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脚医生万泉和-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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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方言渗透在我的灵魂中
汪：我们前面曾经讨论过这部作品的视角，换一个概念，就是个人称问题。如果从统计学的意义上讲，在长篇小说中，第三人称是多于第一人称的。为什么？长篇是往外写的，是往外铺的，视点有时还要变化。而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比较起来还是有很大程度限制的，你为什么选用第一人称？何况这部小说也并不是一个很虚的、内省的作品。
范：这是我第二次用第一人称写长篇，先前写过一部《于老师的恋爱时代》，也是写农村的，写一个乡村教师。但那里边的“我”不是第一主角，不是“于老师”，而是于老师的学生，要排起来顶多算得上三四号人物。《赤脚医生万泉和》不一样，“我”就是第一主角，小说全部围绕“我”写，这里边有一定的难度，正如你说，视点需要变化，角度要往外走，处理起来有点费力，但我还是这么写了。至于为什么要用第一称，这个问题，我没有仔细想过，开始构思的时候并没有考虑第一人称，甚至没有考虑过人称的问题，因为毫无疑问我是不会用第一人称写的，因为我的作品很少用第一人称。但奇怪的是当我在键盘上敲下第一行字，就是现在的这一行字：“有了这张平面图，你们就可以很方便地找到我的位置。”就是这一行字，就决定了作品的第一人称写法。我现在回想，起因可能竟是这张图，前面我们已经谈到过，这张图或者说这个院子，就是我们家当年住过的院子，既然是我们家当年住的院子，我就走到作品里去了，我也许和马莉有着相近的经历和年龄，但我不是马莉，我是万泉和。其实对我来说，马莉和万泉和一样真实、实在，一样从三十多年前就藏在我的心底深处了——虽然我的真实生活中并没有万泉和这个人，真实生活中我们的赤脚医生邻居也没有像万泉和这样的人。但奇怪的是，我总觉得他是我的一个熟人，熟得不能再熟，熟得就像他就是我。所以“我”就是万泉和了。
汪：这部作品的叙事语体也有意思。人们常说，小说小说，就是要“说”。你这部作品真的是在说了。我以前曾跟飞宇讨论过类似的话题，也就是小说中书写与说话，文字与声音。在这个问题上一直有两种观点，过去是比较重视口语的，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书面语占了上风，还有法国新小说派理论的实践与巴特这样的理论大师的支持，要陌生，要延迟，让人读不上前。你肯定记得那时候的风气，大讲文学性，如果小说都用口语，那就大白话了，只是工具，只起传达作用，即用即丢，谈不上文学性，所以大家在小说的叙述语言上特别下功夫，怎么说比说什么重要。
范：以书面语体现文学性和用口语的“形式”体现文学性，后者才是真正的难度，还要体现得好，体现得有价值，有现代感，那更是高难度。换句话，用你的说法，大白话，我觉得如果能用大白话说出文学性，那才是更高的境界，也就是所谓的看山仍是山看水仍是水，因为我认为文学的境界及作品的文学性，不仅在文字的表面，更在文字的背后，文字背后的东西太丰富太复杂了，它们才是问题的关键，如果仅从文字的表面去追求现代性或者文学性，还是在初级阶段——最多是中级阶段——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的阶段。我绝不是说我自己达到了高级阶段，已经看山仍是山看水仍是水了，那样的境界是很难达到的，有的人以为自己已经达到了，但很快就会发现原来离得还很远呢，也许一个人一辈子也达不到那样的境界，但要知道向哪一个境界努力是很重要的。
另外，我也不否认我受到当下社会阅读的节奏和习惯的一些影响，如果语速太缓慢、太延迟，让人读不上前，很多人（包括文学的人）都会放弃阅读，所以我在口语化尤其是语言的节奏上是有意为之的。不过我想，这可能既是我的妥协，也是我的努力。
汪：这个问题还可以深入，可以从文化上去讨论。我记得复旦大学的郜元宝说过，中国这一百年来的语言道路大致上来说是声音占先的。这种情形实际上折射出这个时段历史与社会的特征，整个社会就是喧嚣的，动荡的。而书写与文字相对而言则是静默的，秩序的与理性的。
范：非常赞同，现在我们太缺少静默，没有人能够静得下来，包括说社会太噪杂太喧嚣的人，包括我们自己，包括所有想静默的人，都比较难静默下来，我们身处潮流之中，是身不由己的。倒是有一个人，我想他可能比较静默，这是苏北农村的一个农民，一直贫困，热爱文学，年轻的时候就写作，极少发表，现在大概也快四十岁了，或者四十多了，没有结婚，曾经外出打工，后来回家，和父母一起在农村的家里种地磨豆腐，父母对他不结婚有意见，他每天写日记——我想他可能是静默的，却还不知道他自己怎么想，认同不认同。
汪：对中国这种特定的国家来说，也许书写与文字可能更为重要。这样的思考角度觉得很有意思。这当然并不意味着我们放弃说话与声音，而是让我们要重新关注它们，从新的角度关注它们。我们不能像以前那样仅仅从修辞的层面去看待口语，而应从生命、生存、文化去关注最本真的口语，去真实地把握特定时代的语言生活。
