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关何处-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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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关何处》
作者：土家野夫
文案：
在野夫的笔下，母亲、外婆、大伯、瞎子哥等亲朋好友，仿佛就这么站在你面前，将他们的故事幽幽道来。除了能读到他们个人或悲惨或传奇的经历，你还会看到这几十年来大背景下的变革和变迁。
许多年来，我问过无数人的故乡何在，大多都不知所云。故乡于很多人来说，是必须要扔掉的裹脚布；仿佛不遗忘，他们便难以飞得更高走得更远。而我，若干年来却像一个遗老，总是沉浸在往事的泥淖中，在诗酒猖狂之余，常常失魂落魄地站成了一段乡愁。
序 尘世中的挽歌/章诒和
2008年的年初，我和一个从事出版业的朋友相约在建国门友谊商店里的星巴克咖啡店碰面。寒暄几句，朋友说：“愚姐，建议你看看野夫的散文，看几篇就行，你肯定喜欢。”
我们各自喝完饮料，聊了几句，随即分手。
翌日下午，我打去电话，说：“你推荐的文章，让我一夜无睡，让我痛哭流涕……我要认识那个叫野夫的人。”
五月中旬，四川发生大地震。下旬，我在北京见到了野夫。他个子中等，岁数中年，相貌中平，举止介乎文人、工人之间。不顾在座的其他朋友，我一把将他拉到自己身边，高声道：“我是你的粉丝！”他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见茶几上摆放着四川受灾的图片，我问：“你去四川抗震救灾了？”
答：“是的。我这次到北京是为募集救灾款。”
原来这年春天，野夫去四川德陽市罗江县的农村搞社会调查，恰遇地震。他见损失惨重，决定留下来参与救灾。图片是他拍的，图片上的文字是他写的。从几句简单的介绍里，我知道了他的辛苦和能力、仁慈与悲悯。野夫不同于我，他不仅是写者，还是行者。
果然，他主持了一个几百人的演讲会，介绍灾区的真实境况。之后，他为罗江募集了近二百万元现金，成立了一个罗江县精神重建基金会。再后来，组织灾区农民开展精神重建活动，搞基层民主建设实验。野夫还培训当地农民自编、自演、自导电视短剧。片子完成，拿到县电视台播出，百姓们高兴；拿到外面，即在国际传媒大会（2008年杭州）上获得抗震救灾纪实片一等奖。最近，他告诉我：自己之所以去农村深入调研，做些实际工作，是准备写一部书《大地生民——中国基层政权运作现状的观察与忧思》。他说，这是一部社会学意义上的田野调查报告，而非报告文学之类的玩意儿。野夫不同于我，他不仅是行者，他还是思想者。能做他的粉丝，我很得意。
野夫，土家人，重感情，硬汉子。九个字的概括，注定其人生艰辛且曲折。十六岁年纪，给女同学写情书被告发，天天检查，学校罚站，父母责打，野夫以死相拼。自杀未遂，醒来后写下血书：不考上武大此生誓不为人。他是鄂西土生土长，视武汉大学为教育圣地。1986年，因“地下写作”的名分，令武大中文系系主任青眼相加。大学毕业后，野夫来到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政治处工作，本可以科员、科长、副处地拾阶而上，过着好日子。但人生拐点发生在1989年。1990年他脱下警服穿上了囚衣，被判处六年徒刑。服刑期间，父亲患癌症去世；出狱之后，母亲投江自杀。1996年正月，野夫独自来到北京。
