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卷7-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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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发表于一八四六年。韦丛芜的译本一九二六年六月由未名社出版，为《未名丛刊》之一。
〔２〕 陀思妥夫斯基（W。X。ETIVTMNIYJZ，１８２１—１８８１） 通译陀思妥耶？蛩够砉骷摇Ｖ谐て∷怠肚钊恕贰ⅰ侗晃耆栌氡凰鸷Φ摹贰ⅰ蹲镉敕！返取？
〔３〕 手记 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著作集》的第三部分，录自一八八○年的笔记。
这里的引文见《手记。我》。
〔４〕 “残酷的天才” 这是俄国文艺评论家米哈依洛夫斯基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章题目。
〔５〕 正教 即东正教，基督教的一派。一○五四年基督教分裂为东西两派，东派自称正宗，故名。主要分布于希腊、南斯拉夫、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俄国等。
〔６〕 “捉住了心中所实验的事实”等语，见日本拔曙梦《露西亚文学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论》。
〔７〕 格里戈洛维奇（E。G。＇RJTRTNJ＇，１８２２—１９００） 俄国作家。著有《苦命人安东》、《美术史和美术理论文集》等。涅克拉梭失（^。_。^MYRHITN，１８２１—１８７８），通译涅克拉索夫，俄国诗人。著有长诗《严寒，通红的鼻子》、《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等。
〔８〕 培林斯基（G。＇。GMKJUIYJZ，１８１１—１８４８） 通译别林斯基，俄国？难缆奂摇⒄苎Ъ摇Ｖ小段难У幕孟搿贰ⅰ堵燮障＝鸬淖髌贰贰ⅰ兑话怂牧甓砉难б黄场贰ⅰ兑话怂钠吣甓砉难б黄场返取？
〔９〕 “谦逊之力” 见拔曙梦《露西亚文学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论》。
〔１０〕 “富是使个人加强的”等语 见陀思妥耶夫斯基《手记。财富》。
〔１１〕 丛芜 韦丛芜（１９０５—１９７８），安徽霍丘人，未名社成员。
译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穷人》等。
〔１２〕 Ｃｏｎｓｔａｎｃｅ Ｇａｒｎｅｔｔ 康斯坦斯。迦内特（１８６２—１９４６），英国女翻译家。曾翻译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等人的作品。
〔１３〕 Ｍｏｄｅｒ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现代丛书》，美国现代丛书社出版。
〔１４〕 原白光 日本的俄国文学翻译家。
〔１５〕 素园 韦素园（１９０２—１９３２），安徽霍丘人，未名社成员。
译有果戈理的中篇小说《外套》、俄国短篇小说集《最后的光芒》等。
〔１６〕Ｄｏｓｔｏｉｅｖｓｋｙ‘ｓＬｉｔｅｒａｒｓｃｈｅＳｃｈｒｉｆｔ
ｅｎ德语：《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著作集》；Ｍｅｒｅｓｃｈｋｏｖｓｋｙ‘ｓＤｏｓ
ｔｏｉｅｖｓｋｙ ｕｎｄ ＴｏｌFｓｔｏｙ，德语：梅列日科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胪卸固贰Ｃ妨腥湛品蛩够‥。‘。XMRMaYTNIYJZ，１８６６—１９４１），俄国作家？笳髦饕搴蜕衩刂饕逭摺Ｒ痪哦鹉炅魍龇üＶ欣沸∷怠痘胶头椿健贰ⅰ侗Ｂ抟皇馈返取？
〔１７〕 拔曙梦（１８７８—１９５８） 日本的俄国文学研究者、翻译家。
著有《俄国近代文艺思想史》、《露西亚文学研究》，译有列夫。托尔斯泰《复活》等。
通信〔１〕
未名先生：
多谢你的来信，使我们知道，知道我们的《莽原》原来是“谈社会主义”的。
这也不独武昌的教授为然，全国的教授都大同小异。一个已经足够了，何况是聚起来成了“会”。他们的根据，就在“教授”，这是明明白白的。我想他们的话在“会”里也一定不会错。为什么呢？就因为他们是教授。我们的乡下评定是非，常是这样：“赵太爷说对的，还会错么？他田地就有二百亩！”
至于《莽原》，说起来实在惭愧，正如武昌的Ｃ先生来信所说，不过“是些废话和大部分的文艺作品”。我们倒也并不是看见社会主义四个字就吓得两眼朝天，口吐白沫，只是没有研究过，所以也没有谈，自然更没有用此来宣传任何主义的意思。“为什么要办刊物？一定是要宣传什么主义。为什么要宣传主义？一定是在得某国的钱”这一类的教授逻辑，在我们的心里还没有。所以请你尽可放心看去，总不至于因此会使教授化为白痴，富翁变成乞丐的。——但保险单我可也不写。
你的名字用得不错，在现在的中国，这种“加害”的确要防的。北京大学的一个学生因为投稿用了真名，已经被教授老爷谋害了〔２〕。《现代评论》上有人发议论〔３〕道，“假设我们把知识阶级完全打倒后一百年，世界成个什么世界呢？”你看他多么“心上有杞天之虑”〔４〕？
