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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

07张云逸-第24章

小说: 07张云逸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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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防止敌人搜山时发现目标,张云逸同志叮咛我们不要搭棚子,大家都在大树底下露宿;每天的饭,乘早晨大雾弥漫时全部做好;每星期或10天转移一次。首长体弱,我看到他和年轻人一样风餐露宿、日晒雨淋,心里委实过意不去,于是背着他搭了一个小小的草棚。他看到后赶忙制止,严肃地对我说:“我和同志们患难与共,你不要让我搞特殊!”于是这个小草棚就只好当作临时的简易伙房用了。有一次转移,他还在发高烧,警卫员和挑夫要背他,他说啥也不肯,执着而恳切地说,“你们不要管我,快去背其他的重伤员吧。”说着便柱起竹棍,迈开了不太稳的步子。沿途,溯溪涉水,攀崖爬坡,张云逸同志不知摔了多少跤。他每次摔倒了都爬起来再走,坚持不给同志们添负担。   
  张云逸同志大病过后很消瘦,眼珠凹陷,显出大大的眼眶。一次,好不容易为他买到一斤多白糖,他这个一勺,那个一勺都分了。只给自己留下一点儿,冲上一杯开水,我以为他该痛痛快快喝下去了吧,哪知他轻轻呷了一口,急急忙忙三步并作两步地给老炊事员送去。为了给张云逸同志补补身体,游击队的同志费了几番周折,特意弄来一只鸡,香喷喷的鸡汤送到他面前,他接过来往大锅里一倒,一边用筷子搅动,一边喊:“来,咱们有福同享吧!”这时一个同志急了,指着他颧骨突出的面庞,略带埋怨的口气说:“您老这样,我们可有意见啊!”张云逸同志一手叉腰,一手拍拍胸膛,故意提高嗓门大声地说:“看,比你们不差!象我这样的身体,阎王爷是不会要的,哈哈!”几句话把大家都逗乐了。   
  每到一个新的宿营地,张云逸同志顾不上自己休息,总是首先逐个查问重病号的情况。为了让炊事员多休息,他不是拾柴、烧火,就是煮饭、炒菜。同志们亲切地称呼他“老炊头军”。本来,我是他的保健医生,他却叫我多去照顾其他的同志。一天下午,我正在给一个伤员洗伤口,在一旁放哨的管理员老何突然使劲拽我,我猛一抬头,只见敌人只离我们十几米了。一个家伙大声喊叫:“有共军!抓活的!”远近的敌人也都叫了起来,看样子大概有一个连的兵力。我们一个箭步跳下悬崖,不顾一切地穿过几十米宽的沼泽地,朝对面山背跑去,引开了敌人,敌人东跳西窜也没有搜到我们,乱放了一阵枪,悻悻地溜了。天黑后,我们摸回来。张云逸同志上前一把将我抱在怀里,问长问短。同志们也高兴得在旁边你一言我一语:“这半天,首长坐立不安,饭也吃不下!”“敌人一走,他就派人寻找你们去了……”是啊,在炮火纷飞的战场上,张云逸同志是那样镇定泰然,但我们遇到一点情况,他却那样紧张着急。望着首长慈祥的面孔,我激动得好久说不出话来。   
  张云逸同志是广东海南岛人,方言口音较重,但能听懂。他说话时常习惯地摸摸胡须,做各种引人注目的手势。他几乎每晚都给我们讲革命故事,大家簇拥着他静静地听。银白色的月光洒满树梢,落在身上。。张云逸同志用大芭蕉叶啪嗒啪嗒地驱赶着蚊子,讲到第三次反围剿中,红七军和兄弟部队遵循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战术,回师千里,5天打3仗,三战三捷,活捉敌师长的生动情景时,津津有味,喜形于色。   
  10月,中央红军向西南转移的风声传到山上来,一向笑呵呵的张云逸同志变得深沉了,有的同志感到前途渺茫,提出“我们怎么办”的问题。张云逸同志透彻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讲革命必然战胜反革命,革命低潮必定让位于革命高潮的道理,用很多通俗的比方来教育我们。他把手有力地朝前一挥说:“革命就象大海行船一样,不会是一帆风顺,总会有挫折,但这是暂时的。蒋介石一定被打败,革命胜利的目标一定能达到!”听了他富于哲理的分析,望着他坚定的神态,同志们有了主心骨,觉得光明就在前头。他还提出:“如果我们回不了部队,就和游击队联合组成粤北纵队,就地坚持武装斗争,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这个计划,由于后来中央指示我们归队,才没有实现。   
  张云逸同志对游击队十分关心,游击队的同志们也非常敬爱这位朴实和蔼的领导同志。游击队的杨政委是个农民出身的硬汉,积极而热情,就是方法比较简单。一次晚上行动,一个伤员因负伤掉队,被他责备得哭了。张云逸同志知道后,马上找杨政委谈心。他说:“作为领导,处理问题,批评下级,要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合情合理。我们游击队和红军都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和国民党军队有本质区别。指挥员要关心战斗员,不能有官架子,要做到上下一致、官兵一致啊!”他还说:“政治工作很重要,宣传教育平时就要多做、做好。激发了人的觉悟,军事工作和其他工作就好办了。”从此以后,老杨经常与群众打成一片,找同志们谈心,做了很多思想工作。在张云逸同志的关怀和教育下,游击队的革命性、政策性和组织纪律性都有很大进步。   
