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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章

民国那些人 作者:徐百柯-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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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理衣衫,拾起被打飞的帽子,掸去尘土,戴在头上,重新站直了继续听凭折腾。老资料员感慨:“施先生当时的风度好极了。” 
  于是,李劼立即前去拜望,因为那种“清清淡淡的悠远,不是皎皎者易污,也非峣峣者易折”。 


  背影渐远,犹低徊

  司徒雷登:别了?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1876-1962)美国人,基督教传教士、教育家、外交官。曾任燕京大学校长及校务长、美国驻华大使。
  这是一个奇怪的洋人:他在中国大大地有名,在自己的祖国却默默无闻。自从伟大领袖“钦点”之后,他的名字就成了声名狼藉的代称。
  “他是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毛泽东一语断定。
  1949年8月2日,这位73岁的瘦高个老人,黯然离开中国。8月18日,新华社播发毛泽东的著名檄文《别了,司徒雷登》,该文被收入中学语文教材。从此,“司徒雷登”成为一个失败的符号,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青年嘲讽的对象。
  然而,历史学者林孟熹告诉我们:“整个20世纪,大概没有一个美国人像司徒雷登博士那样,曾长期而全面地卷入到中国的政治、文化、教育各个领域,并且产生过难以估量的影响。”
  司徒雷登曾说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更多于是一个美国人”。从血统上讲,他是一个纯粹的美国人,父亲是美国到中国的第一批传教士,母亲也是美国人。但他出生在杭州,从小说的是杭州话,11岁时回到美国的弗吉尼亚州上学,邻里小孩嘲笑他是个不会说英语的“土八怪”。1904年,年轻的司徒雷登像当年他的父亲一样,带着新婚妻子回到杭州,开始从事传教事业。
  “九·一八”事变后,司徒雷登亲自带领数百名燕大师生走上街头游行,在队伍最前方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1934年司徒雷登赴美,突然接到燕大请他火速返校的急电:原来北京学生为反对政府对日不抵抗政策,组织请愿团赴南京,燕大学生宣布罢课。学校里的多数外籍教授反对学生罢课,而未南下的学生与中国教授们坚决不许开课,双方严重对立。司徒雷登匆匆赶回后,立即召开全校大会。一些人以为,作为校务长,他是绝不会支持罢课的,不料司徒雷登却说:“我在上海下船时,首先问来接我的人,燕京的学生是否也来南京请愿了?我听到的答复:‘是’,这才放心。如果此次燕京学生没有参加请愿,那说明这些年来我的教育就完全失败了!”
  抗战期间,他因拒绝与日军合作,曾被囚禁近4年之久。
  1946年,司徒雷登出任美国驻华大使。当时曾有人这样评价他:“既是政客又是学者,既是狡猾的对手又是温馨的朋友。”
  曾为燕大学生、时任燕大教员的冰心这样赞扬自己的校长:“这团体上上下下、前前后后,总有上千上万的人,这上千上万的人的生、婚、病、死四件大事里,都短不了他。为婴儿施洗的是他,证婚的是他,丧礼主仪的也是他。你添了一个孩子,害一场病,过一次生日,死一个亲人,第一封短简是他寄的,第一盆鲜花是他送的,第一个欢迎微笑,第一句真挚的慰语,都是从他而来的。”
  据近年披露的史料,司徒雷登在离开中国前夕,曾与中共高层秘密接触,甚至计划好了前往北京,磋商美国政府承认新中国事宜,但最终被召回,未能成行。
  不论司徒雷登当时的政治倾向如何,但他在那个历史转折关头,力图避免使中国与美国乃至西方完全隔绝所作的努力,被后来的历史证明是更加理性的选择。
  毛泽东讽刺司徒雷登“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不知是不是“一语成谶”:司徒雷登回到美国后,晚年寂寞而悲凉,被国务院下“禁言令”,被“麦卡锡主义”者骚扰,终因患脑血栓,终成半身不遂与失语症。
  他的遗愿之一是将骨灰送回中国,安葬在燕京大学的校园内。但这一心愿未能实现。
  2005年1月3日下午,记者在未名湖畔看见,一只寒鸦掠过临湖轩。那是当年司徒校长为年轻教员冰心和吴文藻主持婚礼的地方。

