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张云逸-第5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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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老主持广西工作期间，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继承和发扬党的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紧密依靠广大各族干部和群众，团结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虚心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充分发挥各族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精神和革命积极性，使解放初期广西各方面的工作取得较大的成绩。
因广西是桂系军阀经营多年的老巢，其反动基础比较深厚，加上国民党军阀逃离广西前夕，精心布置留下几万名正规部队，故解放初期，广西匪患极其严重，社会很混乱。至1950年上半年，在张云逸等同志领导下，我驻广西的部队虽然已歼灭了近10万名土匪，但匪势仍十分猖獗。尤其是朝鲜战争爆发后，匪势的发展更为严重，给广西的革命和建设及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极大的危害和影响。党中央和毛主席对广西的剿匪工作十分关注，来电指示和批评我们的剿匪工作，要求广西必须在1951年5月前彻底肃清全省股匪。
张云逸同志接到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后，立即召开干部紧急会议，研究、分析匪情，总结、检查过去的剿匪工作，制定新的计划，调兵遣将，决心以歼灭全省股匪的实际行动支援抗美援朝战争。他曾于1950年11月，连续三次以省委四位主要领导人（张云逸、陈温远、莫文骅、李天佑）的名义发电报或写信给毛主席，表示诚恳接受批评，虚心检查过去的工作，并汇报我们今后的部署，其中第一份电报的电文是我起草的。11月底，省委召开第三次高级干部会议，他在会上作了题为《为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指示，在半年内肃清全省股匪的任务而斗争》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对过去剿匪工作出现的一些缺点、偏差作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责任，号召全体干部和党政军民一齐动员起来，布下天罗地网，打一场围歼股匪的人民战争。结果，经过半年的艰苦奋战，胜利完成了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剿匪任务。1951年5月16日，毛主席亲自致电嘉勉广西剿匪斗争工作。
随着革命的进程，我们的革命友情日益增深、发展。我在南宁患病开刀做手术时，他立即到家里看望我，我调离广西时，他在广州买了象牙笔筒、狮、象等3件礼物送给我留念。我和张老调到北京工作后，仍保持密切来往。1955年，国务院授军衔时，我们曾合影留念。我在撰写《回忆红七军》一书过程中，他不仅给予热情提供有关史料，而且亲自审阅书稿，并于1957年1月16日给我寄来亲笔信，对书稿提出不少宝贵修改意见，现此信此稿刊登在《将帅墨迹选》上。尤其令我感动的是：1974年5月，我心肌梗塞住院，张老也正在住院，他听到我病危消息时，心里很担念，坐卧不安，他的脚不能走路，便坐着手推车，在他夫人韩碧同志陪同下，来到病房看望我。真是：日月潭深千百尺，不及张老同志情！
张老离开我们已18年了。或许因我们过去结下的情谊笃深、交往甚密的缘故，我总拂不尽心头的哀思和怀念。现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邓小平同志倡导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正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不断发展，蓬勃向前，一个光辉灿烂的前景展现在我们面前。我想，如果张老能活到今天，那该多好呀！
注释：
（1）莫文骅，曾参加百色起义。后曾任红七军直属政治处主任等。建国后，曾任广西省军区副政委兼南宁市市长等。
（2）＇指1992年。＇
英雄业绩光照千秋
纪念张云逸同志诞辰一百周年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人民的忠诚战士，海南人民的优秀儿女，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张云逸同志诞辰一百周年。张云逸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战斗的一生，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他的英雄业绩，光照千秋！
张云逸，原名张运镒，曾用名张胜之，1892年8月10日诞生于海南省文昌县头苑镇上僚村的一个贫农家庭。早年，入广州黄埔陆军小学学习，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和推翻清朝政府的武装起义，担任革命军的炸弹队队长。辛亥革命后历任排长、连长、营长、旅长和县长，参加过反袁（世凯）、讨龙（济光）、伐陈（炯明）的斗争。1926年7月，参加北伐，他任第四军第二十五师参谋长、第二方面军参谋处长；1926年10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张云逸在国民党军队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27年11月，根据中共南方局的《经营琼崖计划》，他受党的派遣回海南筹划发展工农武装，受挫后撤离海南岛，经香港到上海转回广东参加了党领导的广州起义。1929年夏，中共中央派他和邓小平等一批同志进入广西开展革命工作，担任广西教导总队总队长兼广西警备第四大队长，在邓小平领导下，采取了一列坚定、果断的措施，把部队改造成新型的革命队伍。10月，按照邓小平同志指示，他带领教导总队和第四大队，从南宁开往百色。1929年12月11日，在百色发动武装起义，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中央任命张云逸为红七军军长，邓小平为政治委员，为创建右江革命根据地建立了不朽的功勋。1930年初，为保卫根据地，他率领红军抗击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予敌以重创。3月初，他按前委决定带领第一、二纵向广西、贵州边境开展游击战争，攻占贵州的榕江城。5月上旬，回师右江革命根据地领导打土豪，分田地，开展土地革命。