  我们从7月进入南雄北山,到11月归队,共在这里度过了130多个艰苦的日日夜夜。虽然已经过去了40多年,但仍然是那样令人难忘。      
闽浙赣、闽东游击队下山改编侧记 孙克骥 
  一   
  1937年8月、9月间,我在中共南方工委党训班学习。   
  先是1936年冬,闽中特委受中共南方工委之命,设法同活动在闽东的叶飞红军游击队沟通关系。于是,1936年冬天,闽中特委委员俞长樾委托福州大众社进行此事。经派大众社成员胡伯香携带《八一宣言》等文件前赴闽东游击区,胡伯香找到闽东红军游击队部队,但以后就不见回来。事后,得悉胡伯香因被王助怀疑,王助轻率地把他杀掉了。这件事也就暂时搁置起来。正在这个时候,1937年春节之后,闽中特委遭到一次严重破坏,书记王于洁,委员王孝敏、潘涛、陈炳奎、俞长樾等人被捕,不久,5人在福州遭国民党杀害,福州大众社成员也有数人被捕。虽然在西安事变之后,福州仍笼罩在白色恐怖气氛之中。6月间,我撤退到香港,找到中共南方工委。南方工委同我接关系的同志是负责人之一老孔(以后知道他名叫薛尚实)。我向组织口头报告了特委遭破坏和找闽东红军游击队的详细情况,同时又写了详细的书面报告。薛尚实安排我住下来,以后与我经常接关系的有蒲特(即解放后在广东省委工作的饶彰凤)、姚铎和石昂(现名赖石昂)。不久,“七七”事变爆发。一天,薛尚实同我碰头,他告诉我:“组织决定你先到党训班学习,以后再安排你的工作。”8月间,我到党训班学习。这就是我到南方工委的前因后果。   
  党训班设在香港九龙城宋皇台附近一片住宅区的一家四层楼上,同学约有十数人,有几位是海南岛人,据说是从广州监狱释放出来的。课程有党的建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职工运动、农民运动、游击战术。薛尚实讲的是职工运动,王集成同志讲的是游击战术,这是以后到新四军才知道他的名字;其他教员的名字,他们不说,我们也不问。同学中互相间从不谈姓名和过去的经历。9月间,学习结束。同学陆续走了一些。有一天,薛尚实来,把我拉到一边,悄悄地说:   
  “你准备同我到一个地方看一位领导同志。”   
  我穿好衣服,准备跟他走。   
  薛打量着我说:“有没有好一点的衣服?”   
  我说:“除了两套换洗衣服之外,身无长物。”   
  “那就算了,不过,皮鞋该擦一擦。”   
  我笑了笑。的确,我这双旧皮鞋至少有几个月没有上过油了。我换了一件干净的衬衫,走了几步,朝薛尚实说:“就是这副尊容了,实在没有办法!”   
  “就这样罢!”说着,我跟薛到九龙油麻地弥敦道的一家豪华的旅馆。我看看门面,这才理解要我打扮得象样一点的用意。我们走进一间陈设很讲究的房间,沙发上正坐着一位约莫50多岁的老人,看到我们来了,赶忙站起来握手、招呼。这人个子很矮,穿着一套乳白色的西装,敞着领口,没有打领带,装束随便得很。   
  “这就是小孙,福建人。”   
  这位老人慈祥地望着我,和蔼地笑着自我介绍说:“我叫老张。”   
  接着,他问我是福建那里人,家庭情况,什么时候参加党组织?开始时我有点拘束。这时,他叫来了咖啡、茶点,一再要我吃,神情非常恳切。我一一回答了他问的问题。   
  他凝思了会儿,又问我:   
  “你谈谈你们去找叶飞的事。”   
  我看了一看薛尚实,又把派人找叶飞的事详细地讲了一遍。接着说:“我已向南委作过详细的报告。”   
  薛尚实点了点头。我又讲了西安事变之后,国民党部队继续在福建“围剿”闽东、闽北红军游击队的情况。闽北的黄立贵就是这一年春天牺牲的。   
  老张笑了笑说:“这是国民党的手法,他们一方面否认福建还有红军游击队存在,一方面又疯狂‘围剿’,想尽可能消灭他们。”   
  随后,又问到福建的一般政治情况。接着他又谈到他在“福建事变”时,曾到过福州和十九路军打过交道。   
  这次会见在非常轻松愉快的气氛下结束。   
  我们告别了。我私下忖度,老张无疑是党的一位高级领导人,这样老的高级领导人我还是第一次见过。这次见面之后,可能要我去执行一件新的任务,内心极为兴奋。我私下问薛尚实。薛神秘地笑了笑,说:“你以后会明白的。”   
  过了几天,薛又来找我。带我到九龙油麻地另一家旅馆里第2次见到老张。这次,是开门见山地交待我的任务了。   
  原来,老张就是八路军的副参谋长张云逸。他不久就要到福建同国民党商谈福建红军游击队改编问题,我的任务是送文件到闽东游击区找叶飞。要我先回福州等他,他随后就来。要我给他留下一个可靠的通讯处,他到福州后好通告我去同他见面。最后,张云逸问我对执行这一任务有什么意见,还有什么困难。   
  我表示:“党给我的任务,一定坚决执行,我在福州等你。”又问“我何时动身合适?”   
  “回闽的一切技术问题由老孔安排,动身的时间由老孔通知你。我们在福州再见。”   
  第2次会见就这样结束了。同薛尚实分手后,心绪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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