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自传 作者:巴金-第1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她读了我的诗，就写了一封很长的回信——”“这封信在什么地方？可以给我看吗？”我听见说有这样的信，就忍不住打断了成的话。

　　“我留在巴黎了，那是一封很动人的信，”成叹息地说。我的喜悦又被他的话赶走了。

　　“她的身世你知道吗？”成忽然改换语调问道。

　　“我不知道，”这几年来我想知道她的身世，却没有人能够告诉我。

　　“她生长在华沙，是一个很聪明的女郎，她成熟得很早，在十四岁的时候就参加了社会运动。最初唤醒她的人是一个青年学生。她爱他，就做了他的情人。但是打击来了，她所敬爱的人死在华沙的绞刑台上。”

　　成说到这里略略停顿了一下。他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也曾在欧洲各国的革命者和亡命者中间生活过，他叙述这些事情，绝不能够没有一点感动。

　　“她自己说：‘从此我就把爱的门关上了。任凭什么人来叩门，我也不给他打开。这许多年我就不曾为谁开过这扇爱的门。’“她接着又说：‘然而人生也需要快乐。我们这种人不会有长久的生命。我活着就有享受快乐的权利。所以我要找男人。跟我发生过关系的男人不止一个。但是说到爱情，那只是一场梦。我不需要任何男人的爱情。我爱过的就只有那个死了的学生，他是我最初的爱人，也是我最后的爱人了。’……”成说到这里，声音有些苦涩了。我知道是过去的事情搅乱了他的心。那个波兰女郎的灵魂的一隅曾经为他开过，现今又因为他而在我的眼前打开了。我觉得我现在更了解她了。

　　“她的回信里还说：‘我爱你的诗，不爱你这个人。’我后来写过好几封长信给她，她回信都说：‘我谢谢你的信，我真爱你的信。’她永远不说爱我这个人的话。后来我不写信了。

　　她却常常来信叫我不要对她残酷。我临走时，她说不到车站送我，可是我一到车站，她已经先到了那里等我了。她对我说‘成，我不爱你。我不能够为你打开爱的门。’然而我却用一颗炸弹把那扇门给她炸开了……”成不能够再说下去，他差不多要哭出声来了。

　　这一次我并没有流泪。但是我却在心里哭了。我没有悲哀，没有怜悯。不，我们每个人不是都扮演过这样的悲剧么？

　　我们不是都为了某种原因就把爱的门关闭了么？牺牲是不会完结的。我们甚至不得不把自己最宝爱的东西献到那个祭坛上去。亚丽安娜并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但是她一生已经给人留下不少“含泪的回忆”了。这眼泪是感激的眼泪，这是灌溉灵魂的春雨。

　　“回国以后我就没有跟她通过信了。你知道她如今在什么地方？你有她的通信地址吗？”过了一会儿，成忽然怀着希望地问我。

　　“我不知道，我正要问你呢。”我的回答不仅赶走了成的希望，同时也把我自己的希望毁灭了。

　　像一股电光，亚丽安娜的面影在我的眼前一亮，但是马上又消灭了。

　　肺并医院、学生、爱的门，这些字眼轮流地在我的脑子里打转。我的脑子开始痛起来。我无意间把眼睛掉向街心看，恰恰吹来一股风，灰尘就迷住了我的眼睛。

　　“你还记得她的姓吗？……渥柏尔格，亚丽安娜·渥柏尔格。”成的充满怀念的声音依旧在我的耳边温和地响着。

　　晚上我在成的家中读了他为亚丽安娜写的诗，回来在寄寓里做了一个梦：我在一份法文杂志上看见了亚丽安娜在华沙受绞刑的消息，杂志上有她的照片，也有她的信札，就是那封给成的长信。在信里果然有这样的话：我把爱的门关上了。任凭什么人来叩门，我也不给他打开。

