将政府军及其指挥团队打造成可以信赖的武器。然而他的意外被免职，留下了无依无靠的铁帽子们晕头转向，找不着北。在被迫离职并遭到德国人的羞辱之后，李秉衡被任命为长江水师提督。呆在那条遥远的江边，他得以远离朝廷上因铁帽子们争夺权力而引发的大争论，也使得他没法劝告和抑制他们。尽管王爷们对阴谋诡计有着非同寻常的爱好，但战争和政治的实际经验，他们却少得可怜。他们一本正经地把事情搞得一塌糊涂，对义和团处理失当，白白浪费了他们的良好势头，把时间全耗在了和朝廷中的温和派缠讼不休的争论中。大沽陷落时，李秉衡已经着手加强长江三角洲的警戒。7月21日的一篇谕旨命令各省火速驰援北京，帮助守卫京师，阻止联军的推进，李秉衡是少数几个积极响应的地方大员之一。三天之后，另一篇谕旨召他亲自进京，他立即表示响应。　　　　
　　　　这匹老战马回到身边，极大地鼓舞了铁帽子们，并给了他们挫败温和派对头所必须的力量优势，也使他们注定要走向毁灭。到了27日，温和派正式要求使馆方面拿出一个结果来，他们向窦纳乐爵士和罗伯特·赫德爵士提出强烈呼吁，但再一次彻底失败了。对于铁帽子们来讲，这是妥协政策失败的最后明证，在李秉衡的支持和指导下，他们反击了。　　　　
　　　　使馆方面最早得知这一突变是在7月27日，随着瓜果蔬菜的到来，紧接着尾随其后的竟然是野战炮。转瞬之间，枪炮声大作，停战寿终正寝。直到此时，也就是7月27日，对使馆的真正围攻才开始了，持续了将近两周。　　　　
　　　　窦纳乐爵士向总理衙门发出了一连串的抗议，抱怨这些违例行为：子弹在头顶上呼啸而过，野战炮也瞄准了公使馆。但一切都太迟了，这些抗议不会被送到任何一个“主和派”的手里。“主战派”如今控制着局面，庆亲王也因为这场新的风吹草动而踮起脚尖，滴溜溜转将起来，他答复窦纳乐爵士（这一回带有明显的讽刺）：“顶多不过是些中国烟花嘛。”　　　　
　　　　果敢坚决的李秉衡在优柔寡断的朝廷上，其影响力是压倒性的。紫禁城已经越来越不习惯作决定，好斗的勇士们不得不挥舞起他们大头棒，以便在争论中取胜。保守派以他们的爱国诉求和保卫京师的迫切需要，重新纠集到了一起。李秉衡领着铁帽子们，清除最突出的温和派，把恐怖根植在所有那些曾经和他们作对的人的心里。回到北京48小时之后，李秉衡就监斩了朝廷里两个最具有全球视野、最能干的大臣，他们从一开始就和端郡王作对。一位是许景澄3，前任驻法、德、荷、奥、比、俄等国特使；另一位是袁昶4，总理衙门一位主要的温和派。作为精力充沛、率直敢言、开明而实际的政策领袖，他们自6月中旬以来，就一直坚持认为义和团只不过是危险的叛乱，应该彻底镇压，而且，任何攻击外国使馆的行为都是对国际法的严重违反，1860年的事实已经证明，抵抗外国列强最终等于自取灭亡。作为老练的外交官和受过专业训练的学者，许景澄和袁昶曾经努力说服端郡王身边的小集团，小心翼翼地反驳他的排外高调，以令人信服的理由争取他们支持寻求一种和平的解决办法。有这两个人在那儿干扰对战争的引导，铁帽子们就被捆住了手脚。在李秉衡看来，这是一个危急时刻：“惟其能战，方能言和。”在他们自己看来，铁帽子们还不敢直接攻击温和派。但是如今他们提出了对反对者的指控，要迫使他们承认失败，征集到足够多的支持，以判处两个和平鼓吹者的死刑。第二天早晨，他们就被砍头了。两周之后，作为铁帽子们清除工作的延续，另外三个主要的和平鼓吹者也交出了他们的脑袋，包括兵部尚书徐用仪5，他拒绝在端郡王的宏大战略上签字。在一次最后的复仇行动中，铁帽子们还安排了一次谋杀，这一回的对象是远在千里之外的老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