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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巴金自传 作者:巴金-第10章

小说: 巴金自传 作者:巴金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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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父是一个能干的人。他继续着曾祖造就了这一份家业,做了多年的官以后退休下来,广置了田产,修建了房屋,搜罗了不少的书画古玩,结了两次婚,讨了两个姨太太,生了这许多儿女,还见着了重孙(大哥的儿子),但结果他把儿子们造成了彼此不相容的仇敌,在家庭里种下了长久的斗争的根源,而自己却依旧免不掉发狂地死在孤独里。没有人真正爱他,没有人真正了解他。

  祖父一死,家庭就变得愈加黑暗了。新的专制压迫的代表起来代替了祖父,继续着拿传统的观念把“表面是弟兄暗中是仇敌”的几房人团结在一起,企图在二十世纪中维持着封建时代的生活方式。结果产生了更多的斗争和倾轧,造成了更多的悲剧,而裂痕依旧是一天天地增加着,一直到最后完全崩溃的一天。

  祖父像一个旧家庭制度的最后的圆光那样地消灭了。对于他的死我并没有大的遗憾。虽然我在悲悼失掉了一个爱我的人,但同时我也庆幸我获得了自由。从这天起在家里再没有一个人可以支配我的行动了。

  祖父死后半年光景在暑假我和三哥就考进了外国语专门学校,在那里接连读了两年半的书。在那学校里因为我没有中学毕业文凭,后来就改成了旁听生,被剥夺去了获得毕业文凭的权利。谁知道这事情竟帮助我打动了继母和大哥的心,使他们同意我抛弃了那里的学业到上海去。

  民国十二年春天在枪林弹雨中逃出了性命以后,我和三哥两个就离开了成都的家庭。大哥把我们送到木船上,他流着眼泪别了我们。那时候我的悲哀是很大的。但是一想到近几年来我的家庭生活,我对于那个被遗留下的旧家庭就没有一点留恋的感情。我离开旧家庭不过像甩掉一个可怕的阴影。

  我的悲哀只是因为还有几个我所爱的人在那里面呻吟,憔悴地等着那些旧的传统观念来宰割。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我已经用眼泪埋葬过了不少的尸体。那些都是不必要的牺牲,完全是被腐旧的传统观念和两三个人的一时的任性杀死的。

  一个理想在前面迷着我的眼睛,我怀着一个大的勇气离开了我住过十二年的成都。

  那时候我已经受了新文化运动的洗礼,而且参加了社会运动,创办了新刊物,并且在那刊物上写了下面的两个短句作为我的生活的目标了:“奋斗就是生活。

  人生只有前进。”

做大哥的人

  我的大哥生来相貌清秀,自小就很聪慧,在家里得到父母的宠爱,在书房里又得到教书先生的称赞。看见他的人都说他日后会有很大的成就。母亲也很满意这样一个“宁馨儿”。

  他在爱的环境里逐渐长成。我们回到成都以后,他过着一位被宠爱的少爷的生活。辛亥革命的前夕,三叔带着两个镖客回到成都。大哥便跟镖客学习武艺。父亲对他抱着很大的希望,想使他做一个“文武全才”的人。

  每天早晨天还没有大亮,大哥便起来,穿一身短打,在大厅上或者天井里练习打拳使刀。他从两个镖客那里学到了他们的全套本领。我常常看见他在春天的黄昏舞动两把短刀。

  两道白光连接成了一根柔软的丝带,蛛网一般地掩盖住他的身子,像一颗大的白珠子在地上滚动。他那灵活的舞刀的姿态甚至博得了严厉的祖父的赞美,还不说那些胞姐、堂姐和表姐们。

  他后来进了中学。在学校里他是一个成绩优良的学生,四年课程修满毕业的时候他又名列第一。他得到毕业文凭归来的那一天,姐姐们聚在他的房里,为他的光辉的前程庆祝。他们有一个欢乐的聚会。大哥当时对化学很感兴趣,希望毕业以后再到上海或者北京的有名的大学里去念书,将来还想到德国去留学。他的脑子里装满了美丽的幻想。