范：口语不等于浮躁，不等于不静默。口语以文字的形式出现时，它已经不只是口语了，至少它不是张口就出来的东西了，它已经经过写作者的心态、情绪、思想节奏和生活节奏等等的渗透和影响，甚至已经被这些主观的东西所驾驭，它已经不仅仅只是一种单纯的口语了，所以正如你所说，它是值得去重新探讨、研究和把握的。
汪：所以，不能简单地将它们分得太清楚。万泉和的“说”就是万泉和的存在。他对于事物有他的理解与表达，他对于政治话语的隔膜与陌生实际上是这个人，甚至是这个阶层对政治的态度。
范：本来就是分不太清楚的。当然，学者们有学者们的研究方式方法和特殊的语言体系，对学者研究中的某些词汇和它们之间的区别，我们不一定能够理解透彻，但是有一点我想我应该能够理解，这只是学者们借词说事，这里的所谓“声音”和所谓“书写”，更具有“声音”和“书写”之外的含义——好像谈了太多的理论，把我自己也谈昏头了，这都是“聪明人”干的事情。还是说一说万泉和，他那么笨，那么简单，但是他能够代表一个阶层，他很了不起的。
汪：对的，对一个小说家来说，可能考虑得比较多的是从小说艺术本身。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可以说各有优势，难以取舍。汪曾祺在这个问题上的犹豫就反映了这一点。在同一篇谈论文学语言的文章里，他先说“小说是写给人看的，不是写给人听的”，但紧接着，他便说：“说小说的语言是视觉语言，不是说它没有声音。”他解释说：“声音美是语言美的很重要的因素。”本来，汪曾祺对语言的认识是很到位的，但这种观点只贯彻到文字与书写，而到了语音层面，就成了修辞问题了，变得很轻了：“一个搞文字的人，不能不讲一点声音之道。”如果将声音与书写相脱节，而且对它的地位缺乏应有的认识，那么过分注重声音当然是没有道理的，甚至，作为工具都是不可容忍的。
范：这个问题你说得有点绕口，我听得就更绕脑子，我简单化一点吧，我们向万泉和学习，学习他的笨和简单。汪老的犹豫其实一点也没有影响汪老的创作实践，汪老好像也没有做过一些实验，比如说写一些可供朗读的作品？但是我们难道不能从汪老的作品中听到声音吗？这些声音从汪老的心中和文字中静静地流出来的，再静静地打动了我们的心灵和灵魂——所以，这样看起来，这所谓的“声音”也就是文字，或者说是文字化了的声音，以我的简单的理解，我们是在谈论小说，无论它的语言是怎么样的，首先肯定它都是书面形式的，文字形式的，所以我们应该更多讨论或研究的是书写与书写、文字与文字、这部小说与那部小说之间的区别，因为它们才是同一性质的。
汪：从语言学的角度讲，一直存在言语优先的原则，相对于口语，文字在两个方面值得警惕，一是只有口头沟通才是最自然的，而且在全部丰富的层面上保留着完整的意义，言语中有许多意义是文字无法反映的。
范：文字常常显得无能无力，无法反映言语（尤其是方言）中的精妙和多义，琢磨来琢磨去琢磨到最后也仍然无法传达出来。
汪：那就要靠声音来传达，在这方面，人们经常列举的语调固然能说明问题，而更重要的是涉及更多时空因素，以及因之而来的更深广的文化积淀、角色识别和个人情意因素，它们是非文本的。所以，固然要认识到文字的巨大作用，但一定要认识到，它并没有、也不可能完全反映出实际的语言行为和语言意义。另一方面，偏偏因为文字的产生使人类的语言格局发生了改变，口语与书面语并不是表达同一语义的两个不同的体系，而更多的是两个语体之间的差异。口语意味着自发，少协调，差异，偶然，易变，从属，大众……而书面语则意味着有组织，同一，必然，规范，稳定，权威，精英……随着语言的演变，书面语已成了与口语渐行渐远的独立系统。它对口语的压迫也早已是不争的事实。
范：听了你这一段分析，我渐渐理解了你为什么要强调书面语和口语的问题，也渐渐地引起了我的重视和反省。只是你的分析比较理性，可谈理论是我的大弱项，你的理论一甩过来，我就傻了眼，简直不知道怎么样和你对话了。你有没有发觉，凡是谈到人物或农村什么的具体的东西，我就滔滔不绝，洋洋自得，还一发不可收，谈到理论性强的东西我就哑巴了，硬撑也撑不了多长，有一种完不成任务的惭愧。
汪：哪里，你有你的表达方式，我在一开始就说了作家与评论家在话语方式上的差异。你的看法对我的启发很大，比如你刚才的看法就让坚定地认为不能再停留在从单纯的声音、听觉感受或修辞层面去理解“声音之道”，而要将声音放到比文字更优先的文化地位，以便去拓展汉语的表达功能。首先，通过它疏通阻塞，接通文化…心理的源头活水。
范：接通源头活水，这话说得非常好，我总是觉得，无论什么语，都要畅通，艰涩的文字是因为心（想法）和手（写）没有接通，或者因为艰涩看起来像是高深的兄弟，所以有意做出艰涩来的。但无论怎么样，无论艰涩以什么样的面目出现，我相信一个真正的读者是不会喜欢艰涩的，因为它连写作者自己的心和手都没有接通，更不可能接通读者的心了。
汪：其次，如我们刚才说到的，口语也是对书面语权威的抵抗与挑战，既然书面语意味着稳定、规范与权威，那么它的惰性也是显而易见的。过书面语的自我革新当然是可能的，但这样的革新是第二级的。如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