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学概论(第4版)-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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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要求。

　　四、新媒体：以互联网为依据的融合媒体

　　互联网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崛起于90年代，兴旺于新世纪。以互联网为平台，一批新媒体如电脑、手机、平板电脑、流媒体等等终端接收器陆续问世。互联网以及新媒体以其不同于上述三大传统媒体的种种特征和优越性迅猛发展，具有人类传播史上划时代的意义，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我们将在第五章详述。

　　第四节　近代汉字报纸产生的特殊性

　　几十年来，在探讨报纸起源时，有不少人提出：中国的报纸起源于古代社会的“邸报”，认为它是世界上最早的报纸。为了弄清这一问题，我们得对邸报考察一下。

　　一、邸报的称呼和内容

　　邸报，在古代各种有关记载中有不同称呼。有的以发布机关或发布地点来称呼，称邸报为“邸抄”、“朝报”、“进奏院状报”等等，意为来自邸或进奏院或来自内阁、朝廷的报告。有的以它的形状称呼，把邸报称为“条报”、“条陈”、“除目”、“报状”、“状”，意为一条一条的呈报。到明末以后，才在汇集这类报告的小册子封面上加上“京报”两字，作为统一的称呼。现存的清朝京报，长29厘米、宽13厘米，一般每期40页，黄封面，木板印刷。有的书中说邸报始于汉，但迄今没有发现明确的记载，也无实物佐证。现在有明确记载的邸报起自唐朝开元后期（公元740年前后一段时期）。唐朝的邸吏，由各地藩镇自己委派，不需要经过朝廷批准，邸吏只对各地方官负责。邸报并不由朝廷统一发布，而由邸吏自己选择，只拣与各地方长官有关的、需引起地方长官注意的材料送报。这样送往各镇的邸报内容并不相同。邸报也没有固定的发布日期，有则报之，无则不报，多则多报，少则少报。到宋朝以后，情况有了改变。邸吏，宋时改称进奏官，改由中央统一委派，当时的邸报“每日门下后省定，请给事判报，方行下都进奏院，报行天下”【9】。宋以后，邸报的阅读范围扩大，州、县一级官吏皆可阅读，同一内容的邸报要大量复制，手抄不能应付，开始出现印刷邸报。明朝后期，由政府准许的报房统一印刷京报，其材料来源是宫廷发布的皇帝谕旨、大臣奏疏以及各省驻京办事处转呈的各地奏折。明清两朝，京报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可零售，也可长期订阅，而且基本上日出一份。报房不是官方机构，政府对京报内容不负责任（如捏造谕旨、奏折，按律问罪），因此，京报不是政府的正式文件。

　　邸报的内容，历朝稍有不同，但基本内容是：皇帝的圣谕；朝廷公布的法令；大臣的奏折。现有史可查，邸报基本上没有自己采写的新闻和言论。正是在这一点上，邸报和近代报纸有根本区别，或者可以说：邸报不是报（纸）。近代报是以自己采集并向社会发布新闻为职业的。而邸报仅仅转抄政府所发布的材料，报房也仅仅是印刷工场，相当于现代的印刷厂。因此，不能把邸吏和现代的新闻记者并论，因为他们并不采访新闻；报房也不能比作现代的报社，因为它没有编辑部。

　　二、邸报的作用和读者对象

　　邸报虽然没有自己采写的新闻，但邸报在客观上起了沟通信息的作用，阅邸报者从邸报的各类内容中获取各种必要信息。皇帝的圣谕一般包括重要官员的升黜、任免、褒贬，对重大问题的决策、指示，阅读者可从中了解官场的变迁、宫廷的动态。大臣的奏折一般是就全国重大问题向皇帝提出建议、要求，在奏折中报告有关情况，提出自己的见解，阅读者可从中了解全国政治、军事、经济、民生等情况。各地方的奏折一般报告本地方的情况，向朝廷提出要求，阅读者可从中了解各地情况。阅读者了解这些情况，特别是了解与自己密切相关的情况，绝不是为了向皇帝表忠心、守臣纲、颂皇恩之用，而是为了及时采取对策。这可以从古典小说、文献中得到佐证。《红楼梦》第四回写薛蟠为霸占英莲打死张三，通过贾政等人活动，薛蟠得以逍遥法外，到九十九回“守官箴恶奴同破例，阅邸报老舅自担惊”，写到贾政任江西粮道衙门主管：

　　一日，在公馆闲座，见桌上堆着一堆字纸。贾政一一看去，见刑部一本：“为报明事，会看得金陵籍行商薛蟠……”贾政便吃惊道：“了不得！已经提本了！”随用心看下去，是“薛蟠殴伤张三身死，串嘱尸证捏供误杀一案”。贾政一拍桌道：“完了！”

　　刑部的奏本说，薛蟠不像县里所判的是过失误杀，而是故意杀人，要将薛蟠收监抵命。但邸报上所刊刑部的奏本写到“承审不实之府州县，应请……”就没有了，贾政翻遍所有邸报，都不见下文。贾政惊慌得很，因为薛蟠不仅是贾政的外甥，而且主要由于薛打死人后，“贾政因薛姨妈之托，曾托过知县；若请旨革审起来，牵连着自己，好不放心”。到了后来，贾政实在放心不下，“心想薛蟠的事到底有什么挂碍，在外头信息不早，难以打点，故回到本任所来便打发家人进京打听”。很清楚，贾政作为一名地方官阅读邸报，从中获得必要的信息，一旦涉及自己的切身利害，就采取应急措施——摸清情况、通路子。

　　《金瓶梅》有一段故事同《红楼梦》有异曲同工之妙。第十七回写到，兵科给事中宇文虚参奏蔡京、杨戬等人媚外祸国，罪当问斩。宋征宗震怒，除蔡京留任，余皆革职问罪。杨戬是西门庆的亲戚，听到风声，由其女婿陈经济护送，把几箱金银细软转移到西门庆家。西门庆一看，吓慌了。

