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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鲁迅卷3-第15章

小说: 鲁迅卷3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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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先前以“士人”“上等人”自居的,现在大可以改称“平民”了罢;在实际上,也确有许多人已经如此。彼一时,此一时,清朝该去考秀才,捐监生,〔6〕现在就只得进学校。
  “平民”这一个徽号现已日见其时式,地位也高起来了,以此自居,大概总可以从别人得到和先前对于“上等人”一样的尊敬,时势虽然变迁,老地位是不会失掉的。倘遇见这样的平民,必须恭维他,至少也得点头拱手陪笑唯诺,像先前下等人的对于贵人一般。否则,你就会得到罪名,曰:“骄傲”,或“贵族的”。因为他已经是平民了。见平民而不格外趋奉,非骄傲而何?
  清的末年,社会上大抵恶革命党如蛇蝎,南京政府〔7〕一成立,漂亮的士绅和商人看见似乎革命党的人,便亲密的说道:
  “我们本来都是‘草字头’〔8〕,一路的呵。”
  徐锡麟〔9〕刺杀恩铭之后,大捕党人,陶成章〔10〕君是其中之一,罪状曰:“著《中国权力史》,学日本催眠术。”(何以学催眠术就有罪,殊觉费解。)于是连他在家的父亲也大受痛苦;待到革命兴旺,这才被尊称为“老太爷”;有人给“孙少爷”去说媒。可惜陶君不久就遭人暗杀了,神主入祠的时候,捧香恭送的士绅和商人尚有五六百。直到袁世凯打倒二次革命〔11〕之后,这才冷落起来。
  谁说中国人不善于改变呢?每一新的事物进来,起初虽然排斥,但看到有些可靠,就自然会改变。不过并非将自己变得合于新事物,乃是将新事物变得合于自己而已。
  佛教初来时便大被排斥,一到理学先生谈禅,和尚做诗的时候,“三教同源”〔12〕的机运就成熟了。听说现在悟善社〔13〕里的神主已经有了五块,孔子,老子,释迦牟尼,耶稣基督,谟哈默德〔14〕。
  中国老例,凡要排斥异己的时候,常给对手起一个诨名,——或谓之“绰号”。这也是明清以来讼师的老手段;假如要控告张三李四,倘只说姓名,本很平常,现在却道“六臂太岁张三”,“白额虎李四”,则先不问事迹,县官只见绰号,就觉得他们是恶棍了。
  月球只一面对着太阳,那一面我们永远不得见。歌颂中国文明的也惟以光明的示人,隐匿了黑的一面。譬如说到家族亲旧,书上就有许多好看的形容词:慈呀,爱呀,悌呀,……
  又有许多好看的古典:五世同堂呀,礼门呀,义宗〔15〕呀,……
  至于诨名,却藏在活人的心中,隐僻的书上。最简单的打官司教科书《萧曹遗笔》〔16〕里就有着不少惯用的恶瞻,现在钞一点在这里,省得自己做文章——
                  亲戚类
              孽亲枭亲兽亲鳄亲虎亲歪亲
                  尊长类
             鳄伯虎伯(叔同)孽兄毒兄虎兄
                  卑幼类
              悖男恶侄孽侄悖孙虎孙枭甥
              孽甥悖妾泼媳枭弟恶婿凶奴
  其中没有父母,那是例不能控告的,因为历朝大抵“以孝治天下”〔17〕。
  这一种手段也不独讼师有。民国元年章太炎〔18〕先生在北京,好发议论,而且毫无顾忌地褒贬。常常被贬的一群人于是给他起了一个绰号,曰“章疯子”。其人既是疯子,议论当然是疯话,没有价值的了,但每有言论,也仍在他们的报章上登出来,不过题目特别,道:《章疯子太发其疯》。有一回,他可是骂到他们的反对党头上去了。那怎么办呢?第二天报上登出来的时候,那题目是:《章疯子居然不疯》。
  往日看《鬼谷子》〔19〕,觉得其中的谋略也没有什么出奇,独有《飞箝》中的“可箝而从,可箝而横,……可引而反,可引而覆。虽覆能复,不失其度”这一段里的一句“虽覆能复”很有些可怕。但这一种手段,我们在社会上是时常遇见的。
  《鬼谷子》自然是伪书,决非苏秦,张仪〔20〕的老师所作;但作者也决不是“小人”,倒是一个老实人。宋的来鹄〔21〕已经说,“捭阖飞箝,今之常态,不读鬼谷子书者,皆得自然符契也。”人们常用,不以为奇,作者知道了一点,便笔之于书,当作秘诀,可见禀性纯厚,不但手段,便是心里的机诈也并不多。如果是大富翁,他肯将十元钞票嵌在镜屏里当宝贝么?