现在已无人为重大的历史挫折而焦忧，眼下最揪心的事是挣钱、买房、就业、就医、留学。这能怪谁呢？我是很悲观的！所幸在悲观中我认识了野夫，所幸还有像野夫这样的人，在社会底层默默做事，苦苦寻觅。他这样的人也许象征着未来，寄托着希望。
今天，当我们的文人艺术家都争做“圣洁天使”的时候，野夫的文字却来扮演魔鬼，发出凌厉的声和另类的光。这是当今尘世中的挽歌。我不觉得他是在写作，他在跟我说话，也是独自沉吟。笔下那些砍断骨头连着筋的血亲，是怎样被一节一寸地搅碎榨干；那些美妙温软的情感，是怎样被一阵一阵的风雨冲光刮净——我读到的是他的心，看到的是他的泪。那独立之姿，清正之气，令我心生庄严。
如果说诗歌是面对天空的话，那么散文就是面对大地了。野夫的作品正是由哭泣的大地孕育出来的。微风漾水，淡霭凄林，有着很丰富的人生意味。他的写法，很传统。我说的传统是指他的胸襟、意绪、文思以及相对应的句式、布局和节奏。每一篇，都像块状物那般结实。情感浓烈，但有控制。文字朴素，又带着优雅。对人的描写采用线性白描法，对事物的思考也是东方式的，围绕着主脉一路探究、追述下去。作品是简单里有复杂；文字是平实中有华采。中国文学传统深厚，而非落后。能继承下来，真是要下些工夫的！
我以为：作品达到什么档次，就要看作者心灵是个啥档次了。因为心灵就在文字的后面！野夫的心灵就在文字的后面。
1．江上的母亲——母亲失踪十年祭
一
这是一篇萦怀于心而又一直不敢动笔的文章。是心中绷得太紧以至于怕轻轻一抚就砉然断裂的弦丝。却又恍若巨石在喉，耿耿于无数个不眠之夜，在黑暗中撕心裂肺，似乎只需默默一念，便足以砸碎我寄命尘世这一点点虚妄的自足。
又是江南飞霜的时节了，秋水生凉，寒气渐沉。整整十年了，身寄北国的我仍是不敢重回那一段冰冷的水域，不敢也不欲去想象我投江失踪的母亲，至今仍暴尸于哪一片月光下……
二
从母亲到晚年仍保持的决绝个性里，我相信她成为“右派”是一件必然的事。这样说并非基于纯粹的宿命观，而是指她诞生之初，血质里就被刻上了她父亲的烙印。她一生都在努力企图剪断她与那个“国军”将领的血缘联系，却终归徒劳无获。
我外祖母是江汉平原的大家闺秀，其父在民初留学扶桑八年，归国赴任甘肃省高法院长前，决定与天门望族刘家结为姻亲——那时的刘家三少爷（我外祖父）正成为黄埔八期的士官生，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在可能存在过的短暂幸福之后，作为战祸频仍年代的军人之妻，外祖母便带着我的母亲步入了她的孤独一生。
抗战爆发，外祖父撤退西南。刘家太爷故世，大宅日见凋敝。该地区又是各派军队拉锯争夺之地，无论哪一部短暂占领，徒具虚名的刘宅便成为征集粮饷的目标。外祖母带着我少年的母亲东躲西藏，饱受乱离之苦。最后因怕女儿受辱，外婆只好托乡里客商将我母亲带到湘西伯父家避祸。母亲在那里识尽炎凉，像一个女仆般做工求学。
三
日本投降当年，母亲独自踏上还乡寻母的艰难路程。当她找到捡棉花纺线度日的外婆时，劫后重逢的泪水湿透了她们的褴褛衣裳。次年，乡人传言外祖父衣锦还乡，授衔少将驻节武汉。母亲来到省城寻父，等待她的却是晴天霹雳——外祖父不信他的妻女还能侥幸存活，已经重新娶妻生子了。而且他隐瞒了婚史，因此不敢相认。
悲愤的母亲闯进了他父亲的一场盛大酒会，一时舆论大哗，外祖父回乡逼迫外婆离婚，从此父女反目，我母亲坚决改名换姓，以示恩断义绝。
天道往还，1948年，节节败退的外祖父奉命移师恩施，赴任途中被伏击，流弹洞穿了他壮年的胸脯——而最后为他扶柩理丧的竟是我终身寡居的外婆。