鲁迅。六，九。
顺便答复Ｃ先生：来信已到，也就将上面那些话作为回答罢。
备考B：
来信
鲁迅先生：
我们学校里也有一个小小的图书馆，虽说不到国内的报章刊物杂志一切尽有，大概也有一二种；而办学者虽说不到以全副力量在这里办学，总算得是出了一点狗力在这里厮闹。
有一天，一位同学要求图书馆主任订购《莽原》，主任把这件事提交教授会议——或者是评议会，经神圣的教授会审查，说《莽原》是谈社会主义的，不能订。然而主任敌不过那同学的要求，终究订了。
我自从听到《莽原》是谈社会主义的以后，便细心的从第一期起，重行翻阅一回，始终一点儿证据也找不着。不知他们所说的根据在何处？——恐怕他们的见解独到罢。这是要问你的一点。
因为我喜欢看《莽原》，忽然听到教授老爷们说它谈社会主义，像我这样的学生小子，自然是要起恐慌的。因为社会主义这四字是不好的名词，像洪水猛兽的一般，——在他们看起来。因为现在谈社会主义的书，就像从前“有图画的本子，就要被塾师，就是当时的‘引导青年的前辈’禁止，呵斥，甚而至于打手心”一样。因为恐怕他们禁止我读我爱读的《莽原》，而要我去读“人之初性本善”，至于呵斥，打手心，所以害怕得要死。这也是要问你的一点，要问你一个明白的一点。
有此两点，所以要问你，因为大学教授说的话，比较的真确——不是放屁，所以要问你，要问你《莽原》到底是不是谈社会主义。
六，一，未名于武昌。
我并不是姓未名名，也不是名未名，未名也不是我的别号，也不是像你们未名社没有取名字的意义。我的名二十一年前已经取好了，只是怕你把它宣布出来，那末他们教授老爷就要加害于我，所以不写出来。因为没有写出自己的真名字，就名之曰未名。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六月二十五日《莽原》半月刊第十二期。
〔２〕 关于学生因为投稿被教授谋害的事，北京大学英语系学生董秋芳在一九二六年三月三十日《京报副刊》发表《可怕与可杀》一文，指斥陈西滢等把三一八惨案的责任“放在群众领袖的身上”。陈便利用北大英语系主任的职权，拒发英语翻译本给董，使他得不到该课成绩而影响毕业。董曾将此事经过告诉鲁迅。
〔３〕 指牛荣声的《开倒车》一文，见《现代评论》第七十八期（一九二六年六月五日），其中说：“即如现在急进派骂稳健派为‘开倒车’，照他们的主张，必须把知识阶级打倒，把一切社会制度根本推翻，方不是‘开倒车’。不过大家要细想：假设我们把知识阶级完全打倒后一百年，世界成个什么世界呢。”
〔４〕 “心上有杞天之虑” 这是杨荫榆掉弄成语“杞人忧天”而成的不通的文句。
见她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日《晨报》的《对于暴烈学生之感言》。
一九二七年
文艺与政治的歧途〔１〕
——十二月二十一日在上海暨南大学讲
我是不大出来讲演的；今天到此地来，不过因为说过了好几次，来讲一回也算了却一件事。我所以不出来讲演，一则没有什么意见可讲，二则刚才这位先生说过，在座的很多读过我的书，我更不能讲什么。书上的人大概比实物好一点，《红楼梦》〔２〕里面的人物，像贾宝玉林黛玉这些人物，都使我有异样的同情；后来，考究一些当时的事实，到北京后，看看梅兰芳姜妙香〔３〕扮的贾宝玉林黛玉，觉得并不怎样高明。
我没有整篇的鸿论，也没有高明的见解，只能讲讲我近来所想到的。我每每觉到文艺和政治时时在冲突之中，文艺和革命原不是相反的，两者之间，倒有不安于现状的同一。惟政治是要维持现状，自然和不安于现状的文艺处在不同的方向。不过不满意现状的文艺，直到十九世纪以后才兴起来，只有一段短短历史。政治家最不喜欢人家反抗他的意见，最不喜欢人家要想，要开口。而从前的社会也的确没有人想过什么，又没有人开过口。且看动物中的猴子，它们自有它们的首领；首领要它们怎样，它们就怎样。在部落里，他们有一个酋长，他们跟着酋长走，酋长的吩咐，就是他们的标准。酋长要他们死，也只好去死。那时没有什么文艺，即使有，也不过赞美上帝（还没有后人所谓Ｇｏｄ〔４〕那么玄妙）罢了！那里会有自由思想？后来，一个部落一个部落你吃我吞，渐渐扩大起来，所谓大国，就是吞吃那多多少少的小部落；一到了大国，内部情形就复杂得多，夹着许多不同的思想，许多不同的问题。这时，文艺也起来了，和政治不断地冲突；政治想维系现状使它统一，文艺催促社会进化使它渐渐分离；文艺虽使社会分裂，但是社会这样才进步起来。文艺既然是政治家的眼中钉，那就不免被挤出去。外国许多文学家，在本国站不住脚，相率亡命到别个国度去；这个方法，就是“逃”。要是逃不掉，那就被杀掉，割掉他的头；割掉头那是最好的方法，既不会开口，又不会想了。俄国许多文学家，受到这个结果，还有许多充军到冰雪的西伯利亚去。
有一派讲文艺的，主张离开人生，讲些月呀花呀鸟呀的话（在中国又不同，有国粹的道德，连花呀月呀都不许讲，当作别论），或者专讲“梦”，专讲些将来的社会，不要讲得太近。这种文学家，他们都躲在象牙之塔〔５〕里面；但是“象牙之塔”毕竟不能住得很长久的呀！象牙之塔总是要安放在人间，就免不掉还要受政治的压迫。打起仗来，就不能不逃开去。北京有一班文人〔６〕，顶看不起描写社会的文学家，他们想，小说里面连车夫的生活都可以写进去，岂不把小说应该写才子佳人一首诗生爱情的定律都打破了吗？现在呢，他们也不能做高尚的文学家了，还是要逃到南边来：“象牙之塔”的窗子里，到底没有一块一块面包递进来的呀！
等到这些文学家也逃出来了，其他文学家早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