　　于是我醒过来了。时间是在半夜。房里静得跟坟墓里一样，暗得看不见墙壁，外面只有风声。风吹得树叶响，就像在落雨。寂寞和凄凉的滋味捣着我的心。我躺在床上，铺盖压住我，使我不能够动弹，我仿佛已经死过一次了。

　　我绝望地念着亚丽安娜的信上的话。我绝望地问：“她果然还活在人间吗？她果然还会回到我们中间来吗？”没有人回答我。

　　我知道梦里所见的只是幻象。但是这一刻我却不能不祈祷着她安全地回到我们中间来。假苦她还活着的话，我愿风把我的祈祷带到她的梦里去，让她也知道这个时候有一个年轻人带着感激的眼泪在怀念她。

我底眼泪

　　正是在旧历新年，我接到了朋友蔡从远迢迢的美洲寄来的书，这是两个意大利人（一个鞋匠和一个鱼贩子）的书信集。淡黄色的封套上面印了某杂志的评语，读出来是：“不预备为着生活的恐怖与美丽一哭的人就不要读它。”

　　可是我还不曾翻开书页，我还不曾读到书中的第一句话，我的眼泪便流出来了。不能够忘掉的四年前的旧事又来到了我的心头。我仿佛回到过去那些日子里去了。

　　那时我住在巴黎拉丁区一家旅馆的五层楼上。不论是在白天或者黑夜我都把窗门大打开。下面是一条清静的街。街角有一家小咖啡店，从我的窗里可以望见人们在大开着的玻璃门里进出。正对面耸立着一座高大的楼房，它不但拦住了我的视线，还给我遮住了阳光，使我的房间里变得更忧郁、更阴暗了。

　　我出生在温暖明媚的国土，我又来自山明水秀的江南，现在我却定居在这个不日之城，又是在这阴雨连绵的时候。

　　在这个城里我也有几个朋友。他们常常来看我，有时候一个来，有时两三个来，有时五六个一齐来，我们便有一个欢乐的聚会，使我暂时忘记了寂寞。但是这样的事一个星期里也只有两三次，因为朋友们都有自己的事：有的在大学里读书，有的在工厂里作工。晚上在朋友们不来或者来了又去的时候，我的心就被一阵难堪的孤寂紧紧抓住了。充满了煤气臭的屋子变得更气闷。我从窗户望出去，高耸的古建筑物挡住了一切，下面躺着雨湿的街道，阴暗而清静。有时候在一阵静寂之后忽然空气震动了，街道震动了，连我的房间也震动了。耳边只是一片隆隆的声音。如果有人在房里谈话，我也听不见他的声音。我只有等待着。并不要多久，这些声音就消失了。经验告诉我：一辆载重的卡车又过去了。一切又回到静寂里来。我立在窗前，埋下头看那在微暗灯光下的街道，或者街角的咖啡店，听人们在说话或者偶尔经过的男女在哼小曲，我觉得自己好像是在另外一个世界里面。

　　不知道什么缘故，我的心里突然变得很空虚了，好像胸膛里并没有什么东西存在一般。无论如何我不能在房里停留下去，似乎多留一刻就会使身子僵硬。于是我拿了帽子，披了外套，急急地跑出房门，下了楼梯走到街心去。

　　立在街心，我不知道应该到什么地方去。我踌躇了。我呆呆地立着，帽子遮住了我的头，外套保护了我的身体。但是雨点还时时向我的脸飘来，我终于向咖啡店那边走了。

　　进了咖啡店，我似乎感到一阵温暖。我立在柜台前要了一杯黑咖啡，一面望着旁边几个穿粗布工衣的人的诚实的脸，我把杯里的咖啡喝光了，付了钱又踉跄地走出来。虽然咖啡店里有亮光，有温暖，有人声，但是我却一点也不顾惜地抛弃了它们，向着清静的、阴暗的、雨湿的街中走去。我究竟去追求什么呢？我自己也说不出来。