  然而不到几天,他的幻想就被父亲打破了,非常残酷地打破了。因为父亲给他订了婚,叫他娶妻子。

  这件事情他也许早猜到一点点,但是他料不到父亲就这么快地给他安排好了一切。在婚姻问题上父亲并不体贴他,新来的继母更不会知道他的心事。

  他本来有一个中意的姑娘,他和她中间似乎发生了一种旧式的若有若无的爱情。那个姑娘是我的一个表姐,我们都喜欢她,都希望他能够同她结婚。然而父亲却给他另外选了一个张家姑娘。

  父亲选择的方法也很奇怪。当时给大哥做媒的人有好几个,父亲认为可以考虑的有两家。父亲不能够决定这两个姑娘中间究竟哪一个更适宜做他的媳妇,因为两家的门第相等,请来做媒的人的情面又是同样地大。后来父亲就把两家的姓写在两方小红纸块上面,揉成了两个纸团,捏在手里,到祖宗的神主面前诚心祷告了一番,然后随意拈起了一个纸团。父亲拈了一个“张”字,而另外一个毛家的姑娘就这样地被淘汰了。(据说母亲在时曾经向表姐的母亲提过亲事,而姑母却以“自己已经受够了亲上加亲的苦,不愿意让女儿再来受一次”这理由拒绝了,这是三哥后来告诉我的。拈阄的结果我却亲眼看见。)大哥对这门亲事并没有反抗,其实他也不懂得反抗。我不知道他向父亲提过他的升学的志愿没有,但是我可以断定他不会向父亲说起他那若有若无的爱情。

  于是嫂嫂进门来了。祖父和父亲因为大哥的结婚在家里演戏庆祝。结婚的仪式自然不简单。大哥自己也在演戏,他一连演了三天的戏。在这些日子里他被人宝爱着像一个宝贝;被人玩弄着像一个傀儡。他似乎有一点点快乐,又有一点点兴奋。

  他结了婚,祖父有了孙媳,父亲有了媳妇,我们有了嫂嫂,别的许多人也有了短时间的笑乐。但是他自己也并非一无所得。他得到了一个体贴他的温柔的姑娘。她年轻,她读过书,她会做诗,她会画画。他满意了,在短时期中他享受了以前所不曾梦想到的种种乐趣。在短时期中他忘记了他的前程,忘记了升学的志愿。他陶醉在这个少女的温柔的抚爱里。他的脸上常带笑容,他整天躲在房里陪伴他的新娘。

  他这样幸福地过了两三个月。一个晚上父亲把他唤到面前吩咐道:“你现在接了亲,房里添出许多用钱的地方;可是我这两年来入不敷出,又没有多余的钱给你们用,我只好替你找个事情混混时间,你们的零用钱也可以多一点。”

  父亲含着眼泪温和地说下去。他唯唯地应着,没有说一句不同意的话。可是回到房里他却倒在床上伤心地哭了一常他知道一切都完结了。

  一个还没有满二十岁的青年就这样地走进了社会。他没有一点处世的经验,好像划了一只独木舟驶进了大海,不用说狂风大浪在等着他。

  在这些时候他忍受着一切,他没有反抗,他也不知道反抗。

  月薪是二十四元。为了这二十四个银元的月薪他就断送了自己的前程。

  然而灾祸还不曾到止境。一年以后父亲突然死去,把我们这一房的生活的担子放到他的肩上。他上面有一位继母,下面有几个弟弟妹妹。

  他埋葬了父亲以后就平静地挑起这个担子来。他勉强学着上了年纪的人那样来处理一切。我们一房人的生活费用自然是由祖父供给的。(父亲的死引起了我们大家庭第一次的分家,我们这一房除了父亲自己购置的四十亩田外,还从祖父那里分到了两百亩田。)他用不着在这方面操心。然而其他各房的仇视、攻击、陷害和暗斗却使他难于应付。他永远平静地忍受了一切,不管这仇视、攻击、陷害和暗斗愈来愈厉害。

