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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章

茅盾传-第48章

小说: 茅盾传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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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许多成名的作家(比你年龄大了一倍多,生活经验丰富得多,写作有成绩)都纷纷下乡劳动锻炼,而且长期在农村
落户。我劝你; 安心在农村劳动。”
    茅盾这种关怀和关心,在新中国的成名不成名的作家作者中,都留下极佳的口碑。康濯原在《华北文艺》工作,在
向茅盾约稿时,茅盾给予他极多的鼓励,从而坚定了康濯的文学道路。新中国成长起来的作家中,王愿坚、王汶石、吴
强、管桦、陆文夫、茹志鹃等等,有不少作家在茅盾的指导下,取得好成绩的。《百合花》的作者茹志鹃,是一个名气
不大的青年女作家,当时因丈夫右派问题,而心灰意冷。这个时候,茅盾的《谈最近的短篇小说》在 1958 年 6月的《
人民文学》上发表,肯定了《百合花》,给茹志鹃以极大的生活信心,因为茅盾的高度评价,茹志鹃一个“已经蔫倒头
的百合,重新滋润生长,一个失去信心的,疲惫的灵魂,又重新获得了勇气、希望。重新站立起来,而且立定了一个主
意,不管今后道路会有千难万险,我要走下去,我要扶着那小小的卷幅,走进那长长的文学行列中去。”所以,茅盾不
仅评论了一个作品,也解救了一户人家!差不多新中国的作家都受过茅盾的惠泽和关怀。自然,茅盾把培养文学新人,
作为共和国文艺大厦的基石来看待的,只要有人,中国不愁文艺不发展。
    对青年作家这样扶持,这样关心,对已有成就的作家,茅盾也总是尽自己的力量,给予保护和帮助。对丁玲,茅盾
自然知道,丁玲是个才华横溢的女作家,在丁玲最困难的时候,茅盾并没有落井下石,而是尽自己的力,暗中帮助丁玲。
作家陈沂在上海被错划为右派,受到批评,茅盾知道后,托人带口信给他,要他善自珍重,陈沂极为感动。 50 年代初,
作家碧野的长篇《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受到不公正待遇,碧野思想十分消沉,十分痛苦。茅盾得知他的情况后,特地
邀请碧野参加作协迎春大会,并在人群中四顾找人,见碧野一个人脸色凝重地呆立在那里,特地过去,当众向碧野举杯
祝酒:“碧野,祝你继续写出好作品来!”使碧野大为感动,并从此振作起来,又投身文学事业中。
    在担任文化部长期间,中央虽然为茅盾配备了助手,但新中国成立后的繁重的文化工作任务,搞不完的一个接一个
的政治运动,使茅盾原先想创作的念头,早已抛到九霄云外,茅盾站在国家高度,发现新中国文艺理论的薄弱,不利于
新中国文艺建设;另一方面,茅盾又发现文艺界由于历史原因,许多同志在社会主义时期,对文艺的认识还不尽一致。
自此,茅盾带头读书,在文学理论方面作出新贡献。在茅盾当文化部长中间,可以发现,凡是茅盾自己起草的讲话文稿,
大多数是谈文学创作和文艺规律的,很少孤立他讲空话大话的。1950年 1月 8日,在北京大众文艺讲座上,茅盾没有侈
谈许多路人皆知的正确的大道理,而是像一个教师一般,娓娓讲授“欣赏与创作”,他在讲座上一开始就说:“我们都
有过这样的经验:看到某些自然物或人造的艺术品,我们往往要发生一种情绪上的激动,也许是愉快兴奋,也许是悲哀
激昂,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总之我们是被感动了,这样的情感上的激动(对艺术品或自然物),叫作欣赏,也就是,
我们对所看到的事物起了美感。”
    咋看这段话,茅盾仿佛是一个老师,在向学生娓娓而谈。给人于一种亲切,而没有一种官气,比如在 1956 年的全
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上,茅盾讲的仍是《关于艺术的技巧妙》。这些后来茅盾专门出版了一本 17。8 万字的《鼓吹集
》,把自己的艺术观点,都溶解在这本集子里。但是,茅盾对这种零敲碎打的表述方式,不以为然,想努力系统地提出
自己的理论观点。 1956 年开始,他利用点滴业余时间,认真而系统地撰写论文——《夜读偶记——关于社会主义现实
主义及其他》,文章长达 6万余字,以中国文学和欧洲文学发展的大量事实,论证了现实主义自古有之;认为“我国的
现实主义文学是从远古开始的。认为中外文艺的发展中始终贯穿着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斗争;同时也论述了古典主
义、浪漫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特点、局限性及其理论基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思想、阶级基础
和表现特点以及未来主义和现代派等形形色色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流派的特点和创作方法和世界观等关系。这部理论著
作,对廓清 50 年代理论上的迷雾,为新中国文学理论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这篇长文,发表于 1958 年《文艺报》1 、2 、8 、9 、10期上。在这个大跃进年代里,文化上出现这样一部系统
的理论著作,实属不易。
    1961年,国内经济开始调整,国家经济形势开始逐步走上轨道,而文艺界却开展一场关于历史剧的讨论。茅盾针对
文艺界在历史剧问题上的理论问题、古为今用问题、历史上人民作用问题、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问题、历史剧的文学语
言问题,逐一进行论述。对历史剧创作有着现实意义。
    在进行理论指导的过程中,作为文化部长,茅盾又十分关注中国少数民族的文化事业的发展。西藏、新疆、内蒙等
地的少数民族作家,茅盾一直积极扶持、帮助,蒙族的敖德斯尔、玛拉沁夫,藏族的益希卓玛等,都受到过茅盾的关心
和鼓励。即使茅盾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仍不忘少数民族的文化事业。1964年 11 月至 12 月,茅盾最后一次以文化部
长身份主持并出席的会议,还是全国少数民族群众业余艺术观摩演出会。11月 26 日,观摩演出会开幕时,茅盾以文化
部长身份,为大会致词。 12 月 29 日,茅盾还出席了全国少数民族群众业余文艺观摩演出会闭幕式。他在文化部长的
任上,为少数民族文化的繁荣,尽到自己最后的职责。
    茅盾在 15 年的文化部长的领导岗位上,为新中国文艺大厦的建立,呕心沥血,殚精竭虑,留下了于国于民的无量
功德。
    和新生的共和国共同走在艰难的创业路上;一波一浪,接连的政治运动,使他感到困惑不解。对批判《武训传》的
缄口,对批丁玲的婉言,称病不动笔。
    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的气节和人格,演绎出一个文学巨匠的政治故事。

