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击英雄_2-第7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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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1日，最明显的情况就是敌军已经深入上西里西亚工业地区，当希特勒再度拒绝赖因哈特要求立即把第四军团撤出纳雷夫突出地带的建议之后，赖因哈特和第四军团司令霍斯巴赫将军，都感到十分失望。霍斯巴赫因为害怕他整个军团有被包围的危险，于是在1月22日就自动决定了一个行动。他命令他的部队转过向来朝西面攻击，其意图是向西普鲁士和维斯瓦河方面实行突围，并且希望与魏斯上将的第二军团建立联系。
霍斯巴赫事先并没有向他的集团军总部报告，一直等到他的部队在1月23日开始行动之后，才匆匆传来一个报告，至于希特勒和OKH则一点消息都不知道。所以在我们得知勒特曾要塞——它是保护东普鲁士的一个最重要的屏障——已经不战而弃守了，真使我们大吃一惊。希特勒当然马上就大发雷霆。这个事情发生在1月24日。同时苏军已突破马祖里运河（Masuren Canal），正向霍斯巴赫军团的北面侧翼攻击，结果使他原定的计划也无从实现。到了1月26日，希特勒才知道在中央集团军的地区中，不仅发生了未经他批准即采取行动的行为，而且事后也没有报告他。他认为这是有心欺骗他，当然感到怒不可遏。他认为赖因哈特和霍斯巴赫两个人都有通敌卖国的嫌疑，要把他们交付军法审判。同时他也要把这两个司令部里的全体幕僚都一律免职，因为他们可以说是知情不报。我尽量想把他的火气平抑下来，我说：“关于赖因哈特上将，我可以绝对保证他的忠诚，至于霍斯巴赫虽然是举措乖张，但是一定另有原因，而绝不是通敌谋叛。”可是在这时说这些话，实在无异于火上加油。一直等到他和布格多夫商量继任人选的时候，这场风波才算是暂时过去了。这个集团军现在改由兰度利克上将（Col。Gen。Rendulic）指挥，他是最近才被派到库尔兰去接替夏纳尔的位置。这位上将是奥地利人，聪明绝顶，懂得怎样应付希特勒。希特勒一向信任他，所以才把保卫东普鲁士的重责交付给他。接替霍斯巴赫的是米勒将军（Gen。Muller），他在前线作战时倒是一员勇将，不过在过去却从来没有担任过较高级的指挥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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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月25日那一天，赖因哈特本人的头部负了重伤。到了1月29日，我们两个人才见了面，把这次事件的原委讨论了一番。
东普鲁士之战就是这样的进行着，一方面我们的防御兵力已经面临着总崩溃的命运，而希特勒对于他手下将领的不信任，却反而与日俱增。在这个时候，东线战场的其他地区也正在激烈的苦战中节节败退。
在布达佩斯前线方面，德军夺回了施图尔韦森堡，但是我们却明知我们的兵力并不能赢得一次决定性的胜利，更不幸的是苏联人也完全知道这个内幕。在上西里西亚地区，敌军正向塔罗维兹（Tarnowitz）前进，并且继续朝着科瑟尔—奥珀伦—布里格（Cosel…Oppeln…Brieg）之线进展，其目的是要切断这个工业区的联系，并在奥得河上获得一个桥头阵地。向波森方面和东普鲁士境内的敌军也有进展，他们的钳形攻势已经把那一地区完全隔断。在库尔兰方面却还是平静无事。
1月23日，敌人想从奥珀伦和阿赫劳（Ohlau）之间渡过奥得河的意图已经很明显。敌人的战车已经到达了拉维卡（Ravica）。在波森周围已经发生了战斗。在东普鲁士方面，苏军继续向巴滕施泰因（Bartenstein）前进。在赖因哈特的命令之下，把装着兴登堡夫妇遗体的石棺运走了之后，接着就把坦能堡会战大捷的纪念碑也炸毁了。
在库尔兰方面，苏军开始向利包进攻。
1月23日，外交部派驻OKH的新任联络官、拥有大使头衔的巴兰登博士（Dr。Paul Barandon）跑来见我。尽管我曾经一再要求，可是他的前任在我从1944年7月兼任陆军参谋总长以来，就从来没有和我见过面。很明显的，外交部方面可能认为他们根本就没有明了前线军事情况之必要。我就把我自己的不满告诉了巴兰登博士。我们两个人很谈得来，就讨论到外交当局此时对于军事方面提供协助的可能性，而且我们两个人也都认为这个时机已经成熟，可以提出这个建议。我们希望凭着我们现有的极有限的外交关系，能够至少在某一个战场上面，获得一个休战的机会。我们希望西方国家也能明白苏军迅速进展的危机，于是可能和我们先签订一个休战协定，或者至少可以得到一个非正式的默契，使我们可以把全部的兵力都用在东线方面抵抗苏联人，而采取在德西方面受降。诚然这也只是一个极微弱的希望，不过是一个将要溺死的人，看见一根水草也一定想把它抓住。我们总希望能尽最后的努力，减少无谓的流血，并使德国和整个西欧不至于受到沉沦的浩劫。所以最后我们取得了共识，由巴兰登博士去安排，使我和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可以做一次私人性的谈话。他是元首的主要政治顾问，所以我希望与他恳谈一次，把我刚刚和巴兰登博士所讨论的问题，再和他研究一番。我的意图是希望他可以和我一同去谒见希特勒，要求他使用我们这一点有限的外交法宝，来挽救德国的前途。这个法宝并不一定就具有灵效，这一点我们当然完全明了，不过我们的决心却未减低，因为我们感觉到设法使战争提早结束，实在是我们的神圣义务。巴兰登博士立刻就去和外交部长接头，以便安排我在1月25日可以和他会晤。
