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天下都知道我会当皇帝-第8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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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一个国家灭亡的诱因,其实很早就种下了。
前朝的事他就不说了,史料上已经记载的明明白白,而本朝的走向,其实也很危险。
不要看现在还是一番万国来朝的煊赫景象,大量的驻军以及军户体系,也保证了大周军队的基本战斗力。
最起码,就算未来的发展走向像光幕预言的那样,出了个导致京营和上直卫全军覆没的“天才”军事指挥艺术家皇帝,也顶多是朝廷中央失去了直接震慑地方的力量,就算后备重新补足,也改变不了逐渐文恬武嬉的局势。
所以说军事方面暂时不用担心,祁元询也不会让这种情况发生。
要担心的,还是朝廷的财政问题。
发行宝钞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而停止发行宝钞,储备贵金属也只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
就算朝廷发现了大量的金银矿,开采个几百年,容易开采的也应该要被开采完了,而且就算容易开采,负担全国那么多地方的费用,用来解决问题,那也只是杯水车薪。
铸造钱币、少发宝钞只是其中一个方面,祁元询真正想做的还是──增加赋税。
他这种做法,放出去肯定是要被讨伐为无道昏君的。
但是祁元询想收的不是农业税而是商业税。
太&祖高皇帝本身就是农民出身,所以非常体谅百姓,大周在田税等赋税方面定的比率是非常低的,再加上有前朝相对比,更显得大周天子爱民如子。
而和祁元询记忆中对应的历史发展也证明,大周的异界同位体的历代皇帝,基本上为了彰显自己的仁政,没有几个会去加税的,以至于赋税变得越来越低。
当然了,田税本来就收不上多少钱,减免农民赋税也能减少流民,名利双收双收,是件好事儿,祁元询一点意见都没有。
但是商业税也定的那么低,那就不太美妙了。
祁元询前世记忆里的那个朝代,最后的崩溃就是因为没钱。
不算后续意外的话,除了各种天灾,最直接的人祸来源于一场为了省钱而进行的裁员。
而后代皇帝的没钱,追根究底还是朝廷对文人在税务方面有许多优待,使得隐户、连田愈发增多,朝廷本身收取的税收又太少。
就拿大周现在举例,农业税已经很低了,按理来说,其他的税收更应该从商业税那里找补回来。
可是大周开国的时候,连铜钱都很少铸,只能发行宝钞,所以在商业税方面,为了鼓励社会生产,保证大周市面上的金钱流通,以及百姓的生产生活,商业税定的也不高。
商业是非常赚钱的。
赵宋年年给其他国家岁贡,却依旧繁华到令人叹为观止的程度,其商业之繁华以及与朝廷的商业税收功不可没。
赵宋的商业业务流通到了海外,而承袭前朝的基础,大周本身与其他国家的交往交流也非常便捷。
为什么大周不像赵宋那么有钱?
说到底还是朝廷的税收的低了。
如果说收农业税还要担心群臣进言的话,那么收商业税,这个时期,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担忧了。
宣武朝的强力反贪,以及乾圣朝天子偏重于勋贵武臣,大周现在的朝臣还没有和各地的大商人结成一道道的网,商人在朝廷中还没有代言人。
商业税要多收,但是呢,又不能太打击商人的活动积极性,赚还是要让他们赚的,这个度就得把控好。
于是,这又回到了钱币问题上,宝钞在商业流通方面是起到了比较积极的作用的,祁元询想要发行钱币、减发宝钞,保持宝钞的购买力,同时再开通宝钞与钱币的兑换。
那么在宝钞之外,银作为贵金属,祁元询想着是否也试行一下制成钱币呢?
只不过,银制钱币,是用他的年号呢,还是用他的写意人像呢?又或者,直接用大周国号?
唉,这可真是令人烦恼呀!
第92章 制钱
文华殿中御案上; 足足摆有三盘的钱币,皆为朝廷欲发行的金、银、铜制钱样币。
相比于此前未有的金银币,自然是铜钱的制钱最规范; 金银制钱则分别定了几种样板请新帝示下。
相比于纯粹用作赏人的金、银瓜子等; 还是直接做成钱币更适合金银流通。
宝钞的使用在未来资金储备足够的情况下可以开口子,但是在现在; 实在是不宜再发行过多宝钞了。
出于人身安全的需要; 祁元询还是没有命人在钱币上铸上他的模样,而是加以文字以及从铜钱制作中引申出来的工艺; 以作朝廷制钱的防伪标志。
金、银币的推行是试行; 而朝廷在这方面的准备; 除了模具以外,自然也要用一定量的金、银来做原材料。
国库出了钱,专供天子的内库也出了一部分的金银。
只不过祁元询可不想让内库、国库不加区分; 导致子孙后代从国库中随意支取钱财; 或者大臣们哭穷; 国库没钱了让皇帝自己从内库里出钱贴补。
所以国库是支取了一部分的其他财货等价交换了这批金、银的。
除此以外,金、银的来源就是藩国进贡了; 其中,代藩的仅剩力量出力不少。
有锦衣卫在,祁元询对这一支的动向很清楚; 更何况; 有太上皇后和皇后的仇在,他们家不会善罢甘休的。
可是这并不妨碍他接受代藩给的“赔偿”。
代藩原本搜刮的民脂民膏; 当然是不能带走的; 所以代藩送来京师的这一批金银; 都是他们被赶出大同; 出发之后的“收获”。
来源嘛,祁元询已经心中有数了,只不过,这件事没有发生在国内,而是代藩一众启程离国之后才发生的,是以他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在正式圈定了制钱样式、开炉铸钱之后,确定景熙元年开年便发行新版制钱。
在这样的喜气中,景熙元年,正式到来了。
在兴庆宫宫殿群原有的延展设施基础上,宫中又紧急加修了奉太后居住的永寿宫,彼此距离极近,宫殿群部分合用,且皆离乾清、坤宁二宫不远。
在启用新年号之前,宫殿已经举行过迁宫仪式,帝后移居乾清宫、坤宁宫,太上皇和太上皇后也正式入住兴庆宫、永寿宫。
新帝改元首年之正旦,近支宗藩、属国臣僚等,尽皆入京相贺,没能入京的,也循例上了贺表。
在这样的热闹中,祁元询虽然累,心中仍是开怀。
他生的时候好,父皇又是位明君,给他留下了个好底子,能让他一展宏图,眼前这样的盛况,恰是好兆头,难道还不让他开怀吗?