  他只有一个办法:处处让步来换取暂时的平静生活。

  后来他的第一个儿子出世了。祖父第一次看见了重孙,自然非常高兴。大哥也感到了莫大的快乐。儿子是他的亲骨血,他可以好好地教养他,在他的儿子的身上实现他那被断送了的前程。

  他的儿子一天一天长大起来,是一个非常聪明可爱的孩子,得到了我们大家的喜爱。

  接着五四运动发生了。我们都受到了新思潮的洗礼。他买了好些新书报回家。我们(我们三弟兄和三房的六姐,再加上一个香表哥)都贪婪地读着一切新的书报,接受新的思想。然而他的见解却比较温和。他赞成刘半农的“作揖主义”和托尔斯泰的“无抵抗主义”。他把这种理论跟我们大家庭的现实环境结合起来。

  他一方面信服新的理论,一方面依旧顺应旧的环境生活下去。顺应环境的结果,就使他逐渐变成了一个有两重人格的人。在旧社会,旧家庭里他是一位暮气十足的少爷;在他同我们一块儿谈话的时候,他又是一个新青年了。这种生活方式是我和三哥所不能够了解的,我们因此常常责备他。我们不但责备他,而且时常在家里做一些带反抗性的举动,给他招来祖父的更多的责备和各房的更多的攻击与陷害。

  祖父死后,大哥因为做了承重孙(听说他曾经被一个婶娘暗地里唤做“承重老爷”),便成了明枪暗箭的目标。他到处磕头作揖想讨好别人,也没有用处;同时我和三哥的带反抗性的言行又给他招来更多的麻烦。

  我和三哥不肯屈服。我们不愿意敷衍别人,也不愿意牺牲自己的主张,我们对家里一切不义的事情都要批评,因此常常得罪叔父和婶娘。他们没有办法对付我们,因为我们不承认他们的威权。他们只好在大哥的身上出气,对他加压力,希望通过他使我们低头。不用说这也没有用。可是大哥的处境就更困难了。他不能够袒护我们,而我们又不能够谅解他。

  有一次我得罪了一个婶娘,她诬我打肿了她的独子的脸颊。我亲眼看见她自己在盛怒中把我那个堂弟的脸颊打肿了,她却牵着堂弟去找我的继母讲理。大哥要我向她赔礼认错,我不肯。他又要我到二叔那里去求二叔断公道。但是我并不相信二叔会主张公道。结果他自己代我赔了礼认错,还受到了二叔的申斥。他后来到我的房里,含着眼泪讲了一两个钟头,惹得我也淌了泪。但是我并没有答应以后改变态度。

  像这样的事情是很多的。他一个人平静地代我们受了好些过,我们却不能够谅解他的苦心。我们说他的牺牲是不必要的。我们的话也并不错,因为即使没有他代我们受过承担了一切,叔父和婶娘也无法加害到我们的身上来。不过麻烦总是免不了的。

  然而另一个更大的打击又来了。他那个聪明可爱的儿子还不到四岁,就害脑膜炎死掉了。他的希望完全破灭了。他的悲哀是很大的。

  他的内心的痛苦已经深到使他不能够再过平静的生活了。在他的身上偶尔出现了神经错乱的现象。他称这种现象做“痰脖。幸而他发病的时间不多。

  后来他居然帮助我和三哥(二叔也帮了一点忙,说句公平的话,二叔后来对待大哥和我们相当亲切)同路离开成都,以后又让我单独离开中国。他盼望我们几年以后学到一种专长就回到成都去“兴家立业”。但是我和三哥两个都违背了他的期望。我们一出川就没有回去过。尤其是我,不但不进工科大学,反而因为到法国的事情写过两三封信去同他争论,以后更走了与他的期望相反的道路。不仅他对我绝了望,而且成都的亲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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