  鬼谷子所以究竟不是阴谋家,否则,他还该说得吞吞吐吐些;或者自己不说,而钩出别人来说;或者并不必钩出别人来说,而自己永远阔不可言。这末后的妙法,知者不言,书上也未见,所以我不知道,倘若知道,就不至于老在灯下编《莽原》,做《补白》了。
  但各种小纵横,我们总常要身受,或者目睹。夏天的忽而甲乙相打;忽而甲乙相亲,同去打丙;忽而甲丙相合,又同去打乙,忽而甲丙又互打起来,〔22〕就都是这“覆‘”复“作用;化数百元钱,请一回酒,许多人立刻变了色彩,也还是这顽意儿。然而真如来鹄所说,现在的人们是已经”是乃天授,非人力也“〔23〕的;倘使要看了《鬼谷子》才能,就如拿着文法书去和外国人谈天一样,一定要碰壁。
  七月一日。〔24〕
                   三
  离五卅事件的发生已有四十天,北京的情形就像五月二十九日一样。聪明的批评家大概快要提出照例的“五分钟热度”〔25〕说来了罢,虽然也有过例外:曾将汤尔和〔26〕先生的大门“打得擂鼓一般,足有十五分钟之久”。(见六月二十三日《晨报》)有些学生们也常常引这“五分热”说自诫,仿佛早经觉到了似的。
  但是,中国的老先生们——连二十岁上下的老先生们都算在内——不知怎的总有一种矛盾的意见,就是将女人孩子看得太低,同时又看得太高。妇孺是上不了场面的;然而一面又拜才女,捧神童,甚至于还想借此结识一个阔亲家,使自己也连类飞黄腾达。什么木兰从军,缇萦救父〔27〕,更其津津乐道,以显示自己倒是一个死不挣气的瘟虫。对于学生也是一样,既要他们“莫谈国事”,又要他们独退番兵,退不了,就冷笑他们无用。
  倘在教育普及的国度里,国民十之九是学生;但在中国,自然还是一个特别种类。虽是特别种类,却究竟是“束发小生”〔28〕,所以当然不会有三头六臂的大神力。他们所能做的,也无非是演讲,游行,宣传之类,正如火花一样,在民众的心头点火,引起他们的光焰来,使国势有一点转机。倘若民众并没有可燃性,则火花只能将自身烧完,正如在马路上焚纸人轿马,暂时引得几个人闲看,而终于毫不相干,那热闹至多也不过如“打门”之久。
  谁也不动,难道“小生”们真能自己来打枪铸炮,造兵舰,糊飞机,活擒番将,平定番邦么?所以这“五分热”是地方病,不是学生病。这已不是学生的耻辱,而是全国民的耻辱了;倘在别的有活力,有生气的国度里,现象该不至于如此的。外人不足责,而本国的别的灰冷的民众,有权者,袖手旁观者,也都于事后来嘲笑,实在是无耻而且昏庸!
  但是,别有所图的聪明人又作别论,便是真诚的学生们,我以为自身却有一个颇大的错误,就是正如旁观者所希望或冷笑的一样:开首太自以为有非常的神力,有如意的成功。幻想飞得太高,堕在现实上的时候,伤就格外沉重了;力气用得太骤,歇下来的时候,身体就难于动弹了。为一般计,或者不如知道自己所有的不过是“人力”,倒较为切实可靠罢。
  现在,从读书以至“寻异性朋友讲情话”,似乎都为有些有志者所诟病了。但我想,责人太严,也正是“五分热”的一个病源。譬如自己要择定一种口号——例如不买英日货——来履行,与其不饮不食的履行七日或痛哭流涕的履行一月,倒不如也看书也履行至五年,或者也看戏也履行至十年,或者也寻异性朋友也履行至五十年,或者也讲情话也履行至一百年。记得韩非子曾经教人以竞马的要妙,其一是“不耻最后”〔29〕。即使慢,驰而不息,纵令落后,纵令失败,但一定可以达到他所向的目标。
  七月八日。
 〔1〕本篇最初分三次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六日出版的《莽原》周刊第十期、
  七月三日出版的十一期及同月十日出版的第十二期。
  〔2〕 “公理战胜”的牌坊 一九一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以英、法为首的协约国宣扬他们打败了德、奥等同盟国是“公理战胜强权”;那时战胜国都立碑纪念,中国北洋政府因曾参加协约国一方,所以也在北京中央公园(即今中山公园)建立了“公理战胜”的牌坊(一九五三年已将“公理战胜”四字改为“保卫和平”)。
  〔3〕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九一九年一月至六月,英、法、美等帝国主义操纵巴黎和会,无视中国的主权和“战胜国”地位,非法决定让日本帝国主义继承战前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同年五四运动爆发,迫使当时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实际上是战败了”,是就巴黎和会侵犯我国主权这一情况而说的。
  〔4〕 关于“天灵盖”的谐谑,见宋代张知甫的《可书》:“金人自侵中国,惟以敲棒击人脑而毙。绍兴间有伶人作杂戏云:”若要胜其金人,须是我中国一件件相敌乃可。且如金国有粘罕,我国有韩少保;金国有柳叶枪,我国有凤凰弓;金国有凿子箭,我国有锁子甲;金国有敲棒,我国有天灵盖。‘人皆笑之。“粘罕,即完颜宗翰,金军统帅;韩少保,即韩世忠,南宋抗金名将。鲁迅文中说的”四太子“是金太祖的第四子完颜宗弼,本名兀术;岳少保即岳飞。
  〔5〕 “心上有杞天之虑” 杨荫榆《对于暴烈学生之感言》中的话(参看本书《“碰壁”之后》及其注〔10〕)。这是掉弄成语“杞人忧天”而成的不通的文言句子。原来的故事见《列子。天瑞》:“杞国有人忧天地崩坠,身亡所寄,废寝食者。”
  〔6〕 秀才 按明、清科举制度,童生经过县考初试,府考复试,再参加学政主持的院考(道考),考取的就是秀才。监生,国子监生员的简称,国子监原是封建时代中央最高学府,清代乾隆以后可以援例捐资取得监生名义,不一定在监读书。
  〔7〕 南京政府 指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在南京成立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8〕 “草字头” 一种隐语;因“革”字与“草”字的起头相似,所以当时一般人称革命党为“草字头”。这里所说的“革命党”系指兴中会、光复会、同盟会及其他一些反清革命组织。
  〔9〕 徐锡麟(1873—1907) 字伯荪,浙江绍兴人,清末革命团体光复会的重要成员。一九○七年,与秋瑾准备在浙皖两省同时起义,七月六日,他以安徽巡警处会办兼巡警学堂监督身份为掩护,乘学堂举行毕业典礼之机,刺死安徽巡抚恩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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