在这样的欢欣下,过完年之后开始处理公务他都有劲儿了很多。
朝鲜国王李芳远为了显示对新帝登基的重视,遣派来朝贺的正使是他的嫡长子,也是经过大周册封的王世子。
李芳远本人虽然妃嫔众多,子嗣繁盛,但是在继承人方面还是拎得清的,受重视的都是嫡子,而且早早地将嫡长子请封为了王世子。
朝鲜一贯恭谨,而作为朝鲜反面例子的安南,变成交趾省也已经许多年了。
现在还在交趾省有封邑的安南前朝宗胤,作为大周展示出来的样板,自然也来朝贺,为新皇庆。
日本国就乱了一些,前些年常常一年便来访数批使团——然而号称使团,实际也不过是商团而已,有些是地方大名与豪商共同打着名头出访的,真正由幕府所派的并无几人——只不过念在其国又生乱的份上,大周这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罢了。
说起日本国的事情,和大周的册封还有些关系。
当年太上皇乾圣帝受高皇帝禅登基之后,各国皆有使者派遣来朝贺,日本国幕府将军派遣的使者,遵循其主的想法,打着“源道义”的名头请受封日本国王,只不过被祁元询摆了一道,让其权知日本国事。
日本国内对勘合贸易的钱财流通自然很眼热,然而源道义——也就是足利义满——这位将军想要以上国册封的名头更深程度地插手日本皇权,甚至于取皇室而代之的想法,却一直很难实现。
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一招,中原大地上千年前就有人玩过了,日本国皇室再怎么“万世一系”,在延续过程中再怎么沦为傀儡,在名义上到底还是地位最为尊崇的。
对于足利氏的将军来说,能够有更进一步的可能,未必不能尝试一番。
更何况,日本国在南北分裂之后才短暂地恢复了统一,然而不管是其国皇室还是幕府,在实际上对于地方的控制仍是相当薄弱,这就是分封制的缺陷所在。
当幕府将军有像前代镰仓幕府一般被取代的可能的时候,取代皇室成为“万世一系”的继承人,便大有可为了。
这位将军玩了好几手让祁元询叹为观止的骚操作,其中包括将自己的子嗣分别“过继”给南北两朝的正统国王为子嗣,同时又为自家子女和皇室子女主婚。
日本国的王室号称“万世一系”,其国的诸多贵族,有许多便是皇室臣籍下降后分流发展出来的后裔。
足利氏便源自于清和源氏,可以追溯至日本国的清和天皇,即便无论按照哪个国家的传统,这样的偏远分支想要取代主支嫡系号令所有的支脉,都像是天方夜谭一般荒诞,但若是真的事有可为,指不定也会成为昭告天下之时,合适的理由。
乾圣四年的时候,日本国内便出现了“天皇”退位。
王位开始更替之后,便是一阵令人眼花缭乱的操作,日本王位上坐着的不知换了几个人,然后,终于换到了足利将军之子的身上,下一步便是由他们家这一系逐渐蚕食皇室的过程了,讲道理,这波操作,换到中原,只能说是掩耳盗铃。
不过真的要是中原这种“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情况,也不至于兜了这么一大圈。
而日本国王位的“万世一系”这时候又起了作用,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像汉末的时候,仍有无数忠臣孝子妄图挽救汉室一般,日本国内现在只能说很乱,表面微乱、实则暗潮汹涌。
原本日本国游离于中原之外、被前朝攻伐的一点,便是他们不愿意再加入朝贡中原的行列之中,无论足利将军是为了日本国王之位的上国册封,还是朝贡之后被大周允许贸易而产生的巨大的交易利润,都让他无法再游离于大周之外。
日本国内的光幕,甚至还显示过其人未曾真正取代日本王室、在后世因开放贸易、主动朝贡而被呼为“卖&国&贼”的信息。
凡此种种,都让日本国的幕府一方,愈发的向大周靠近。
因此,在景熙元年,新帝正旦庆贺时,日本使团携带的礼物之重,远胜朝鲜国。
而要知道,朝鲜国可是大周的忠实舔狗,平时逢年过年便要殷勤献礼,更何况是新帝登基后的首年元旦,新帝登基恰逢上皇禅让,怎么送礼是门学问,太过超格,恐怕会惹得太上皇不快,可是,若是在改元后的正旦送,就没有这样的烦恼了。
这么好的一个表现机会,纵然朝鲜国常常哭穷卖惨,也不会放弃送礼表忠心的。
若不是担忧惹怒皇后及皇太子,听说他们连贡女都准备好了,不过现在也不晚,据说他们就等着这回使团探听完了口风再上表呢。
朝鲜国殷勤至此,平日里一直和大周不咸不淡的日本国,此番竟送如此大礼,怎么看怎么有几分不对劲。
但是只要他们不一开始就找不痛快,那具体有何求,祁元询都可以心平气和地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