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击英雄_2-第6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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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间一切有关我在7月20日的行动的传说，实际上都是凭空捏造，我事先对于这个谋刺的阴谋完全不知道，我也没有和任何人谈过这个问题。那一天惟一与我发生接触的人，就是在深夜和我通了电话的我的参谋长。
由这个意外的事件，而使我接任了陆军参谋总长的一切经过，托马勒将军曾经将它详细记录在一个文件中，并且曾经宣誓一切都是事实，这个文件现在仍由我保管。它的内容大致如下：
1944年7月20日下午18时的时候，托马勒将军还正在他的办公室里面，突然最高统帅部有电话来。打电话的人是约德尔上将属下的一位参谋魏曾尼格中校（Lt。Col。Weizenegger），他问我现在在什么地方。托马勒就告诉他说我已经出去检阅部队了。于是托马勒立即奉命到最高统帅部直接向希特勒报到。托马勒大约19点钟才到达那里，希特勒由他的副官贝罗上校陪伴着接见了他。希特勒首先问我人在哪里，我身体是否健康。托马勒用肯定的语气回答了他的第二个问题。希特勒于是就说他本想任命布勒将军（Gen。Buhle）做陆军参谋总长，但是因为他在这次事变中负了重伤，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以康复，所以他就决定在这个过渡期间，请古德里安上将兼代参谋总长的职务。托马勒就奉命安排一切，使我在第二天上午去向希特勒报到。
从这些事实看来，希特勒原意并不是命令我去接替蔡兹勒的，因为我曾经与他闹过别扭。他现在找我，只不过是已经无人可用而已。所以外面一切有关我的谣言，都可以不攻自破。实际上，当时东线的情形已经危如累卵，所以即令我是自己钻营这个位置，也还正可以显示出来，我是具有过人的英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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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有人问我为什么要接受这个吃力不讨好的苦差事。我的回答很简单，军人是应该服从命令的。尤其是当时东线战场的情形，已经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为了挽救数百万德国军民的厄运，我也非跳这个火坑不可。假使此时我拒绝受命，坐视东线的德军和我的故乡东德沦陷，那么我在道义上简直就是一个懦夫了。虽然我的企图最后还是失败了，这是使我一生到死都会感到痛心和遗恨的。当我看到我们东部的疆土，和那些无辜善良、忠诚勇敢的人民，遭到这种浩劫的时候，可以说很少有人会比我更感到伤心。不管怎样的说法，我自己也是一个普鲁士人呀！
1944年7月21日，我从霍恩沙查飞到了勒特曾。当我一到达了之后，马上就和托马勒做了一个简短的谈话，他告诉我他和希特勒谈话的详情，并且把当时行刺那一幕的情形，也大概描述给我听了。接着我就去见凯特尔元帅、约德尔将军和布格多夫将军（Gen。Burgdorf）。因为希孟德已经被炸重伤殒命，所以布格多夫继任了希特勒的侍卫长，并兼任陆军人事处长。他们都把与我新任命有关的事情向我简明地解释了一番。最主要的问题就是OKH中的所有幕僚人员，几乎要全部更换，因为原有的人员有些在这次爆炸中受了伤，有些犯了嫌疑，并已经纷纷被捕。还有一部分是久闻我的大名，根本就不愿意和我共事，另外还有一批人是从来没有上过前线的，这种人也是非换不可的。在没有和他们会晤之前，我就已经决定，准备在下午16点到陆军总司令部去视事。
在与陆军总部的人员会谈了之后，我就在大约正午的时候去向希特勒报到。他的样子似乎还很狼狈，有一只耳朵还在流血，他的右臂灼伤得很重，用绷带吊着，几乎全看不见了。可是当他接见我的时候，态度却是异常的安详。他当即面谕我接任陆军参谋总长的职务，并且告诉我他对于我的前任蔡兹勒，有时是深为不满的。蔡兹勒曾经向他五度提出辞呈，这在战时实在是一种错误的行为，因为负责任的将官也正和在战场上的将军一样，是不应该临难退缩的。所以他严厉地命令我，不得借故提出辞职的要求。
于是谈话就又转到了人事的问题。希特勒批准了我所提出来的OKH新任人员的名单。同时我也趁机提出现任的西线战场总司令，对于大装甲兵团的指挥，完全是外行，所以我建议把他调职。希特勒这时突然插口说道：“而且他事先对于这个暗杀阴谋也早已知道消息。”这时，凯特尔、约德尔和布格多夫三个人，都一致说克卢格元帅现在是西线的倚靠，所以虽然他知道这个阴谋，此时还是以不换动他为宜，于是想把克卢格调离西线的企图就此打消了。因为很明显的，希特勒所晓得的要比我还多，所以我决定还是不要多开口。
在军事问题讨论完毕以后，希特勒也谈到一两件私人的事情，他告诉我说，我的生命也处在危险之中，所以他已经命令秘密警察方面应该对我严加保护。这些人对于我的住所和车辆，都曾经加以严密的搜索，结果还是一无所获。不过为了应付希特勒，我只好决定为我个人设置私人卫士，这还是我自从担任军职以来的第一回。于是我就在装甲部队中随便指派了几个可靠的人员，担任我的住所和办公室的警卫，他们一直忠心地服务，一直到我离开的时候为止。这些人以后也常常调换，我对于私人安全问题实在并不那样放心上。