1930年11月根据党中央的命令，红七军四个纵队在河池整编为十九、二十、二十一三个师，张云逸和邓小平、李明瑞率领第十九、二十师从河池出发，执行中央交给的攻打柳州、桂林等城市的任务。部队在东进中占怀远、攻四把、打长安、大战武岗城。1931年1月2日，红军进占全州县城。前委在这里召开了会议，决定抛弃“左”倾冒险主义，取消攻打柳州、桂林等城市的冒险计划，决定北上江西与中央红军会师。会后，他率领红军经湖南道州、江华到达湘、桂、粤3省交界的桂岭，将十九、二十两个师缩编为五十五、五十八两个团。2月初，在广东乐昌渡河时，遭到敌军的袭击，红七军被截为两部分，他带领五十八团一部分和卫生队、休养连、供给处等七八百人渡河后，进入湘南酃县的黄挪潭，击败汝城土霸、民团团总胡凤璋带领1000多地主武装。2月底，在湖南的水口镇与王震领导的红军独立一师三团会合。3月中旬，张云逸统一指挥部队击败何键部两个团的进攻，先后占领了茶陵、攸县和酃县。3月下旬，红七军五十八团和独立师第三团到达湘赣革命根据地的中心永新城与红二十军会合后。湘赣省委决定成立“河西总指挥部”，由张云逸任总指挥。4月初，他指挥红七军、独立一师和红二十军进攻敌人盘踞的吉安县永阳镇，歼灭了大量敌军。随后，他带领红七军五十八团南下，在永新县的天河与五十五团重新会合。5月中旬，他指挥攻打安福县，取得了消灭敌军一个团的重大胜利，乘胜连克茶陵、安仁、酃县、逐川等县，有力地配合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军民粉碎敌人的第二次反革命“围剿”。7月，他奉命率红七军在于都县桥头墟与中央红军会师。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总司令朱德亲切接见了他，对红七军的战绩给予高度的评价，特授给“转战千里”的大红锦旗。
在第三次反“围剿”斗争中，他坚决执行党的“避敌主力，打其虚弱，乘退追击”的作战方针，带领红七军全歼敌韩德勤的五十二师，为粉碎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作出了贡献。11月，他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12月，调中央军委工作，先后担任过中央军委一局局长兼红军第一方面军副总参谋长、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33年“八一”建军节，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授予他二等“红星奖章”。同年“福建事变”后，他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代表的名义，与福建人民政府方面的代表谈判，达成了一系列协议。接着他又担任中共驻十九路军的军事联络员，为党同十九路军、福建人民政府建立抗日反蒋统一战线作了大量的工作。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他担任中央军委副参谋长兼作战局局长。1935年初，他协助刘伯承参谋长组织部队完成了突破乌江的任务。1935年9月，中央红军同四方面军会合后，党中央决定由中央红军主力组成北上先遣支队继续北上，他任北上先遣支队副参谋长，到达陕北后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办事处参谋长，协助周恩来工作。1936年2月，任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副参谋长，东征期间，他负责后方负责联络、后勤工作。红军西返时，他任渡河司令部司令员，亲自布置迎接部队回师河西各项工作。保证红军顺利西渡黄河。
1937年春，张云逸受党中央派遣到华南，争取地方实力派和各界人士共同抗日，为实现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他在香港，利用各种关系和场合，对在香港的爱国民主人士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同他们共商团结抗日救国的大计。6月，他从香港到广西桂林，同李宗仁、白崇禧进行商谈。同时，经李宗仁介绍，他又同四川省主席刘湘在桂林的代表张斯可商谈。接着前往广州同广东当局谈判。他按照党中央的指示，为争取香港、广西、广东、四川的地方实力派和爱国人士支持国共合作，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出了重大贡献。
抗日战争爆发后，为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将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的方针，张云逸亲自到澳门同叶挺取得联系，接着又到福建闽西地区向邓子恢、张鼎丞等传达了党中央的方针，深入红军游击队做细致的政治思想动员。为组建新四军作了大量工作。1937年12月，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他被任命为参谋长兼第三支队司令员。1938年2月，他根据党的指示，到福州、漳州同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使之同意在福州设立新四军办事处，释放被捕的共产党员，追回被缴去的闽中游击队，和“漳浦事件”中我何鸣部被抓去的人员和枪支，将这些人员和闽北红军游击队一起，带到安徽岩寺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12月中，他率领军部特务营到达第四支队司令部所在地舒城的东汤池，向广大干部传达贯彻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和中央的东进皖东、皖中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决定，以军部特务营为骨干，将无为、庐江地区的抗日武装统一改编为新四军江北游击总队，担负开展皖中地区的抗战任务。1939年夏，他兼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指挥、指挥部前委书记，指挥江北部队开赴津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