　　西门庆叫了吴主管来，与他五两银子，教他连夜往县中承行房里，抄录一张东京行下来的文书邸报来看。

　　抄一份邸报花五两银子，西门庆为了获取信息，真是不惜工本，因为这桩案件涉及他的身家性命。

　　《红楼梦》、《金瓶梅》是小说，不一定实有其事。但在两位作者的心目中，他们把邸报看作官吏获取信息的工具。正因为邸报中“升沉得丧，毁誉公私，人情世态，畔援歆羡，种种毕具”【10】，可以获得许多重要信息。宋以后，邸报逐渐为官吏们每天必读的功课。

　　阅读者把邸报看作获取信息的工具，那么封建王朝的最高当局为什么准许发行邸报或容许邸报的存在呢？是不是单纯为了向臣民灌输忠君思想、宣传封建纲常、对劳动人民实行阶级压迫的需要？这应该作具体分析。

　　毫无疑问，封建王朝的最高当局通过在邸报上发布许多任免奖罚官吏的圣旨来“勉天下之为吏者”，恩威并施，驱使各级官吏为君主效忠；通过邸报上刊登的歌颂皇恩浩荡的大臣奏折，宣传君臣之道；通过邸报发布各种法令，使全国悉从君令；通过邸报来选登一些对封建王朝有利的材料，封锁一些消息。这就是邸报所起的宣传作用。这一点在宋朝表现得极为明显。宋改唐制，把邸报的编纂权、发布权收归中央，其目的是“使朝廷命令，可得而闻，不可得而测；可得而信，不可得而诈；则国体尊而民听一”【11】。“听一”就是听从皇帝一人。巩固君权，维护封建纲常，这是维护封建的中央集权所必需的。

　　封建王朝作为庞大的国家机器，要使它协调一致地运转起来，这不但要有一个统一的思想，而且还得提供一定的情况。光有思想，没有情况，各级官吏无法开展工作。这就使邸报多多少少总得透露有关信息。明末农民起义，尽管皇帝一再命令缓发、扣发有关农民起义军的胜利消息，但崇祯皇帝既然要各地协力剿匪，要各地勤王、不透露一些真实情况叫谁来卖命？像罗汝才部农民军在1634年从湖北攻入四川这种消息，对封建王朝显然不利，但不得不刊登。

　　因此，封建王朝最高当局准许发行邸报的意图，除了宣传忠君、封建纲常之外，还有通信息一项。但是宣传也好，通信息也好，都是为了协调统治阶级内部的关系，维护封建王朝的中央集权制。邸报和被统治阶级并不发生直接的关系，因为它最大的发行范围仅仅是官吏以及“官吏预备队”——读书人，被统治阶级的主体农民以及手工业者基本上不识字、不要看，也看不到。

　　到近代中文报纸问世以后，邸报沟通信息的作用日益缩小。清朝晚期《京报》上的部分内容已为报纸上的新闻所取代，部分被报纸（像《申报》、《万国公报》、《新闻报》等）所摘录，或作为报纸的附录，成为报纸内容的一部分。因为当时清廷不允许记者采访有关中央新闻，报纸只好摘登《京报》上的材料作为新闻代用品，让读者间接了解中央的动态。到清末，《京报》消亡，代以清政府发行的《政治公报》（后改为《内阁公报》），专发皇帝的谕旨、政府的文件、大臣的奏章，它正式成为清政府的机关刊物，不像《京报》那样，政府不负责任。到了现代，演化为《国务院公报》，刊登政府的各种文件。因此，邸报并非近代报纸的始祖，而是政府公报的始祖。

　　三、近代中文报纸的产生

　　近代中文报纸是舶来品，是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移植过来的。16—18世纪，当西欧各国先后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时，中国正是明末清初，虽然已有资本主义的萌芽，但极其微弱，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极小，整个社会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之中。从历史总趋势来看，封建势力已走下坡路，但依然是强大的。从中国当时的政治、经济条件来看，还不可能产生新闻纸。

　　第一批近代中文报纸是在19世纪初由英国传教士创办的。主要有：

　　《察世俗每月统纪传》，1815—1821年，在马六甲出版，运到广东散发；

　　《特选撮要每月统纪传》，1833—1838年，在广东、新加坡出版；

　　《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1833—1837年，在广东出版。

　　19世纪初，英国已成为世界霸主，为了推销商品，到处寻找市场。打开闭关自守的中华帝国的大门，是英国对外侵略的一个重要目标。传教士是侵略中国的开路先锋。利用报刊来传教，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和思想奴化，被看作是打开中国大门的重要手段。一位传教士曾供称：在中国这样一个地域广阔、人口众多的国家里，一个能使传教迅速奏效的办法，就是出版书报。

　　外国传教士办的第一批近代中文报纸以传教文字为大宗，也有办报人自己编写的新闻和言论。不同于邸报仅是官方文件的选编；它面向社会，公开发行，不像邸报基本上在一定范围内发行。以现在的眼光看，这类中文报纸上的新闻、言论不但数量极少，写法也十分幼稚。但这批传教士所办的报刊，已经突破了中国封建性邸报的那种模式，属于近代化报刊的范畴了。

　　鸦片战争后，资本主义列强用炮舰轰开了中国大门，在沿海的通商口岸出现了一批外商办的中文报纸，逐步取代宗教报刊，成为外国人在华报刊的主干。

　　从维新运动开始，中国资产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开始了中国人自办中文报纸的局面。到20世纪初，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派以及一些资本家创办了或从外国人手中接办了一大批报纸。中国人自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