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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

民国那些人 作者:徐百柯-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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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写条幅或对联。 
  上世纪50年代,何鲁调到北京。荣宝斋极为珍视他的书法作品,曾派人拿着他的字拜访他,问他如何标价。何鲁却扔下一句:“我的字,千金不卖;朋友要,分文不取!” 
  何鲁敢言,批评蒋介石犹烈。国民党特务头子康泽曾在重庆著名的沙利文西餐厅“宴请”何鲁。康泽问他:“何先生是否有过对委员长不敬的言论?”何鲁一笑:“是啊,经常骂。不知你说的是哪一次?” 
  1949年春末,解放军渡江战役后,重庆局势恐慌,何鲁在暗杀黑名单上名列榜首。幸而重庆卫戍司令杨森与他有同乡之谊,见黑名单后说:“这是一个喜喝酒的读书人,不会造反的。”将其名字勾掉,何鲁这才幸免于难。名单上的其他人全部被枪杀。 
  后来,毛泽东接见全国政协委员,在与何鲁握手时,专门说:“你的胆子不小!” 
  自1919年回国后,何鲁西装一脱,一辈子穿长袍。何培炎给记者看了一张老照片,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合影。前排中间6人,毛泽东、周恩来、马叙伦、郭沫若、何鲁、钱俊瑞。 
  惟何鲁一人,一袭长袍。 

  罗念生:我不要那个,那个是虚的

  罗念生(1904年~1990年)四川威远人,具有世界声誉的古希腊经典著作翻译家、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他穷毕生之力完成了近千万字的翻译和文论。 
  几天前,筹备近10年的10卷本《罗念生全集》终于出版了。但百年诞辰的罗念生依旧寂寞着。 
  当下,正在热映的好莱坞史诗巨片《特洛伊》,突然激起公 
  众对古希腊的某种热情,但人们不会想到,特洛伊、海伦、阿喀琉斯,这一个个美妙的名字,全都出自罗念生上世纪50年代制定的《古希腊语专用名词译音表》。 
  老人一生中的最后岁月,完全沉浸在“原汁原味”的特洛伊战争中。他首次尝试用汉语新诗体,翻译古希腊原文《伊利亚特》。 
  罗念生的一生,只有一个单纯的主题:古希腊。他的成就让雅典科学院折服。他们将“最高文学艺术奖”的殊荣,授予这位中国老人(迄今为止,全球只有4人获得过)。在答谢辞中罗念生说:“每天早上,我展开希腊文学书卷,别的事全部置诸脑后,我感到这是我生平的最大幸福。” 
  出川赴京,就读于清华学校的那个弱冠少年,第一次念的英文课本就是“阿喀琉斯”大战“赫克托耳”―――这是英译本的《伊利亚特》;留学美国,在俄亥俄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他攻读的是古希腊文学和英美文学,并开始尝试从古希腊原文翻译悲剧作品;作为第一个留学希腊的中国人,他在雅典学院选修了古希腊戏剧、建筑、雕刻和雅典城志。 
  回国后,罗念生将翻译和研究古希腊经典著作作为自己的终生事业。抗战期间,颠沛流离,在避乱的平房里、昏暗的油灯下、躲警报的间隙中,翻译仍是他每天固定的工作。即使在“文革”期间,这个“反动学术权威”仍抱定一条宗旨:红卫兵、造反派来找他,他就跟着他们出去“运动”;来抄家,他也“配合”他们的工作;但只要他们不来,他就一头扎进他心爱的古希腊翻译。 
  罗念生几乎翻译了古希腊三大悲剧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的全部传世作品,而在他自己的“戏剧”里,最重要的“道具”就是那张伏案翻译的书桌。那是一张小桌子绑了几块床板做成的加宽书桌,上面摆满了他的书和稿纸。 
  每晚,桌前的身影映在窗户上,引起院子里孩子们的好奇。有一次,他们联合起来,向里面大声齐呼“书呆子,书呆子”,于是老人离开书桌,凑到窗户跟前,笑着向孩子们招手。老人耳背,怕有人敲门自己听不见,于是在门上贴了一张纸条,“有事请敲窗户”。 
  他一生充盈着古希腊,用古希腊著作的精神来面对世界。儿子小时候接受的故事全是古希腊的;和友人聚会,他讲的笑话全部不出古希腊;好友失恋要自杀,他劝好友:“去看看《俄底浦斯王》吧,你会明白人的意志多么宝贵。” 
  罗先生是个安静的人,但他曾有两次不顾一切地大喊。有一次,当大家讨论怎样把莎士比亚戏剧搬上舞台时,他当众喊道:“你们为什么不重视一下希腊戏剧呢?”还有一次,他重访希腊,朋友请他到海边游玩。他突然离座,撇下手杖,颤巍巍地小跑到浅滩上,把手浸进海水里,突然高举着湿漉漉的双手朝这边高声喊道:“我沾到爱琴海的海水了!我沾到爱琴海的海水了!” 
  罗念生的长子罗锦鳞是中央戏剧学院的教授,曾导演过多部古希腊悲剧。但在接受我的采访时,他更像是一个演员。他说起当年自己劝说父亲不妨去争取一些头衔和荣誉,他父亲凑近他,说:“我不要那个,那个是虚的。”此时,罗锦鳞似乎完全沉浸在回忆中,他凑近了我,带着一种混合着顽皮、满足和欣喜的神态―――我相信,这就是当年他父亲对着他时的神态―――向我模仿道:“我不要那个,那个是虚的。” 
  18世纪,德国艺术史大师温克尔曼称,古希腊艺术是“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6月19日,在“罗念生先生百年诞辰纪念会暨《罗念生全集》首发式”上,后辈学人说,这其实也正是罗先生一生的写照。 