第三十章政治运动中的困惑

    茅盾在新中国成立后,身居高位,但自幼年养成的“谨言慎行”的习惯未变。作为泱泱大国的文化部长,绝没有那
些人一阔脸就变的市侩气息,也没有那些趾高气昂的官僚习气,而依然是一介书生,谨言慎行,克尽职守。然而,新中
国成立后,许多闻所未闻,从未经历过的政治运动接踵向茅盾扑来,批《武训传》,三反五反,反右斗争,反右倾,四
清运动,直至文化大革命的发生,这些无数从未经历过的政治运动,茅盾有时首当其冲,有时避之不及,坎坎坷坷,风
风雨雨。这些政治运动,起初茅盾总是满腔热情投入,但稍经岁月,便困惑起来,发现许多文艺界朋友,在莫名其妙中
打成“敌人”,乃至流放。这些不能不使身在高位的茅盾陷入沉思。
    1950年,上海私营昆仑影业公司拍出一部电影《武训传》,此片原来的剧本是中宣部审查通过的,影片放映后,受
到广泛的好评,但到了 1951 年 5月20日,中共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
文艺界掀起一场轩然大波,因为《人民日报》的这篇社论,是毛泽东主席亲自改定的。
    然而,身为文化部长的茅盾,对武训其事其人,并非不了解,也并非没有自己的观点,但对这场明显带有批判性的
“讨论”,后来发展到对《清宫秘史》的批判,并上升到爱国还是卖国的政治高度的讨论。对此,茅盾没有在公开场合
表态,也没有在公开刊物上发表批判文章,从某个方面保持沉默,而照常出席“和平解放西藏”协议签字仪式和晚会,
照常出席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举办的“德中友好月”酒会。
    10月份秋高气爽时,照常飞往维也纳出席第二届世界和平理事会。一切似乎和茅盾这个文化部长无关紧要似的。茅
盾的一切政务活动,外事活动,都在按计划进行之中。在安排好了的计划中,一个个的会议,一桩桩的事务,都在有序
地进行。茅盾尽管对武训传的批判表示困惑,表示沉默,但仍不能躲过政治风浪的颠簸。
    原来,1951年初,部队作家白刃专程拜访茅盾,并将自己的长篇小说《战斗到明天》的校样送给茅盾,请求茅盾为
这部小说写序。茅盾在文化部长的位子上,爱才心切,爱小说更是没有话说,便答应为之写序。谁知,在批判武训传之
后不久,作者白刃受到粗暴的批判,后来也株连到为此书作序的茅盾,虽然没有到公开批判的程度,却也接到几封“觉
悟很高”的读者来信,指责茅盾为《战斗到明天》一书作序,对此,茅盾又重读小说,反省自己的序言,觉得无大错,
但既然有人来信,总得对人家负责,于是,他给转来来信的《人民日报》写了一封信,谦虚地认为自己对序没有写好,
是“匆匆翻看一遍,就写了一篇序”。“序文本身亦是空空洞洞,敷衍塞责的。这又是不负责,不严肃的表现。”同时
又说,这“又与我之存在着浓厚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是不可分离的。”最后,又“希望白刃同志在接受这次教训后,
能以很大的勇气将这本书来一个彻底的改写。因为,这本书的主题(知识分子改造的过程)是有意义的,值得写的。”
茅盾这样一封非常谦虚,非常诚恳的回信,寄给了《人民日报》。但是得到的是另一种“回报”。过了几天,即 1952
年 3月 13 日,《人民日报》以《茅盾关于为《 战斗到明天》 一书作序的检讨》这样的标题,登出了茅盾给编辑部的复
信,这样做法令茅盾瞠目结舌,但也令茅盾无可奈何。这件牵涉到茅盾自己的“小事”,使茅盾这位文化界最高行政长
官,也够开眼界。从此,茅盾没有再就此事讲话。
    但作为一个大国的文化部长,作为处在政治第一线的领导,又处在最为敏感的文化战线,对政治运动自然首当其冲,
在某个时期,某个事件上,又不能不表态。经过对《武训传》和《清官秘史》的批判,中共中央针对文艺界的状况,发
出了“文艺工作者必须彻底改造思想”的号召。此时,茅盾不能不表态了,不能再沉默了,也无法沉默了。他没有在大
会上发言,而选择了在自己的“选集”中,给自己扣上“没有把自己改造好”的帽子,当众自责。但这种自责,没有减
轻茅盾内心的困惑和不解。1954年文艺界对《《 红楼梦》 研究》及俞平伯的批判,由此涉及到对《文艺报》及其主编冯
雪峰的批判;1955年从批判胡风文艺思想上升到政治斗争,以及随后开展的全国性的反右斗争,这些目不暇接的政治斗
争中,茅盾只被动参加,只有招架。 1954 年 12 月 8日,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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