　　我只是无目的地走着。街上只有寥寥的三两个行人，尤其是国葬院旁边一段路最清静，而且有点阴森可怕。我走过国葬院前面，走到卢骚铜像的脚下。我抚摩那个冰冷的石座，我差不多要跪下去了。我抬起头仰望那个屹立的巨人，喃喃地说了许多话。这些话的意义我自己也不明白，不过我知道话是从我的心里吐出来的。在这里，在这一个角落里，并没有别人，只有那个手里拿着书和草帽的“日内瓦公民”和我。

　　一直到圣母院的沉重、悲哀的钟声响了，我才踉跄地站起来，向着热闹的圣米雪尔大街的方向走了。

　　我走着，在微雨下面走着，我不想到什么人家里去，也不想找人谈话。我走过热闹的街，我也走过清静的街。我看见了不少的人，许多愉快的面貌在我的眼前过去了，接着又有许多忧愁的面貌。在我的耳边响起来咖啡店的音乐、笑语和歌声，同样我也听见悲哀的谈话和诉苦。

　　这一切于我是亲切的，但又是陌生的，它们增加了我的心痛。这个城市并不是坏地方。但是我在这里却是一个陌生的人。我找不到我所追求的东西。每个人，每所房屋对我都保守着秘密，无论是欢乐或愁苦，他们都不肯同我分享。我彷徨着，好像一个失掉向导的盲人一样，一直走到快要迷失了方向，我才绝望地回到自己的住处去。

　　像这样的事在我也并不是偶然的。白天我也进大学去听课，到图书馆里去抄书。我想在课堂里和书本上找到一点东西，结果依旧剩下我这颗空虚的心。夜里，没有朋友来的时候，寂寞便突然袭来，我又像盲人一样地在街中彷徨。我的孤寂一夜一夜地增加，而且同样我的心也痛得更厉害了。我的眼里只看见被工作摧残了的忧愁的面貌，我的耳里只听见一片悲哀的哭声，甚至在那些从前的愉快的面貌上我也找到了悲哀的痕迹。我的眼前的黑暗一天一天地增加了。从报纸上我知道某一处有许多人在为饥饿而哭，某一处又有许多人像猪羊一样被人屠杀，甚至最僻远的地方也送来了悲惨的消息。这是大批的人的灾祸。此外还有个人的不幸、谋杀、自劲纠纷、诉讼、失业……差不多每一条新闻都在诉说一段悲惨的故事。报纸上似乎发出了血的气味。眼泪、呻吟、哭泣，简直没有终结。好像整个西方世界都沉落在黑暗的苦海里了，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找不到一线的光明。我怀着一颗空虚的心到处彷徨。我的生活完全失去了目标。我每夜立在卢骚的像前，对那个巨人诉说我的绝望，可是他永远不能给我一个回答。

　　后来我不常到大学里去了，图书馆里也少了我的脚迹。我只是到处彷徨，像一个没有向导的盲人一样，准备着失脚踏进那个不可挽救的深渊里去。

　　我看着就要灭亡了，忽然有一天在一个书铺里见到了一个意大利鱼贩子著的一本英文小说，里面有这样的一段话：我希望每个家庭都有住宅，每张口都有面包，每个心灵都受到教育，每个人的智慧都有机会发展。

　　好像大雨住后的天空那样，我的心豁然开朗了。我把这本小书买了回去，同时还买了两三本跟这个鱼贩子有关的小书。我读着，重读着，我读完了这个意大利鱼贩子的自传，《一个无产阶级的生活的故事》。

　　在我的面前突然出现了一个人，他开始向我叙述他的故事。他出生在阳光明媚的南欧的乡村，在双亲的膝下一直生活到十三岁，后来被父亲送到别处去当学徒，受了六年的苦，患了重病，才由父亲接回家受母亲的看护。他的病好了不久，母亲却病倒了。在她的病中一点轻微的声音也会使她发生剧烈的痉挛，因此他不得不时常跑到街上去哀求散步的青年或者过往的行人另走一条街，不要惊动他的母亲。母亲的病愈来愈重，父亲同亲戚都不敢挨近她，只有这个二十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