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自传 作者:巴金-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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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长兴是第一次,第二次就是去南京,时间晚一点,是一九三二年一月下旬,二十四五日。这一次是友人陈范予写信约我去的。陈范予就是我在《关于〈春天里的秋天〉》里提到的朋友陈,我后来还写过《忆范兄》纪念他。那个时候他到南京工作不久,他告诉我,我们共同的朋友吴克刚(他在河南百泉教书),最近来了南京,我还有一个好朋友在中央研究院工作,他就是在巴黎同我住了几个月的卫惠林。我也想去看看他。我得到陈的信,立刻决定到南京去玩几天。当时我的表弟高惠生在浦东中学念书,寒假期间住在我这里,我走了,有他替我照管房子。我上了去南京的三等车厢,除了脸帕、牙刷以外,随身带了一小叠稿纸,是开明书店印的四百字一页的稿纸,上面写了不到三页的字,第一页第一行写着一个题目:《海底梦》。第二行就是这样的一句:“我又在甲板上遇见她了,立在船边,身子靠着铁栏杆,望着那海。”
这是一篇小说的开头。是我去南京的前两天写的。但是我当时并没有考虑过什么题材,写怎样的故事。我应该怎样往下写,我也没有想过。我只有一个想法:写海,也写一个女人。就只有这么一点点。我后来在《序》上说我“开始写了这个中篇小说的第一节”,这是笼统的说法,其实那时我并未想到把它写成中篇,而且也不曾想过要写一篇抗日的小说,我去南京的时候不可能写完第一节,因为第一节的后半已经讲到杨的故事了,杨就是小说里那个在抗日斗争中牺牲的“英雄”。
我把这一小叠稿纸塞在衣服口袋里带到南京,本来有争取时间写下去的打算。可是我在南京旅馆里住了几天,一个字也没有写,我哪里有拿笔的时间。一月二十八日的夜晚我按照预定的计划坐火车回上海。火车开到丹阳,停下来,然后开回南京。上海的炮声响了。日本军队侵入闸北,遭到我国十九路军的抵抗。不宣而战的战争开始了。
这样我被迫重到南京,在旅馆里住下来,然后想尽方法搭上长江轮船回到上海。这一段时期的生活情况,我都写在《从南京回上海》这篇文章里面,而且很详细。
我到了上海,回不了我的“家”。宝山路成了一片火海,战争还在进行。我向北望,只见大片的浓烟。我到哪里去呢?
我首先到当时的法租界嵩山路一个朋友开设的私人医院。意外地在那里看到了索非夫妇和他们的两个孩子(里面有一个是新生的婴儿),他们也“逃难”到这里来了。从索非的口里我知道了一些情况。他们的住处并未毁,只是暂时不便出入。他们住在医院的三楼,我就在这里住了一晚。第二天我出去找朋友。两个从日本回来的朋友住在步高里,他们临时从闸北搬出来,在这个弄堂里租了一间“客堂间”,他们邀我和他们同住,我当然答应。我每天晚上到步高里,每天早晨出去找朋友打听消息。所以一九三二年六月写的《序》里有这样一句话:“一个人走在冷清清的马路上到朋友家里去睡觉。”我也找到了表弟,同他一起去看过我舅父一家,他们本来住在北四川路底,这次“逃难”出来,在一家白俄开设的公寓里租了一个大房间。
记得那个时候上海文化界出了一份短期的抗日报纸,索非在编副刊,他向我组稿,我就把上海炮声响起以后我在南京的见闻写了给他,那就是《从南京回上海》。至于我带到南京旅行两次的那一小叠开明稿纸,我还没有动过它们。
只有在三月二日的夜晚,我知道日军完全占据闸北,看见大半个天空的火光,疲乏地走到步高里五十二号,我和朋友们谈个不停,不想睡觉。后来我找出了《海底梦》的原稿,看来看去。这一夜我不断地做梦,睡得很不好。第二天我开始了中篇小说的创作。我决定把海和那个女人保留下来,就紧接着去南京以前中断的地方写下去。
我每天写几页。有时多,有时少。日本侵略者现在是“胜利者”了。不便公开地攻击他们,我就用“高国军队”来代替。在写这小说的时候,我得到索非的帮忙,打听到宝光里安全的消息。不久闸北居民可以探望旧居的时候,我和索非进入“占领区”,经过瓦砾堆,踏着烧焦的断木、破瓦,路旁有死人的头颅骨,一路上还看见侵略者耀武扬威和老百姓垂头丧气。小说中里娜在“奴隶区域”里的所见就是根据我几次进入“占领区”的亲身经历写的。《序》上说,“有一次只要我捏紧拳头就会送掉我的性命”,也是事实。那一次我一个人到旧居去拿东西,走过岗哨跟前,那个年轻的日本兵忽然举起手狠狠地打了一位中年老百姓一个耳光。他不动声色,我也不动声色。这样“忍受下去”,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把我的感情,我的愤怒都放进我的小说。小说里的感情都是真实的。最后,那两个留学日本的朋友帮助我,我们雇了一辆“搬场汽车”,去把我那些没有给烧毁的书籍家具,搬到步高里来。书并不太多,只是因为楼下客堂间地板给烧掉,挖了一个大坑,后门又给堵塞,从楼上搬书下来出前门不方便,整整花了一个上午,还有些零星书本散失在那里。以后再去什么也没有了,房子有了另外的主人。
