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学概论(第4版)-第6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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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新闻的舆论监督有利于加强党和人民联系、密切党群关系。党、政府内的腐败行为和不正之风，严重败坏了党的信誉，损害党和群众鱼水相依的关系，是经济建设的巨大障碍。这些问题当然不能光靠新闻媒介来解决，但运用新闻媒介公开加以揭露，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不但有助于问题的解决，还使人民群众看到党对人民的关心，看到党在真心实意为人民谋幸福，看到党和人民是心连心的，党在人民心目中的威信就会大大提高，人民对党更加信任。
第四，新闻的舆论监督体现了我国新闻媒介的根本宗旨，是衡量新闻事业党性的一个尺度。对于我们新闻工作来说，是否敢于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否敢于公开揭露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人和事，这是衡量新闻事业党性强弱的一个尺度。正如《中共中央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1954年7月17日中央政治局通过）所指出的：
各级党委要经常注意，把报纸是否充分地开展了批评、批评是否正确和干部是否热烈欢迎并坚决保护劳动人民自下而上的批评，作为衡量报纸的党性、衡量党内民主生活和党委领导强弱的尺度……
为什么这是个党性问题呢？因为这涉及党的新闻事业是不是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是不是捍卫党和人民利益的问题。如果党的新闻事业对于破坏党的基本路线、基本政策的行为听之任之，对于严重败坏党的信誉的不正之风和腐败行为不问不管，对于人们切肤之痛的事情不理不睬，我们的新闻事业还称得上什么党和人民的新闻事业？人民群众把新闻媒介能不能坚持舆论监督，作为衡量新闻媒介能不能代表人民说话、是不是党和人民的新闻媒介的一个尺度，是完全正确的。
实践表明，凡是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新闻机构，就有战斗力，就能受到群众的欢迎。凡是很少反映群众的呼声和意见、很少开展批评或只是不痛不痒的批评、做做表面文章的，这样的新闻机构总是没有生气，不受群众欢迎。1997年、1998年两年内，全国收视率最高的电视节目之一是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全国报纸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之一是《南方周末》。尤其《焦点访谈》，群众欢迎，中央领导也爱看。原因就在于它们抓住中央和广大群众关心的重大问题开展舆论监督，敢于揭露、批评危害经济建设、侵犯群众利益、歪曲中央方针政策的腐败行为和不正之风，敢碰“硬”的，敢抓大的。
二、我国新闻媒介开展舆论监督的性质、特点
在我国，新闻媒介开展舆论监督的出发点是非常明确的：保证中央的政令畅通，维护国家、人民的利益。舆论监督的战斗锋芒除了针对极少数敌对分子和不法之徒外，绝大多数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新的团结，绝不是为了整人，把人批倒批臭。
它和林彪、“四人帮”所掀起的“大批判”性质根本不同。“大批判”把矛头指向革命干部和群众，实质上是封建法西斯主义专政。这种大批判运动以把人打倒、搞垮、“永世不得翻身”为目的，无中生有地罗织罪名，断章取义地篡改原作，无限上纲，打棍子、扣帽子，在报上一点名就等于宣布政治上的死刑。这种大批判造成全国成千上万件冤假错案，且株连所及，牵累几千万人民群众。这是我国党报史上最黑暗、也是最令人痛心的10年。
它和西方社会的“揭丑报道”性质不同。在西方，新闻工具以揭露“黑暗面”为其主要的使命，这就是所谓“揭丑”报道。西方的“揭丑”报道始于19世纪70年代的美国。在开始时，集中揭露官吏贪污丑闻、财阀与官吏狼狈为奸的黑幕，有一定的进步作用。有一段时期，这种“揭丑”报道成为各财团、各政党、各派政治力量之间勾心斗角的前台表现；报纸也借“揭丑”作为招牌，来吸引读者，扩大销路。这种揭丑许多是资产阶级内部鱼死网破的斗争，以搞倒搞臭对手才罢休。当然，我们不能否认，他们的有些揭丑报道确能起到正面的作用，如对“水门事件”、克林顿的“性丑闻”揭露等。
它和旧中国报纸上的所谓“黑幕新闻”的性质也不同。“黑幕新闻”始于1916年上海的《时事新报》的专栏“上海黑幕”，揭露政界、商行、军界的所谓阴暗面，一时吸引不少读者，不少报纸也纷纷开辟这种专栏。实际上，这些材料不过是不加批判地记录各种犯罪作恶材料，或者是各个政治派别、流氓集团收买报纸、记者，利用报纸相互攻讦。鲁迅一针见血地说过，这些文章“丑诋私敌，等于谤书；又或有谩骂之志，而无抒写之才”【50】。
对于这种以小集团的政治私利为目的的“大批判”、“揭丑”，我们都应加以摈弃，绝对不能把党报的批评搞成资产阶级报纸上那种“内幕秘闻”、“暴露作品”、“谴责小说”。
与其他形式相比，我国新闻媒介的公开揭露、批评具有一系列的特点。
1．权威性