希特勒又劝我去和他的私人医师莫瑞尔（Morell）谈谈，因为他知道我有心脏病，所以他主张请莫瑞尔为我注射。我虽然曾经去和莫瑞尔谈过一次，但是因为遵从我那位柏林医师的劝告，我拒绝了他所提议的注射。以希特勒本人为例，事实上莫瑞尔专门为希特勒注射有麻醉性的药品，所以我自然不会上这位医生的当。
暗杀的企图曾经使希特勒的右臂受了重伤，他两耳的耳膜都已经震坏，右耳的欧式管也受了伤，不过他却恢复得很快。他本来有一种神经性的痼疾，从他的左手和左腿总是发抖的现象上就可以看出来，这个却与这次暗杀无关。实际上他这次所受到的打击不是在生理方面，而是在精神方面。依照他的个性，他对于整个的人类，尤其是参谋本部的军官和德军的将领，早已感到不信任，而现在就更变成了极深刻的仇恨。病态的心理使他丧失了道义上的判断力，变成了暴虐狂，以欺诈来作为掩护弱点的工具。他常常毫不犹豫地撒谎，并且也假定任何人在他面前所说的都是假话，他已经不再信任任何人。过去伺候他已经是很困难了，现在就变成了受洋罪了。他常常丧失了他的一切自制力，而他所说的话也越来越粗暴。在他的左右亲信当中，也再没有一个人可以对他略加约束，因为那个温文有礼、富有君子风度的希孟德已经死了，而继任的布格多夫却是一个饭桶。
在向希特勒报到之后，我就抽空到那个所谓“汇报室”里面去观了一次光，那暗杀一幕的景象还留在那里，这是很多人都已经叙述过了的，所以我不必再赘述了。接着我就到陆军总司令部里的参谋总长办公室去，开始执行我的新任务。我走到那里的时候，发现办公室中空无一人，也没有一个职员出来迎接我。我一连看了几间房子，才找到了一个正在熟睡中的工兵，他的名字叫里尔（Riehl）。我就把这个宝贝喊醒，叫他去找一个军官来。又等了相当的时间，他才带了一位洛林齐霍芬少校（Maj。Baron Freytag von Loringhoven）一同走进来。他是我的旧部，当我在1941年担任装甲军团司令的时候，他正是我的一位传令官，于是我就马上请他担任我的副官。此后，我就想和前线上各集团军总部通电话，询问他们当前的情况。在总长办公室里，一共有三部电话，但是却并没有说明哪一部是通到什么地方，我就拿起一部离手边最近的话筒，有一个女性的声音回答我。当我告诉她我是什么人的时候，她就一声尖叫，接着就把电话挂断了。我花了相当的时间才使那些电话小姐们平静下来，然后才命令她们接好了我所要接的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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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到1944年7月20日为止的军事情况发展，我在前一章中已经讲述过。那实在是糟得可怕。要想使OKH对于前线上的战争有所助力的话，首先第一步的工作就是要恢复它本身的工作秩序，这个时候，整个东线战场的控制中心，也正是陷于分裂的状态。我的前任主张把OKH移回柏林附近的措森（Zossen）地方。有一部分的幕僚，连同军需总监部等等重要的机构，都早已迁到那里去了。许多的通信网也已经更动了。所以花了很多的工夫，我才和前方的集团军、后方的补给机关等等，取得了联系。现在我第一个所要决定的就是OKH在将来的总部到底设在什么地方。我决定仍然设在东普鲁士，因为希特勒本人和OKW也都在这里，比较便于联系。那些已经迁到措森去的各单位都奉命立即召回。
第二步是要恢复OKH工作秩序的步骤，就是赶紧任命一些必要的人员。我把温克将军找来，请他担任作战处长，他过去是夏纳尔（Schorner）的参谋长。不久我就又增加他的责任，改派充任OKH的办公厅主任，所控制的单位不仅包括作战处和组织处，并且还有一部分陆军情报机构，就是通常所谓“东线外国军”（Foreign Armies East）的机构。这样一来，东线的整个作战机构，就完全集中控制在一个地方了，现在作战处长就改由波宁上校（Col。von Bonin）充任，组织处长由魏兰中校（Lt。Col。Wendland）充任，而情报机构则由可靠的盖仑上校（Col。Gehlen）主管。军需总监本是瓦格纳将军（Gen。Wagner），但他已经畏罪自杀了，现在就改由托柏上校（Col。Topper）继任。柏林将军（Gen。Berlin）在法国和苏联战役中，都是我的炮兵总顾问，现在就被派为OKH的炮兵指挥官。普劳恩将军在1940—1941年的战役中，一直是我的通信指挥官，现在已升任三军兼陆军通信指挥官，这许多人要有好几天的时间，才能够全部赶到东普鲁士，而且更要相当的时间，才能够使他们在已经被破坏的工作网再恢复工作。在旧陆军总部中的重要高级职员，只有运输指挥官、优秀的格尔克将军（Gen。Gercke）仍然留位不动。
在最初的几个星期当中，我一天到晚所忙的事就是使这个机构恢复它的正常工作秩序。关于其他的问题，我根本就没有时间去考虑。我当时是太忙了，除了前线上的战况以外，其他什么事我更一概不加以注意。我的新僚属们都常常和我本人一直工作到每天的深夜里，我们的目的就是想要挽救当前东线上的危局。
“7月20日事变”的实际效果到底怎样呢？
他们想要暗杀的人，事实上却只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