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思与反抗-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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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思与反抗》作者：林贤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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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执著，一份眷恋；一种信念，一种姿态
特立独行的思想者 精神家园的守护人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次文化盛宴
特殊时代的特殊际遇，转型时期的独特思考
当代知识分子群体三十年心灵史的集中展示
内容简介
“三十年集”系列丛书的作者是一批如今活跃在学术界和文化领域的著名学者与知识分子。他们大多出生于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对于他们而言，过去的三十年是一段重要而又特殊的生命旅程。
1977年，中断十年的高考制度恢复，一批“知青”的命运由此而改变，并被投入到与先前的生活完全不同的时代洪流之中。在这潮头多变的三十年里，他们执著地行走在自己选定的道路上，努力保持着自己独立的性格；在汹涌而来的滚滚红尘中，也不曾失却超越性的人文关怀。为着一个信念、一份眷恋，他们不懈地寻觅着。这里的每一本书所记录的就正是他们自己三十年来的心路历程，他们的经历、感受、体悟、思索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独特的精神姿态。
这是他们个人的独特道路，也是我们时代的独特风貌。
作者简介
林贤治，当代著名学者，著有诗集《骆驼和星》、《梦想或忧伤》，思想性作品《平民的信使》、《胡风集团案：二十世纪中国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守夜者札记》、《自制的海图》、《五四之魂》、《时代与文学的肖像》、《午夜的幽光》、《一个人的爱与死》，自选集《娜拉：出走或归来》，传记《人间鲁迅》、《鲁迅的最后十年》、《漂泊者萧红》，主编《二十世纪世界文化名人书库》、《曼陀罗译丛》、《流亡者译丛》、《流亡者丛书》、《散文与人》、《记忆》、《人文随笔》、《文学中国》（合作）等。
自序
复旦大学出版社慷慨赠与一个出版文集的机会，要求编选范围在近三十年之内。我从最初发表作品算起，距今恰好是三十年左右的光景，不算“资深”。
三十年时光模糊了有关写作的许多记忆，但是，有一段耻辱史却完整地保存下来，历历如昨。1974年前后，为求发表，我曾按报刊的模式制作了成打的颂歌。或许，仅仅出于无知而粉饰太平是可原谅的；问题是，当时的时势已经使我因长时间的恐惧与忧虑而感到厌恶，甚至绝望，我的写作是在头脑清楚而非狂热的情况下对现实进行的改写。我说这是耻辱，不是屈辱，是因为当时这种背叛良知的写作完全是自觉进行的，并不存在任何外部压力；仅仅为了实现个人的目的，便甘愿与邪恶势力合谋。如果说屈辱乃来自对强制力量的服从，尚有一点心的反抗的话，那么，像鲁迅说的“亲亲热热的撒娇讨好”，直至“忠而获咎”，就只能被认作耻辱的。
这种“奴才式”而非“主人式”的写作，幸而时间不算太长。至1976年5月，事实到底撕破了我的源于“隔膜”的好梦，廉价的颂歌唯因“政审”而卡死在出版机关那里。当然，我得非常感谢鲁迅那富于洞察力的著作对我的及时的救助。我学习着解剖自己。我在自身的耻辱和苦痛中吸取教训。
写作必须真诚，无论理论，无论诗歌。写作不能外在于自我，作品必须像鲜血从血管里流出，泪水从眼眶里流出一样真实。首先，写作得让自己清醒，让自己感动，贯穿自己的生命而让自己从中受到鼓舞。必要时，写作将成为一种抵抗，它是压迫的产物，正如鼻孔和嘴巴被蒙住时所作的粗重短促的呼吸，它的急迫性，相当于一次自我拯救行动。要自己发出声音，就不能借助别人的咽喉；不得已时使用他者的概念，甚至用语，也当如武器和工具一样，是自家手足的延长，属于个体语言的一部分。许多所谓的“规范”，往往是反个体，反真实的，如果说有什么“规范”值得循守的话，也只能出于自由表达的必需。
我以为，要获得并坚持“求真意志”是困难的，必须时时抵制、拒绝外部的诱惑，尤其是主流价值的诱惑，时时同自己内心的怯懦、虚荣、盲从、苟且的习性抗争。
我的写作是从诗开始的，后来写传记、散文、评论，也可算作“公众性散文”。所谓“公众性”，是指题材、主题的非私人性质。随着对个人问题的深入思考，必然涉入社会而使之带上一种普泛性；这跟知识分子从根本上追求普遍的价值和意义，毕竟有很大的不同。知识分子是为理念而生的人，他们身上所具有的超越性、独立性、使命感和批判的勇气，都不是我所能企及的。我承认，我作过种种努力，迄今为止仍然无改于一个犬儒主义者的角色。但是，我对现实世界尚不失关切的兴趣，不愿像赫尔岑形容的一些学者那样嚼食枯燥的概念度日，虽然在写作的实际过程中，不能不使用学者制造出来的各种知识。