  杨晦:沉默的“五四”英雄

  杨晦(1899-1983)原名兴栋,字慧修,后因痛感社会黑暗,改名为晦。辽宁辽阳人。现代作家、文艺理论家。
  杨晦被认定为一个英雄。成就英雄的舞台背景是五四运动。“大师传略”中关于杨晦一条这样写的: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19年积极参加“五四”运动,为火烧赵家楼领导者之一。
  但他始终沉默着。
  杨晦的老友臧克家曾回忆说:“我读到参加过‘五四’运动的别的老同志所写的火烧赵家楼、痛打卖国贼的回忆录。文章说,当年冲在前头,越墙而过的有七八个英雄人物,杨晦先生就是其中之一。可是,我与杨先生相识这么多年,未曾从他口中听到这消息。”
  他的学生吴泰昌说:“杨晦老师不愿谈起自己。我是从一位北大老校工那里知道他是‘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的勇士之一的。”
  他的另一个学生黄修己说:“只凭他是‘五四’运动中带头跳进赵家楼的健将,而又绝口不提当年勇,就够我们佩服一辈子了。”
  “我父亲是从小地方出来的,家里很穷,他的性格里其实有一种保留了一辈子的农民的影响。”2004年5月19日,杨晦的小儿子杨铸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评价父亲。
  在杨铸眼里,父亲话不多,也不太爱交际,在当时的北大,绝对算不上是一个出风头的人。“不过,我感觉那个时期北大的风气始终对他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参加‘五四’是很自然的事。”杨铸强调。“后来就传得比较神了,好像说他是第一个跳墙进入赵家楼曹汝霖住宅的学生。我父亲曾经偶尔提到过,他肯定是比较早进去的,至于是不是第一个,他的原话是‘不一定’。他从来不认为他当时是领导者,而只说是一个参加者。”
  与杨晦相交60年的冯至,说起他这位挚友称,“他在一般人面前沉默寡言”。
  杨晦50岁生日那天,他在北大哲学系的同班同学朱自清发来贺信,信中写到:“我直到现在还清清楚楚地记得您的脸,您的小坎肩儿,和您的沉默!”
  曾师从杨晦念研究生的郁源回忆说:“既是北大的一级教授,又是北大的系主任,多么了不起!所以在我见到他之前,我想像中的杨晦先生应该是高大轩昂且有些脱俗的、傲气的。结果,出现在我眼前的是一位身穿旧拉呱几中山装、面容消瘦、身材矮小、年近60的土老头儿,这大出我的意料。”
  郁源还提到,“文革”期间,在一次批判杨晦先生执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大会上,杨晦先生仍然说一些自己认为是正确的话。当学生们叫了一通“打倒杨晦”的口号后,要把他轰出去,可是他竟舍不得离开,一边被拖着,一边口里叫着:“年轻人,我是爱你们的呀!”
  从1950年直到“文革”,作为北大中文系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系主任,杨晦留给中文系的不仅有这些故事,还有一句流传广泛,并深刻影响了中文系学风的“名言”:“中文系不培养作家!”
  直到今天,这句名言仍然不时被提及,或褒或贬,或仅为谈资。只不过,很多学生已不知道这句话原本出自他们的老系主任杨晦之口。
  杨晦打消了学生们的“作家梦”,但他并不是反对作家。事实上,他自己的“头衔”之一便是作家。在他看来,作家不是靠大学里的学科教育和学术训练就能培养得出来的,中文系应该培养并且能够培养的是,文学和语言的研究者和工作者。
  因此,他要求中文系的学生接受全面的训练,尤其是要上好语言课,“因为文学和语言关系密切,有着有机联系”。于是,“作家梦”破灭的学生们就画了一幅漫画,贴在北大文史楼中文系办公室的走廊上。画上是两摞并列的资料,一摞写着“文学”,另一摞写着“语言”;一只大公鸡一脚踩在“文学”上,一脚踩在“语言”上,题为“有鸡联系”。
  没有人知道杨晦看见这幅漫画后的反应,但学生们猜测,“以杨先生的大度,对学生的调侃当然不会介意,所以也就不可能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

  张申府(上):记忆的证明

  张申府(1893-1986)名崧年,以字行,河北献县人。哲学家,积极的政治活动家。
  张申府起身,离席,走出激烈争论的会场。周恩来在过道拦住他,劝他不可一时冲动。
  “但我终于离开。我想我是一个宁折不弯的人。”张申府说罢,仰天大笑。他为想到这四个可以表达他性格的字而高兴。他把这四个字写在纸上递给舒衡哲,然后,又满意地低低一笑,“是,我时常都是这样:1925年、1948年、1957年。”
  1925年1月,中共“四大”在上海召开。与李大钊、陈独秀联系密切、参与组建中国共产党筹备活动的张申府,在讨论党的纲领时因意见分歧而负气离席并提出退党。尽管李大钊、赵世炎等人反复劝说挽留,但他仍执意持“在党外来帮助党工作”的立场。
  1935年,他参加著名的“一二·九”运动任游行总指挥,并因此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国共内战爆发后,他在1948年发表《呼吁和平》一文,受到中国共产党的严厉批判,并被民盟开除盟籍。
  面对前来访谈的美国女历史学家舒衡哲(Vera Schwarcz),张申府讲起,自己经常与同代人发生冲突:1921年在欧洲时与中国驻法教育长官摩擦,1957年“反右”时顶风支持章伯钧(结果连带自己也遭批判)……说完这些故事后,他仰头向天,又是一轮大笑:“我想,我是太不世故了。任何时候,我和大部分人意见不合时,我就走我的道路,我退出。我不通,所以我不干。”
  忆起历史,张申府经常仰天大笑,声震屋瓦,笑声发自他的喉咙深处———这与舒衡哲熟悉的那些历尽劫难的知识分子的拘束、紧张的笑声不同。
  关于张申府不甚多的描述中,他显得异常奇特:他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创立、黄埔军校的筹建、民盟的成立等重大政治活动,但又长期被政治所冷落;是他介绍周恩来、朱德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他自己不久便又退出。
  章乃器之子章立凡这样概括这位“先父的老友”:他半生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本可以创立自己的哲学体系,也可以成为政治领袖,但最终两者都没有结果。他有心提携了一位伟人(周恩来),也无心忽视了一位伟人(毛泽东),栽了花也栽了刺。他参与筹建了一个政党,中途退出后仍与之合作;但当这个政党即将在内战中获胜时,他却又呼吁和平。为此,他在共和国成立后坐了20年冷板凳,晚年才成为“出土文物”。
  1986年6月,张申府去世。7月,《人民日报》刊发讣告,给予他最后的评价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和“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香港出版的报纸似乎补充了《人民日报》只重视其政治活动的不足,张申府以政治以外的面貌出现,“学界耆宿,文章楷模”。然而这让舒衡哲感到疑惑:张申府,一个学者模范?“像张申府被塑造成一个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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