起初我每晚写几页小说,等到书搬了出来,小说的人物、故事自己的发展,逐渐地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我把感情越来越多地放了进去。白天我也不出去,白天写,晚上写,越写越快。不到一个月我就把《海底梦》写完了。
不久施蛰存同志创办《现代》月刊,托索非向我组稿,我就把写好的《海底梦》交给索非转去。这个中篇在《现代》上连载了三期。这以后我写了一篇序把它交给新中国书局出版,在小说后面附加了那篇同它有关的《从南京回上海》。那个时候我已经搬出步高里,住到我舅父家中了。《海底梦》是在步高里写成的。本来我那两个朋友和我都不想再搬家,可是那里的二房东要把房子顶出去。他愿意把房子顶给我们,已经讲好了价钱,但我们筹不够这笔钱,就只好搬家。两个朋友先后离开了上海,我就搬到我舅父住的那个公寓里。我在那里不过住了一个多星期,有个朋友从晋江来约我去闽南旅行,我答应了他,就同他上了海轮,开始了《春天里的秋天》的那次旅行。这其间我舅父在附近的花园别墅租了一幢房子,把我的东西也搬了过去。我回上海住就在舅父家里,舅父在邮局工作,我一直住到第二年(一九三三)春天他给调到湖北宜昌去的时候。
一九三五年下半年我从日本回到上海,向新中国书局收回《海底梦》的版板,交给开明书店“改版重颖,我抽去了《从南京回上海》,却加了一篇《改版题记》,又加了一个副标题:《给一个女孩的童话》。《改版题记》中引用了我一九三四年底在日本写的散文《海底梦》里的一段话:“最近我给一个女孩子写信说:‘可惜你从来没有见过海。
海是那么大,那么深,它包藏了那么多的没有人知道过的秘密;它可以教给你许多东西,尤其是在它起浪的时候。’”新加的副标题就是从这里来的。
《爱情的三部曲》总序
我一九三一年夏天开始写《雾》,到一九三三年十二月才把《电》写完。写了《电》,我的《爱情的三部曲》算是完成了。
关于这三本小书似乎有不少的读者说过话,我也看见过一些杂志和报纸上的批评,我自己却始终沉默着。到现在我已经把别人所说过的话完全忘在脑后了。但那些被咽在肚里的自己的话却成了火种在我的心里燃烧起来。我不能够再沉默。所以我借着这《雾》的改订本第一次问世的机会,把我的灵魂的一隅给读者打开来。
“在你的全部作品里面你自己满意的是哪几本?”我常常遇着这样的问话。朋友们当面对我这样地说过,一些不相识的读者也写了信来问,到最近还有一个新认识的朋友要我拣几部自己满意的作品送给她。
对于这样的问话我的答复总是很简单的一句:“我没有写过一部自己满意的作品。”这是真实的话。所以对于那个朋友我就连一本书也没有送去。我对于自己的作品从来就没有满意过。倘使别人一定要我拣出一两本像样的东西,那么我就只得勉强地举出一本作为“社会科学丛书之一”的《从资本主义到×××××》,这本书从写作到发行,全是我个人一手包办,这里面浸透了我个人的心血。但它并不是小说,而且现在已经绝版,甚至我自己也不曾留着一本,更无法推荐给读者了。
我不曾写过一本叫自己满意的小说。但在我的二十多本文艺作品里面却也有我个人喜欢的东西,那就是我的《爱情的三部曲》。这句话我从不曾对人说过。我从不曾把我这灵魂的一隅打开给我的读者们看过,因为我觉得这完全是个人的私的事情。
我为什么在我的许多作品中单单喜欢这三本小书呢?这大概是由于个人的偏好。因为我不是一个批评家,并且我是撇开了艺术和意识来读自己的作品的。
我常常被人误解,有些朋友甚至武断地说,我的作品里面常常有我自己,他们居然在生人面前替我的作品作过了考证。也有人相信他们的话,因为他们自以为很了解我。而事实上我的写作的苦心却是他们所梦想不到的。我就这样地被人误解了这几年,到现在我才有机会来叫出一声冤枉。我可以公平地说:我从没有把自己写进我的作品里面去过,虽然我的作品中也浸透了我自己的血和泪,爱和恨,悲哀和欢乐。
固然我偶尔也把个人的经历加进在我的小说里面,但这也只是为了使那小说更近于真实,而且就在这种处所,我也曾留心到全书中的统一性,我也极力保留着性格描写的一致。譬如在《雾》和《雨》里面陈真刊行了一本解释他的社会思想的书,是作为“社会科学丛书之一”而出版的,这是一本对都会的人说法的书,在这里面乡村问题却完全没有被谈到。
事实上我自己就写过这样的一本书,这我在前面已经提说过。
我知道有些神经过敏的人会根据这事实来断定陈真就是我自己。然而倘使他们读了陈真被汽车辗死的一段描写以后,他们不知道又会有什么样的意见,也许他们会以为现在活着写文章的只是我的鬼魂罢。
或者我做着陈真做过的事,或者陈真做了我做过的事,这都是不关重要的。他是一个独立的人格,我也是的。我的小说里的每个主人公都是一个独立的人格。他或她发育,成长,活动,死亡,都构成了他或她的独立的存在。因为他或她是一个人,一个活的人,而不是一个影子。倘使我把自己当作小说的主人公来描写,那么我的主人公就会只是我的一个影子,杜大心是一个影子(我和他都写过《生之忏悔》,李冷是一个影子(我曾经用过李冷这名字发表过一些文章),高觉慧是一个影子(我和他都演过《宝岛》里面的黑狗,都在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读过书〉,陈真是一个影子,还有许许多多。
……结果,我的小说就完全成了虚伪的东西,也决不会感动那成千的青年的灵魂了。这是使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