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那些人 作者:徐百柯-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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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约翰给人留下的印象如此之深，以至于一位老法学家在一次论坛上，看着台下风华正茂的青年学子，脱口而出：“Boys and girls，good evening！”他解释说，自己55年前在清华大学时，每当上体育课，总有一位慈祥长者像这样用英语问候大家，给人如沐春风之感。今天他自己看到这么多充满活力的面孔，也就情不自禁地说了当年马约翰教授说过的话。
曹靖华：苏联文学和那个年代
曹靖华（1897－1987）河南卢氏人，翻译家、散文家，“五四”以来中国译介苏联文学的前驱者，鲁迅和瞿秋白的挚友。
曾经有那么一个年代：苏联文学寄托、塑造了几代中国人的爱与恨、青春与梦想。那些伟大的抱负、坚强的个性和敏感的灵魂，通通在译成中文的俄文字句里找到过共鸣。
对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问一句，还记得《铁流》、《虹》、《第四十一》、《保卫察里津》、《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吗？对于他们的子孙辈，问一句，这些小说可曾读过？
对于父与子不同年代的人，同问一句，那个和绥拉菲摩维奇、瓦西列夫斯卡娅、拉甫列涅夫、阿·托尔斯泰、卡达耶夫，以及整个苏联文学相连的中国名字，可曾记得？可曾知道？
一个年代结束，一种文学淡出，一个国家消失，一个名字飘落———曹靖华，一如他自己的散文《飞花集》。
一位研究者曾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发现过一本1931年由曹靖华翻译、瞿秋白代译序言、鲁迅编校并自费印刷的初版《铁流》。这个版本仅印了1000册，当时又是禁书，能保存下来，弥足珍贵。
书的内封上，写着6个钢笔字“心爱的书之三”，落款“冯凭”。其后的两张扉页上，有一段同样字迹的“写在《铁流》前面”：《铁流》一出版，就“受着广大群众的热爱”。他也买了一本，两年间，此书跟着他“在日机的炮火下逃过难”，他却一直未曾认真阅读。1934年，国民党颁布禁书条例和禁书单，《铁流》被“明令禁止”，这反而促使他认真地读起此书来，结果发现这“绝非凡品”，而是“明珠”，是“有着绝大意义的一本书”。阅读中，这本书却被人拿走了，于是他“好似丢掉了恋人一般，终日念念不忘，大有废寝忘餐之概了”。后来，此书经过一番周折又回到手中时，他感到如见“久别重逢的故人”，“在半空中悬挂着的一个心，才算落到实地，嘴里不由地说了声‘我的天，你到底又物归原主了’”。
著名的江姐和不那么著名的丁佑君，都是被敌人虐杀的蜀中女杰。研究者称，她们有一个共同的榜样———娥琳娜，苏联小说《虹》中的女主人公。她们都曾和自己的女友一道买过、读过、讨论过曹靖华翻译的这本书，都为书中娥琳娜落难受辱而始终不屈的形象所震撼，都立志一旦同样的考验来临之时自己要像娥琳娜那样坚强。
曹靖华的译笔被赞叹为凄清而华美。评论者说，读过此书的人们恐怕对书中的大部分情节早已淡忘，但相信这样一个场面是决不会从他们的记忆中轻易抹去的：
“这时月明如昼。月光把全世界都变成了一块天青色的冰块……一个裸体女人在通往广场的路上跑着。不，她不是在跑，她是向前欠着身子，吃力地迈着小步，蹒跚着。她的大肚子在月光下看得分外清楚。一个德国士兵在她后边跟着。他的步枪的刺刀尖，闪着亮晶晶的寒光。每当女人稍停一下，枪刺就照她脊背上刺去。士兵吆喝着，他的两个同伴吼叫着，怀孕的女人又拼着力气向前走，弯着身子……这就是她，娥琳娜。”
曹靖华译笔下的另一个场面同样难以磨灭：
一艘白匪的小船向荒岛驶来，中尉奔向小船，在他身后，玛柳特迦毅然地举起了枪。应声倒下的，是她的爱人，也是被她击毙的第四十一名白匪。
抗战时期，从太行山区敌人包围中出来的革命青年把一本油印的苏联小说《第四十一》送给译者曹靖华，告诉他，战士们遇到生死关头，随身携带的一切都可以抛弃，惟独这本书和枪留在身边，或者冲出重围将它们带走，或者同归于尽。
而今，人们评价，尽管苏联解体，政治地图发生巨变，这部充满着浪漫主义色彩的革命文学作品却依然闪耀着光华。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资深外国文学编辑孙绳武在不久前接受记者采访时，把当年的翻译编辑工作称为“替人民过滤‘不良’文学”。他认为，上世纪50年代，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中国对苏联文学介绍的分量大，现在看来，“也许有些二三流的作品不介绍过来也可以，算是做了一些多余的工作”。
如今，那个年代不再。然而那些“优良”的苏联文学，永远值得怀念。每当这时，就不能不想起曹靖华。
杨荫榆：找不到真实面貌
杨荫榆（1884－1938）江苏无锡人，女教育家，先后留学日本和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获教育学硕士学位。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期间，未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受到校内师生和社会进步人士的谴责，被免职。1938年1月1日在苏州被日军杀害，时年54岁。
