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反腐经历-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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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受益者群体构成了一座尖耸的金字塔：在埃尔夫案中，三位主要领导人聚敛的财富相当于被挪用资金总额的3/4，25亿法郎的可疑资金中有20亿是他们三人处理掉的。数字本身就说明了问题。剩下的钱都被用于向外国元首（总数不超过10人）行贿，而且是平均分配——由于外国元首享有豁免权，我们无法对他们进行调查。如果以埃尔夫案为标准来对其他敏感行业的腐败情况进行一下估算，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与法国实力相当的国家所构建的腐败圈子通常会涉及上百个国家以及二三百位外国领导人。
许多外国同行都告诉我应该着重关注侵吞挪用公款的问题。亚洲发展银行的一位领导曾给我讲过这样一件事：当哈萨克斯坦面临财政危机的时候，哈萨克斯坦总统转眼间就将不少于十亿美元的资金调到了国外，而这一切都是通过国外的一个基金进行的——当时，根本就没有人注意到这个基金的存在。同样，尼日利亚总统阿巴查挪用的资金高达40亿美元，相当于尼日利亚年教育预算的8倍。
第五部分第47节 症结所在（3）
以军火贸易为例这是另外一个敏感的，有必要“进行调查”的行业。调查虽然简短粗略，但足以让人了解该行业中灰色资金的庞大规模。每个人都知道，军火是世界上最昂贵的商品，它与高科技、超精细材料以及特种经济密切相关。拥有拉加代尔公司、达索公司、汤姆森公司、陆军武器工业集团的法国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军火出口国之一。
在埃尔夫案的预审过程中，数位证人都提到了军火行业高额的佣金回扣率（20％至40％）。洛伊克。勒弗洛什—普里让曾在自己的书中公开说道：“我知道，军火行业的平均佣金率可以达到25％，而石油产业的平均佣金率只有可怜的2。5％。”（见洛伊克。勒弗洛什—普里让所著的《埃尔夫案，国家之案》第34页，南方研究出版社2001年出版。）美国中央情报局一份关于东欧国家的报告指出，军火行业的平均佣金率为10％（这些数字通常都是可以接受的。据皮埃尔。阿布拉莫维奇称，“军火贸易的佣金率一般是5％到6％，但在发达国家能够达到20％到30％，甚至40％。”）。1997年当法国和印度尼西亚进行装甲坦克贸易时，陆军武器工业集团的一份正式文件（当时，该公司的一名雇员和领导层发生了争执，在劳资调解委员会出面进行协调的时候，公司方面出具了这份文件）确定的佣金率为32％（见1999年5月26日的《鸭鸣报》。）。这些数字表明，根据产品的敏感程度和买主的差异，协定的“腐败金额”通常是合同总额的10％到40％。这笔钱被公开地支付给那些中间人或外国元首，以便占有某个市场。有关埃尔夫案的调查表明，这些佣金中的相当一部分又会流回公司，它们或者进入公司主要领导的个人账户，或者进入公司内部的“黑色小金库”。法国水泥公司的总裁也曾跟我说起过这些事情。在这些行业中，这样的现象肯定不可能消失殆尽，更何况这些行业还受到秘密的保护。
从1991年到1999年间，法国官方军火年平均贸易额高达56。1亿欧元（370亿法郎）。如果平均佣金率为20％，那每年就有11。2亿欧元（74亿法郎）的公共资金被吞噬。如果平均佣金率为40％，那就意味着军火行业每年要产生22。4亿欧元（147亿法郎）的黑钱（如果我们想更加详细地了解这个问题，只需关注一下当时法国最大的四个军火贸易伙伴就可以了：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共购进635亿法郎的军火）、沙特阿拉伯（532亿法郎）、叙利亚（127亿法郎）和巴基斯坦（33亿法郎）。如果把佣金率定在30％（这个比率已经很低了），根据这四个国家的贸易量，九年内产生的黑钱金额就超过了60亿欧元（398亿法郎），相当于每年6。75亿欧元（44。2亿法郎）……这才仅仅是四个贸易伙伴啊！）。
由此看来，仅仅一个军火行业每年产生的黑钱数额就抵得上3到7桩埃尔夫案，而这些钱就这么在百慕大三角似的“避税天堂”中消失了。
至关重要的赌注埃尔夫案已经让许多不法行为大白于天下。我们没有理由相信，那些石油生产国或矿产国的当权政府，或是那些建筑（如布伊格公共工程集团）、军火和石油行业巨头的领导班子能够奇迹般地出淤泥而不染。高层腐败已经浸透了国家政权各个要害。在法国前16强的企业中，有10家都和敏感行业——那里的腐败现象已是司空见惯——有关：道达尔公司，维旺迪环境公司，布伊格建筑公司，维西建筑公司，空中客车公司（见《发展》月刊2002年排名榜。）……然而，这个事实却很少被直接提及，更何况大多数的国家媒体都隶属于这些集团，它们既不会去引发公众的好奇心，也不会去挑起争论。法国电视1台属于布伊格集团，《费加罗报》和《快报》属于达索集团，而欧洲1台、《巴黎竞赛画报》以及大部分出版社则都属于拉加代尔集团。