  周太玄:科学家的人文情怀

  周太玄(1895-1968)四川成都人,本名焯,后改名无,号太玄。“少年中国学会”发起人和重要领导人之一、著名生物学家。 
  毫无疑问,周太玄是一位科学家。他填补了中国水母研究的空白,被称为“我国腔肠动物研究的鼻祖”。在巴黎大学研究院学习期间,他以细胞研究中染色问题上的重要突破和在腔肠动物、尤其是水母研究方面的卓越成就,于1930年被授予法国国家理学博士学位。这个学位的要求近乎严苛,淘汰率常常在80%以上。 
  不过,似乎是人生的一种隐喻。周太玄解决细胞染色问题的灵感,来自他所熟悉和热爱的中国文人笔墨。他利用一种墨性染料对细胞进行染色,成功地将细胞内部结构呈现在人们眼前。 
  8月19日,在周太玄的儿子周仲璧家中,记者看到了80多年前太玄先生年轻时的手迹。以小楷写在笺纸上的诗词,集成一册,取名《桂影疑月词》。纸微微发黄,但仍挺括,墨迹如新,书法极为漂亮。其中有“别浦香沉家梦远,秋坟月小孤雁返”,“南山笑我,犹解生死离别。五夜梦里,三生石上,那有情怀堪说?只匆匆春荣,秋谢金风弄晚节”等句。 
  据周仲璧介绍,这些婉约诗词当年都未发表,父亲生前甚至没有和他们提起过,这本小册子还是子女整理遗物时才发现的。 
  周太玄写有为数不多的新诗,不仅发表过,而且还被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他的名作,写于1919年赴法途中的《过印度洋》,被胡适在新文学里程碑式的论文《谈新诗》中加以引证。1922年,赵元任为这首诗谱曲,在当时广为传唱:“圆天盖着大海/黑水托着孤舟/也看不见山/那天边只有云头/也看不见树/那水上只有海鸥” 
  他还是现代文学史上的巨著《死水微澜》的第一个读者。中学时的同窗好友李吉力人写完这部小说,首先就把手稿拿给他看,希望听听他的意见。 
  早在成都高等学堂分设中学堂读书时,周太玄就已负才子之名。比他高一班的郭沫若后来回忆:“他是翩翩出世的一位佳公子……多才多艺。据我所知,他会作诗,会填词,会弹七弦琴,会画画,笔下也很能写一手的好字。” 
  另一位同学、后来曾任四川大学理学院院长的魏时珍,甚至将周太玄与古代著名的美男子潘安相提并论。潘安路过街市,女子竞相围观。而魏时珍记得,一次周太玄在学校空地上踢毽子,四个班级的同学蜂拥而出,不仅争观他高超的技艺和优美的姿势,更想一睹他俊美的仪容。 
  几年后,就读于上海中国公学时,同学冯友兰和许德珩还专门买了昂贵的七弦琴,请周太玄教他们弹奏。 
  在北京,周太玄结识了被他称为“知心的老大哥和道德的典范”的李大钊。后来,他和李大钊、王光祈等人发起成立了“五四”时期影响最大的社团之一“少年中国学会”,会员中包括毛泽东。 
  多年后,国共两党领袖都还记得“少年中国学会”。上世纪30年代中期,蒋介石两次到成都均问起学会会员中在四川的还有哪些人。第二次甚至专门约见了周太玄和魏时珍,并告诉他们可以直接写信给他。 