查阅北大图书馆各种资料，没能找到一张杨荫榆的图片。看来，她的真实面貌，只能随她那代人的离去而离去了。
钱钟书夫人杨绛在提到她的这位三姑母杨荫榆时曾说：“如今她已作古人，提及她而骂她的人还不少，记得她而知道她的人已不多了。”
就此，记者专门采访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陈平原教授。陈教授的回答非常干脆：在对杨荫榆的评价上，人们在回忆文字中所提及的她死于日军杀害，和当年鲁迅对她的批评，两者并不矛盾。
“鲁迅曾经批评过很多人，现在对这些人的评价会有一些改变。”陈教授直言。
有些研究者注意到，记录在“正史”上的杨荫榆，是那个曾被鲁迅批评过的杨荫榆。
鲁迅在《“碰壁”之后》中有过一个比喻：杨荫榆视校长学生之关系为婆媳关系，以婆婆自居，视学生为童养媳。“许多媳妇儿，就如中国历来的大多数媳妇儿在苦节的婆婆脚下似的，都决定了暗淡的运命。”在《女校长的男女的梦》中，他指责“杨氏的诬妄”，“诬蔑是她的教育法的根源”。《寡妇主义》也是暗中讥讽杨荫榆之作。
《鲁迅全集》的注释中是这样为杨荫榆“定性”的：“她依附北洋军阀，推行封建奴化教育，肆意压迫学生，激起进步师生的强烈反对。”她的“罪状”之一是，在任女师大校长期间，开除了六名学生自治会负责人，其中，包括许广平，以及鲁迅名篇《纪念刘和珍君》中的刘和珍。
女作家苏雪林曾经不满地说：“她（杨荫榆）原是已故某文学大师（鲁迅）的对头，而某大师钦定的罪案是从来没人敢翻的。”
因为这桩“罪案”，当代中国人并没忘记杨荫榆这个名字，以至今天仍有人写下这样的文字：“鲁迅《华盖集》中谈及‘女师大事件’的文章，为我们勾勒出女师大校长杨荫榆的形象。由此给我脑海中留下了可怕的印记。她似乎是童话中那个披着黑斗篷、骑着扫帚、干瘦、翘鼻、凹眼、十指尖尖的老女人。”
有关杨荫榆的殉难，似乎从来就没有进入过“正史”的文字。
被排斥在《现代文学史》之外的作家苏雪林，在上世纪30年代末的一篇纪念文字《杨荫榆之死及其它》中写道：
数月前一位旧同学从桂林来信告诉我说：“女教育家杨荫榆先生已于苏州沦陷时殉难了。”死的情况，她没有说明白，因为这消息也不过从苏州逃难出来的朋友口中听来。只说荫榆先生办了一个女子补习学校，苏州危急时，有家的女生都随父母逃走了，还有五六个远方来的学生因为归路已断，只好寄居校中，荫榆先生本可以随其亲属向上海走的，因要保护这几个学生，竟也留下了。“皇军”进城，当然要照例表演他们那一套烧杀淫掳的拿手戏，有数兵闯入杨校，见女生欲行非礼，荫榆先生正言厉色责以大义，敌人老羞成怒，将她乱刀刺死，所有女生仍不免受了污辱云云。……前日高君珊先生来嘉定看朋友，谈起荫榆先生，才知道她是真死了。不过并非死于乱刀之下，而是死于水中。是被敌军踢下桥去，又加上一枪致命的。她的尸首随流漂去，至今还没有寻获。死状之惨烈，我想谁听了都要为之发指，为之心酸的吧。
杨绛在《回忆我的姑母》一文中也提到了杨荫榆的殉难：
三姑母住在盘门，四邻是小户人家，都深受敌军的蹂躏。据那里的传闻，三姑母不止一次跑去见日本军官，责备他纵容部下奸淫掳掠。军官就勒令他部下的兵退还他们从三姑母四邻抢到的财物。街坊上的妇女怕日本兵挨户找“花姑娘”，都躲到三姑母家里去。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两个日本兵到三姑母家去，不知用什么话哄她出门，走到一座桥顶上，一个兵就向她开一枪，另一个就把她抛入河里。他们发现三姑母还在游泳，就连发几枪，见河水泛红，才扬长而去。
在杨荫榆殉难之前19天，1937年12月13日，在距离苏州并不遥远的南京，杀害她的这支军队开始制造一场大屠杀。6周之内，中国军民，死，30余万。
陈西滢：傲慢与偏见
陈西滢（1896－1970）本名陈源，字通伯，笔名西滢，江苏无锡人。留英博士、学者、评论家，鲁迅著名的论敌。
他的眼睛总是清澈明亮，那里面好像各种优点都有———洞察、理解、敏捷、机智，惟独缺乏善意。
他其实是个外冷内热的人，对家人骨肉的情感是很深挚的，虽自少留学西洋，脑子里中国伦常的观念却保留得相当深厚。他孝于父母，也笃于友人，对待朋友是不负责则已，既负责则负责到底，任何艰难在所不顾。
这是同时代人对他的两段迥异的评价。似乎很难说这是一个好人还是坏人，不过，这样的人物多多少少应该有些意思吧。
然而此人一直以来却被定性为一个面目可憎、很没意思的坏人。他大大有名，这名气却让许多人不屑一顾。
在鲁迅的笔战史上，他要算是第一个论敌。
大凡知道陈西滢这个名字，多是因为他被鲁迅骂过。照中国人惯常的理解，和好人打架的肯定是坏人，于是，各种读物乃至中学教科书里都把他视为坏人。这便是陈西滢“名气”的由来。
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傅光明对此颇为“惋惜”。他说：“坏人的文章也就不值一读了，这实在令人惋惜，倒不是为陈西滢，而是为那些因此不读他文章的人。”
有人认为，得益于深悟英国散文之妙谛，陈西滢这辈子文字生涯里惟一的一本《西滢闲话》就足以使他跻身中国现代散文十八家之列。他的朋友梁实秋说，西滢笔下如行云流水，有意态从容的趣味；才女苏雪林则赞为文笔晶莹透剔，更无半点尘滓绕其笔端。
在傅光明看来，陈西滢的行文非常独特，一件普通人眼中习以为常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