武汉次年易帜，革命大学招生，母亲投考，结业后竟又鬼使神差地被分往恩施剿匪土改——踏上了她父亲送命的路途。在这条充满险恶的山路上，她与我父亲邂逅相逢。一个平原遭遗弃的将门孤女，一个山中破落的土司遗孑，在那个伟大动荡的时代，偶然而又必然地结合了，并从此扎根深山。
四
外婆早已原谅了她的丈夫，母亲却永远在仇恨她的父亲。她无法在现实中去惩罚他，便极力在精神上去满足一种虚构的报复——改名换姓，不承认有此父亲，甚至不允许外婆去原谅。
然而这种背叛只能停留在自我泄愤的地步，因为这个政党曾一度很在意个人的血统以研究其阶级属性。在她报考革命大学那天起，她就要面对无数张表格。她总是试图说明她是她父亲那个阶级的弃婴，她和她母亲属于苦难平民。然而表格却限制了她的声辩，同时还作为一张早有预谋的标签贴上了她的面庞。
20世纪流行一个充满杀机的词叫“历史不清”，母亲被这个语词压迫得痛不欲生。当任何一个批判她的人诘问——你是不是军阀女儿，她就仿佛陷入一个悖论。她比别人还恨她的父亲，却又偏被他们视为同一个敌人。她觉得这个父亲不仅在生前遗弃了她，还在死后长久地陷害着她，她完全无力跳出这一血缘的魔沼。
1957年的母亲正当而立之年，这个来自遥远省城的女人，试图把她的教养植入那个土家山寨。其直率和刚烈却往往好心换来敌意，她对党的意见和她的出身被联系在一起时，只能戴上“右派”的高帽接受工人的监督改造。20年后终于彻底平反时，母亲已老去，所有曾经蒙受的屈辱和伤害不知向谁讨还。划处和平反都是一张纸，她深感前者重如泰山而后者却轻于鸿毛。
五
“文革”开始时，父亲作为矿长很快被打倒，母亲微薄的工资要维持全家的生活，那时她是小镇供销社可以双手打算盘的会计。外婆陪着失学的大姐重返平原插队务农，二姐当了矿工，父亲病危在武汉住院，十岁的我也肺结核穿孔而命若悬丝，我们家一分四处进入了生命中最艰危的岁月。攻击母亲的大字报依旧贴满门窗，频繁的抄家连缝纫机头也被拎走，母亲带着我忍辱负重地在小镇访医求药，她不能垮，她要拉扯着这个破碎的家一个不少地走进那渺茫的明天。
一次她带我到县城看病，回来时求熟人找了个便车，司机走出城后竟威逼我们从车厢下来，一生不低头的母亲为了我哀婉乞求，她看着扬尘而去的汽车悲愤难耐，又不愿让儿子看到一个母亲的窘迫和尴尬，只好将泪水默默吞下。她永远不理解人世间的恶竟至如此，人性何以被一个时代扭曲得如此不堪。
我小学毕业后，学校又以我有传染病为由不录取我上初中，我开始了短暂的少年樵夫岁月。当我在夕陽下挑着柴火蹒跚而归时，多能远远看见下班后又来接我的母亲，那时她已见憔悴了，乱发在风中飘飞，有谁曾知她的高贵？两个姐姐都已失学，她再不能让我沉沦泥涂。她不得不去求文教站站长，终于使我得以入学。
六
母亲终于带着全家迎来了1978年。父亲升迁，她获平反，大姐招工，我考上大学，外婆又回到我们身边。这时的母亲总算有了笑颜，她相信善良总有好报。即使那些迫害过他们的人也来我家走动，她依旧不假辞色。
1983年外婆辞世，1985年父母离休，1987年父亲患癌，1989年我辞去警职，随后入狱，母亲又开始了她的忧患余生。
父亲总想等到儿子重见天日，因此不得不承受每年动一两次手术的巨大痛苦。他身上的器官被一点点割去，只有那求生的意志仍在顽强茁生。真正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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