为什么写作？因为热爱自由。自由是第一性的，艺术和学术是第二性的。俄裔英国哲学家伯林高度评价叔本华和尼采，将他们置于康德、黑格尔之上，就因为他们反体系而返身于自由书写。但因此，伯林指出，“两个人都不属于学术界”。其实伯林本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在他的身上，便可鲜明地看到俄罗斯知识分子的血统。
能在感性与理性之间，在诗与思之间，在艺术与学术之间找到一条贯通的道路是好的。如若不能，我宁愿返回创作，返回诗，摆脱灰色的理论，抛弃长期以来用逻辑语言建构的形式，连同时时受阻的苦恼，去寻找一种最切合我个人的方式，因而也是最自由的方式，让自己尽可能地接近生活和生命中的真实。
遵照出版社所要求的体例，将三十年的作品选编如次。据说编年的形式有助于知人论世，倘使果真如此，那么，在这里展现出来的近三十年的人生是有缺陷的。我省略了根本不容省略的历史内容，而且，在关键时刻，我听不到自己的声音。为此，我至今仍然感觉内心沉重，因为这也是一种耻辱。当明日来临，我定将抽出手来，补写为昨日所遗漏的空白的一页。
我不会忘记。
2009年9月14日，灯下
一九七九
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历史出现了一个转折。
我重新拿起竖琴。我歌唱春天，太阳，重放的鲜花；也歌唱黑夜，滴血的喉管，长长的布满泥泞的道路……没有人阻止我歌唱。那是一段短暂的，令人怀念的日子。
除了写诗，这一年还整理了几篇写于1975年前后的论文。《鲁迅与瞿秋白》即是其中之一。瞿秋白是我景仰的革命者。文革时从小报读到他写于狱中的《多余的话》及旧诗词数首，深为喜爱，自觉有一种“同情的理解”。因不满于这些文字被当成“叛徒”罪证，遂作此文为之辩诬。本文与《鲁迅论秦始皇》整理较早，均未发表。全文分三部分，这里节选最后部分。
鲁迅与瞿秋白
瞿秋白在“文革”期间被打成“叛徒”、“错误路线”的代表人物，狱中写作的《多余的话》即是有力的罪证之一。有人据此认为，鲁迅所以称瞿秋白为“知己”，乃是受蒙蔽的结果。
鲁迅说：“革命者决不怕批判自己，他知道得很清楚，他们敢于明言。”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历述党史，主动批判自己，承担责任，充分体现了一个革命者的超卓识见和坦荡胸怀。毋庸讳言，其中确实流露出逃避政治的无为思想和渴望“休息”的颓唐心情，以至今日仍然被人认为有损于他的形象。对此，我们如何评价呢？这里不妨引出鲁迅相关的论述，尝试作比较考察。
1971年，鲁迅的三弟周建人作过这样的一段忆述：“有一次，瞿秋白写一个纸条给鲁迅，署名犬耕。后来鲁迅问他：‘你为什么要用这个名字？’他说：‘搞政治，我实在不会搞，我搞政治，就像狗耕田！’鲁迅对此深为不满，当面批评了他。”在这里，瞿秋白表示出了类似《多余的话》中对搞政治而力不从心的说法。“犬耕”之喻，其实早在写作《饿乡纪程》时就使用过：“新闻记者的职任，照实说来，我是无能力的，颂华说：‘我们此行，本是“无牛则赖犬耕”，尽我们自己的力量罢了’。可怜中国现代的文化，……这种调查考察一国文化，一种新制度，世界第一次的改造事业，却令我这学识浅薄，教育不成熟的青年担负——这是人才的饥荒。”为后来的所谓“历史的误会”加了注脚。但是，此间的意思，却并非尽是消极的，虚无主义的。
1932年12月，瞿秋白曾把一首作于青年时代的诗抄给鲁迅，诗云：“雪意凄其心惘然，江南旧梦已如烟。天寒沽酒长安市，犹折梅花伴醉眠。”拿它与写于狱中的《梦回》一诗比较：“小城细雨作春寒，料峭孤衾旧梦残。何事万缘俱寂后，偏留绮思绕云山。”一样抒写着“所谓‘忏悔的贵族’心情”，笼罩着颓唐气息。在往来频密的日子里，鲁迅常以瞿秋白曾经使用过的笔名“何苦”称他，并非偶然。无论在认识鲁迅之前或之后，瞿秋白都曾流露过颓唐的心迹。因此，我们说鲁迅了解瞿秋白，是包括了对他的所谓“阴暗面”的了解在内的。
瞿秋白自称不愿当“领袖”，鲁迅也尝自谓不愿作“导师”，而他们其实都做了领袖人物和青年导师。瞿秋白一方面说：“已经在政治上死灭，不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者了。”同时，一方面又说：“要说我已经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也是不确的”；“我的思路已经在青年时期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初步，无从改变。”可见，在世界观内部，或在言谈与实际行动之间，也常有矛盾的地方。瞿秋白在经受党内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以后，曾多次想摆脱政治而从事文艺，也不可仅仅视之为意志薄弱和情绪低迷的表现；鲁迅亦曾多次想摆脱论战的烦扰而从事小说创作或撰写文学史。即以瞿秋白一贯的文学主张看，搞文艺也不是想一头钻进象牙之塔里去，只不过转换一条战线，以摆脱那些无谓的纠缠，更有效地奉献自己的才智而已。梅林在《马克思传》中就曾这样评述过马克思：“有人说，马克思对国际的工作已感到厌倦，想重新致力于他的科学著作。这种说法在某种意义上为恩格斯所证实。恩格斯在1872年5月27日给李卜克内西的信中提到比利时人关于完全撤销总委员会的提议，并且补充说：‘我本人对这个提议丝毫也不反对，——我和马克思反正不再参加总委员会，在目前情况下我们几乎没有写作的时间，而这种情况是必须结束的。’不过这是在发火的时候顺口说出的。”依此看来，瞿秋白之意想终生从事文学事业，也就变得无可厚非的了。
瞿秋白自称“始终不能克服自己的绅士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