由于我国的新闻事业绝大多数是各级党组织领导的，尤其是党委机关报，干部、群众习惯上把报纸、广播、电视台当作党的声音的来源。正由于党在人民心目中的崇高威望，报纸、电台和电视台的批评具有很大的权威性。每一个问题被公开批评以后，总会引起有关部门、社会上的高度重视，迅速做出反应。这不像西方的新闻媒介，往往代表一家新闻媒介或个人的看法，对于报、台的揭露，有关部门或当事人有时可以置若罔闻，你批你的，我干我的。
2．典型性
由于新闻媒介面向社会，新闻媒介所揭露、批评的问题就应该有一定的代表性，要直接关系到党和人民的切身利益，从而引起社会的广泛注意；要对社会有普遍的教育意义，从而引起人们的警觉，推动实际工作。不能事无巨细，样样拿到新闻媒介上来。报纸的版面有限，广播、电视的时间有限，现实生活中出现许多令人不能满意的事情，绝大多数只能通过其他途径来解决，新闻媒介只能选择带有普遍意义的典型事例来公开批评。
3．紧迫性
新闻媒介所揭露、批评的问题，都应该和当前的工作、生产、人民生活有密切关系，“火烧眉毛”，非要立即下决心解决不可。
4．重视社会效果
从有利于矛盾的转化，有利于问题的解决出发，着眼于提高人们的认识和觉悟。
三、开展新闻舆论监督的基本原则
在20世纪50年代，为了搞好新闻媒介的批评报道，毛泽东同志提出“报纸上的批评，要实行‘开、好、管’的三字方针，开——开展批评，好——开展得好，管——党委把报纸上的批评管起来”。党中央先后规定了一些基本原则，这是保证正确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准则。在贯彻这些方针和基本原则中，各新闻单位也积累了一些经验教训。
1．从有利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坚持正确的揭露批评
对于这一点，1950年《中共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中说得很清楚。
我们所提倡的批评，乃是人民群众（首先是工人农民）以促进和巩固国家建设事业为目的、有原则性有建设性的、与人为善的批评，而不是为着反对人民民主制度和共同纲领、为着破坏纪律和领导、为着打击人民群众前进的信心和热情，造成悲观失望情绪和散漫分裂状态的那种破坏性的批评。
怎样才能坚持正确的批评呢？
首先得区分情况，用不同的方法对待不同性质的问题。1954年《中共中央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指出：
在报纸上进行批评的时候，还应当区别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方针：对典型的坏人和对那些犯有严重错误而且坚持不改正错误的分子，不只是应该进行批评，而且要进行无情的斗争，给以严重的打击和应有的制裁；而对于在工作中犯了一般性质的缺点和错误，或虽然犯了严重或比较严重的错误但是愿意改正并实行改正的同志，就应该采用同志的态度进行批评，以便大家团结起来，消灭这些缺点和错误。
2．实事求是是保证揭露批评报道成功的基础
批评必须实事求是，对新闻机构来说，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新闻传播媒介面向群众，影响广泛。报纸上的文字是白纸印黑字，难以消除；电视出现的形象，一下子就印在广大观众的脑子里；广播的传播面大，如果事实有出入，势必造成不良影响和不良后果。为此中共中央的有关决定反复强调“在报纸上发表的批评的事实必须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51】，“事实一定要核对清楚”【52】。
事实要核对清楚，不但包括主要事实和关键性情节，还包括有关的细节。为此，记者在调查过程中要耐心地听取各方面意见，包括被批评者的、反面的意见，切忌先入为主，切忌只听单方面的陈述。从多年的实践来看，新闻传播工作中无中生有、凭空捏造的批评比较少，主要的失实大多是在一些细节上。新闻记者对一些关键性的事实比较注意，而往往忽视一些细节。但细节上失实常使一些被批评者不服气。为了保证批评稿的完全真实，许多新闻单位采取“三见面”的办法，即把小样送写稿者（或见证人）、有关部门的组织、被批评者，请他们审阅，如对其中的事实有怀疑，再一次去核对。这样做，对于保证事实的准确很有好处。
实事求是，还包括对发生错误的原因所作的分析采取全面客观的态度。犯错误的原因可能涉及被批评者的思想意识、思想方法、工作作风、工作方法，以及各种客观环境和条件，是偶然失误还是一贯的必然的结果，是出于好心还是自私的动机等等。只有实事求是的分析，才能使被批评者心服口服，才有利于被批评者改正错误，并产生积极的社会效果。
为了免于陷入被动，写批评稿宁可留有一些余地，不要把话说死、说绝。有些众说纷纭、的确一时难下结论的事情，就暂时不要急于登报；倘若非写不可，就把一些主要的不同意见写上为好。
3．适时、适量、适宜，这是批评报道取得良好效果的重要一环
适时，就是批评的内容要选择适当的时机发表，特别是一些重大的批评，能够和一个时期党的中心工作或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相配合，这样可以取得更好的宣传效果。
适量，就是批评稿的数量要适当控制，不能再像过去搞政治运动那样，报上杀气腾腾，一派火药味。批评的数量不控制，也可能使人民群众产生一片黑暗的错觉。在报纸的版面上（电视画面上、电台的广播中），正面表扬和揭露阴暗的数量相比，应该以正面表扬为主。表扬先进，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