东线战场方面的悲剧还在继续演出之中。匈牙利方面，敌人已经有力量击败我们的反攻。在西里西亚方面，苏军已经到达了格莱维兹（Gleiwitz）。在科瑟尔和布里格之间，以及在地亨弗斯（Dyherrnfurth）和格洛高之间，敌人都已经完成了渡过奥得河的准备。布里斯劳正面已经受到攻击，但是这个要塞和格洛高与波森等地一样，仍然还在德军坚守之中。在东普鲁士方面，苏军正企图向埃尔宾（Elbing）方向实行突破。
1月25日，苏军在韦伦采湖（Lake Velencze）以南地区实行反攻的企图更为明显。在多瑙河以北也是一样的情形，他们准备向克瑞辛将军（Gen。Kreysing）的第八军团实行反扑。上西里西亚方面，苏军还是继续向工业地区推进。敌人已经大致抵达奥得河岸。
在包围了波森以后，苏军就绕过了那个要塞，直向奥得河—瓦尔特河（Warthe）的转弯处进攻，那里本来有一条早在战前就已构筑好的防线，可供抵抗之用。但是里面的一切设备却早已移用到大西洋长城上面去了，所以现在只剩下了一个空壳子而已。苏军集中在施奈德米尔（Schneidemuhl）—布隆姆堡地区中，准备沿着维斯瓦河的西岸，向北前进，以便从后方席卷防守河岸的德军。
当我已经预测到这个新的危机时，我就要求希特勒成立一个新的集团军，以控制旧A集团军（在1月25日已经改名为中央集团军）和旧中央集团军（现在也已改称北方集团军）之间的空隙地区。这个新集团军应负责改组和控制这个地区的一切防务。我和约德尔上将谈到挑选一位将领和组织司令部的问题，因为照我看，这是整个方案中最重要的部分。我主张可以把原先在巴尔干方面的两个集团军总部的全班人马，选择一个来担负这个新的任务，并且表示我比较赞成威席斯元帅。我和他颇有私交，知道他不仅是一个好军人，而且也是一个好人。不仅聪明正直，而且勇毅坚定，足以担负这种重大困难的职责。约德尔同意在会议上支持我的意见，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似乎是已经决定了。当我在1月24日，向希特勒提出这个人选来的时候，希特勒却回答我说：“照我的看法威席斯元帅似乎是一个已经很疲惫的人。我很怀疑他是否还有精力来担负这个困难的工作。”我马上就为威席斯辩护说，他现在的精力还极充沛，并且指出约德尔也同意我的看法。可是使我大失所望的，却是约德尔居然不遵守他的诺言，反而射了威席斯一枝冷箭，说他具有深厚的宗教信心。希特勒是最恨宗教的，所以威席斯的任命就再也不会有通过的希望了。反言之，希特勒却提出了一个荒谬的建议，要任命希姆莱兼任这个集团军的总司令。我真是为之大伤脑筋，于是尽量劝他放弃这个荒唐的想法，可是结果还是完全无效。希特勒说希姆莱在上莱茵河集团军总司令任内，表现良好，而且他又同时兼任国内训练军总司令，所以在支配兵力来源时，要比其他的人更方便，所以认为他实在是一个最适合的人选。于是我又不得已而求其次，想让威席斯集团军过去的总部全班人马，用来组成这个新总部，以辅助这位党卫军领袖作战。可是希特勒还是不准，并且命令希姆莱自己组成他的总司令部。希姆莱选择了党卫军中的著名勇将拉墨丁将军（SS。BrigadeLeader Lammerding），充任他的参谋长。此君过去曾经做过装甲师的师长，可是对于这种大规模的参谋指挥业务，却毫无经验。我惟一可以做到的，就是指派参谋军官团出身的人员，去充当幕僚，可是他们的力量却无法矫正上级的行为，因为那位总司令和参谋长都是真正的外行。希姆莱最初所用的人都是党卫军中的干部，一直等到连碰了几个钉子，吃了大亏之后，他才肯听我的话，可是又已经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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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5日，我和德国的外交部长在他那新建的美丽官邸中晤面。我开门见山就说到了本题，态度一点儿都不含糊。很明显他还没有认清当前局势的严重性。他很热心地问道，我所说的话是否属实，他说：“我看参谋本部的人员似乎都有一点神经病！”实际上，今天还要来做这样的谈话，才可以证明我的神经已经是铁打的了。我再把详细的情形解释给他听，并且要求这位号称“德国外交政策的拟定者”，是否可以和我一同去见希特勒，设法使至少有一个战场可以停战，我的想法当然是以西线为主。里宾特洛甫却回答我说：“我不能这样做。我是元首的忠实信徒，事实上我知道他是不愿意和敌人做任何种类的外交谈判，所以我无法采取你这个态度。”于是我就再问道：“假使三四个星期以内，苏军的铁骑就已经在敲打柏林的大门，那么你又会有什么感想呢？”里宾特洛甫不禁像疯了一样地大喊了起来：“你以为真会有这样的可能么？”我却老老实实地向他说，不仅是有此可能，而且这也是我们这种政治领导的必然后果。这句话多少使他有一点动摇，但是当我再要求他和我一同去见希特勒的时候，他还是不敢表示同意。当我告辞的时候，他就跟我说：“请听着，对这一段谈话最好我们都保守秘密，好不好？”我说我可以这样做。
当那天夜里，我出席希特勒的“夜间汇报”时，我发现他正在那里大发脾气。也许我稍稍迟到了几分钟，因为当我走进会议室的时候，他早已用那高亢而激动的声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