  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宴请民主人士,周太玄三次受邀。毛泽东当面询问,“少年中国学会”能否恢复,周太玄告之,学会内部分歧实在太大,已难重整。 
  不过,据周仲璧分析,父亲“一生脾气温和,不太露锋芒,甚至有点儿退让”。所以,面对毛泽东的询问时,他很可能是不太愿意“撑这个头”。 
  作为文人,周太玄和新闻界也渊源颇深。早年他曾在上海和北京担任过报纸编辑,上世纪40年代又为《大公报》写过不少文章。他一生新闻事业的亮点,是1919年在巴黎和会期间创办的“巴黎通讯社”。 
  巴黎和会上,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却遭受屈辱,而北洋政府竟然准备在和约上签字。巴黎通讯社得知这一消息后,连夜组织电讯稿,迅速将事实真相传回国内,由各报披露出来。旋即,五四运动爆发。 
  也许还是周太玄的朋友李璜了解他。李璜曾评周太玄:“他本是一感情深厚与文笔优美之词人,而乃一意要学科学。” 

  袁翰青:化学家的别样气质

  袁翰青(1905-1994)江苏南通人,化学家、化学史家、科技文献学家。 
  袁翰青与化学结缘颇有戏剧性。十几岁就读于南通师范学校时,在当时还很罕见的中学实验室里,一堂化学实验课,要求在一块玻璃上面涂蜡,蜡上刻字,再在玻璃反面放个盘子,装进硫酸加少许荧石,于是产生氟化氢,蜡被融化,玻璃上面就印上了字。 
  那一次,他印在玻璃上的是“努力”二字。 
  努力的袁翰青,后来考入清华学校化学系,留学美国伊利诺大学,回国先后担任中央大学、北京大学教授,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然而1949年后,他逐渐淡出了自己的有机化学专业领域,被委以众多行政管理工作。他的小女儿袁其采曾问过他:“你要是当初不回国,一直搞你的专业呢?” 
  袁其采并不讳言,自己内心里替父亲感到几许遗憾。“我总觉得,搞科学的人不能搞这么多的社会事务”。 
  当时,面对女儿的问题,袁翰青只是笑笑,并没说什么。袁其采猜测:“可能觉得我幼稚吧,理解不了他们那辈人的想法。” 
  现在回望,袁其采承认,从1949年到1957年,父亲虽然离开了专业,但干的都是开创性的工作,“他自己可能不会感到遗憾”。 
  袁翰青先是出任中央科普局首任局长,商务印书馆由沪迁京,他又担任总编辑。1955年,他奉命负责筹建中国科学院西北分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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