不管怎么说，和高层腐败作斗争始终是我们的主要目标。首先，我们应该奉行实用主义：控制一批身份明确的人总比破获一个黑手党集团或捣毁一个地下经济体要容易得多。但更深层的问题是，那些政界和商界的领导人始终拥有一种逍遥法外的特权，他们利用这种特权去保护那些全球化的“黑匣子”（海外企业、不法行业的融资市场、洗钱天堂以及不受监控的国际票据交换所），而这些“黑匣子”又反过来为他们的贪污“硕果”提供藏身之地，并为国际间的非法贸易和集团犯罪提供便利。
这才是症结所在。
第五部分第48节 串通勾结的资本主义（1）
“夫人，您把百万和十亿搞混了吧？”（译注：在法文中，百万（million）和十亿（millard）都以“m”开头，容易混淆。）
反驳是尖刻的，目光是轻蔑的，微笑是傲慢的。其实，对我说这话的同事——一位奥地利大法官——对腐败行为也是深恶痛绝。当时，我们正在维也纳出席一个有关国际反腐败公约的讨论会，当我跟这位法官谈起尼日利亚前总统萨尼。阿巴查的所作所为（他通过虚设企业的方式，并借助美国、瑞士和英国几家银行的帮忙疯狂侵吞了40多亿美元，在他倒台之后，这笔钱已经被司法机关冻结（尼日利亚总统设立的虚假公司将相当部分的不法资金都存放在了瑞士。2000年9月，瑞士的银行监察机构对瑞士信贷银行、法国东方汇理农业信贷银行和伦敦花旗银行提出了质疑：该机构认为，这名尼日利亚独裁者放在瑞士的资金中有59％都是通过上述几家银行转过来的。（见2000年10月的《经济周期》杂志）））时，他作出了上述反应。
他的怀疑并不是假装的。
他无法相信这是真的。
但他错了。
曾几何时，我们也和他一样。在埃尔夫案的预审过程中，随着委托调查的结果（它们详细描述了非法资金的流动情况）陆续从瑞士、列支敦士登和卢森堡送到法国，我们也不得不将涉案金额的估算数量级由“百万”提升到“十亿”……高层腐败的事实状况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它们可能会使人昏厥，甚至让人惊恐万分。
在1989年到1993年三年间，埃尔夫公司被挪用的资金总额高达3亿欧元。在这笔表面上被挪用的资金之外，我们还发现了一个叫做“定金制度”的东西：每买卖一桶石油就会产生40欧分的不法提成，也就是说，每年有超过1。5亿欧元的资金会流进了西非国家领导人的腰包。这个数目差不多能抵上一家大型上市公司的年净利润了。在调查了安然公司的账目之后，证券交易委员会（美国股票市场的管理机构）的一位领导这样描述了自己世界观发生的剧烈变化：“既然安然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用这样的方式把账目隐藏起来，其他公司为什么就不会这么做呢？”（见2002年2月10日的《纽约时报》。）
提出问题的同时，我们已经给出了答案。
两个彼此对立的世界正同时存在着：一个世界是体面、文明而才能卓越的，这里的精英们不会为任何东西低下自己高贵的头颅；另一个世界则要简单许多，它的主题只有两个字：犯罪。
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双层的抽屉（在米兰检察院的授意之下，财务监察部门对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控股的意大利金融投资集团的账目进行了核查，当时的核查报告就是对这种双重性的很好反映。事实上，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还发现了一个由64家企业组成的“金融投资集团B”，这些企业的总部都设在“避税天堂”，如英国的维尔京群岛、巴哈马群岛、泽西岛以及卢森堡……该集团负责管理这些企业的律师大卫。米尔斯解释道：“为了让它们和金融投资集团的关系不为人知，这些公司既不能现身，又不能将它们的账目和集团合并。”）。
第五部分第49节 串通勾结的资本主义（2）
令人震惊的同谋当一个独裁政权瓦解而他的领导人不再享有豁免权时，令人震惊的腐败行径便会浮出水面：刚果的蒙博旺。塞塞•；塞科——40至100亿美元；菲律宾的费迪南德。马科斯——50亿美元，其中20亿美元已被政府追回；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400亿美元；萨达姆。侯赛因——50至100亿美元（根据美国记者露茜。科里萨的报道，“美国人正在追查这笔落入萨达姆。侯赛因腰包的巨款，其数额估计达数十亿美元。在过去的数年间，萨达姆手下的那些专家们为他构建了一个错综复杂的，由众多虚假企业和秘密银行账户（它们都位于瑞士、列支敦士登和巴拿马）组成的网络。现在，我们正在慢慢地将它梳理出来”。（见其2003年5月的文章《洗钱书》））……每次面对这样的行为，我们都希望它只是一种个人的疯狂之举。
然而，这些数字不仅与埃尔夫案中可能被挪用的资金数额处于同一个数量级，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对安哥拉进行的官方调查结果也是非常之协调。中情局的调查表明，安哥拉的石油公司每年的纳税申报额和安哥拉政府财政账目上的实际收入（见2002年10月26日的《经济学家》。）存在着大约10亿美元的缺口。这个数目就是对被侵吞挪用资金数额的最保守估算。正如埃尔夫公司的前领导在轻罪法庭上承认的那样，所有的这一切，包括尼日利亚的阿巴查案和秘鲁的藤森案，都可以成为衡量每天消失在“腐败黑洞”里的资金数额的尺度。
不过，这些钱并没有藏在贝鲁特或瑙鲁某个不为我们所知的可疑机构里。很早以前，高层腐败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