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传-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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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祉
弟寅恪敬启（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五日
校中诸友芝生伯伦心恒一良永兴兄等均此不另，或即以此函交其一阅。
赐示请寄：岭南大学东南区十二号
清华园十分盼望举身岭南的陈寅恪能重回旧地讲诵研习。从回信内容来看，吴、叶二人的信显然感动了颇有些流民心态的陈寅恪，大约吴、叶的邀请，特别是信中对当年京华岁月里彼此交谊之类物事的怀想，勾起了陈寅恪对既往生活的无限回忆，所以他才在信末又一口气列了五个人的名字。这里镌刻着的是陈寅恪与北平学界昔日友朋间彼此信任、倚重和相互挂念的高义与深情。后来，1956年，由北大调南开兼作历史系主任的郑天挺，亦曾专电希望其能往游天津讲学，一样由于种种客观原因被陈寅恪婉拒，所谓“近数月来血压较高，中大又开课在即，故不能旅行”等。
实际上，邀请及往迎陈寅恪北返的还有郭沫若、李四光、汪籛等，不过与吴、叶、郑的邀请不同，前者有着明显的官方背景。陈寅恪在第一次交待底稿上说，“一九五四年春，中央特派人叫我去北京担任科学院第二研究所所长。我贪恋广州暖和，又从来怕作行政领导工作，荐陈垣代我。李四光，我在广西教书时和他很熟，一九五四年中央要我担任历史二所时，他特地写信来劝我。我没有听他的话。自悔负良友。北京的朋友周培源、张奚若都是清华老同事，因公来广州时，都来看我。也劝过我”。
当时所派之人即陈寅恪昔日的学生汪籛。
颇有才华的汪到达中大时还是1953年的冬天，而且还带着郭沫若和李四光分别写给陈寅恪的劝行信。11月22日早晨陈寅恪在由唐筼带写的答覆中提出了两个现今人们已是耳熟能详的条件，一、允许研究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二、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冼玉清试图劝说陈寅恪的顽拧，得到的回答是“我要为学术争自由。我自从作王国维纪念碑文时，即持学术自由之宗旨，历二十年而不变”。
12月1日上午，陈寅恪同汪籛作了一次长谈，口述长文一篇作为总答复：
陈寅恪自述
——对科学院的答复
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王国维死后，学生刘节等请我撰文纪念。当时正值国民党统一时，立碑时间有年月可查。在当时，清华校长是罗家伦，他是二陈（C。C）派去的，众所周知。我当时是清华研究院导师，认为王国维是近世学术界最重要的人物，故撰文来昭示天下后世研究学问的人，特别是研究史学的人。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智于俗谛之桎梏。”“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学说有无错误，这是可以商量的，我对于王国维即是如此。王国维的学说中，也有错的，如关于蒙古史上的一些问题，我认为就可以商量。我的学说也有错误，也可以商量，个人之间的争吵不必芥蒂。我、你都应该如此。我写王国维诗，中间骂了梁任公，给梁任公看，梁任公只笑了笑，不以为芥蒂。我对胡适也骂过。但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我认为王国维之死，不关与罗振玉的恩怨，不关满清之灭亡，其一死乃以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得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正如碑文所示“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唯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
我绝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是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所以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将来我要带徒弟，也是如此。
因此，我提出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政治。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怎样调查，也只是这样。
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书，以作挡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少奇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看法，应从我之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
至于实际情形，则一动不如一静。我提出的条件，科学院接受也不好，不接受也不好，两难。在北京则有两难。动也有苦难。我自己身体不好，患血压高。太太又病，心脏扩大，昨天还吐血。
你要把我的意见不多也不少地带到科学院。碑文你带去给郭沫若看。郭沫若在日本曾看到我的（挽）王国维诗。碑是否还在，我不知道。如果做得不好，可以打掉，请郭沫若来做，也许更好。郭沫若是甲骨文专家，是“四堂”之一，也许更懂得王国维的学说。那么我就做韩愈，郭沫若就做段文昌。如果有人再做诗，他就做李商隐也很好。我（写）的碑文已经传出去，也不会湮没。
没有了陈寅恪的北京总觉得缺少了什么，所以连科学院也忍不住要请陈寅恪回去。1954年的1月份郭沫若又提笔写了信给陈寅恪，意同前此。可是在陈寅恪看来失去了自由意志和独立思想的学术根本就不成其为学术。虽然他的要求得到了周恩来的肯许，“可以答应陈寅恪的要求，只要他到北京来。一切都会变的。当年动员老舍从美国回来，老舍也提出个条件：不返美，不发表反美言论。可是他回国不过一两年，就变了”。可惜的是最终还是没有成行。其所作《答北客》、复郭沫若信、复杨树达信真实记载了此事期间及其后陈寅恪的生命轨迹。
《答北客》作于1953年，诗曰：多谢相知筑菟裘，可怜无蟹有监州。
柳家既负元和脚，不采蘋花即自由。
答郭沫若信说：沫若先生左右：一九五四一月①一六日手示敬悉。尊意殷拳，自当勉副。寅恪现仍从事于史学之研究及著述，将来如有需要及稍获成绩，应即随时函告并求教正也。专此奉复，敬颂著祺陈寅恪敬启一九五四年一月廿三日复杨树达信写于1954年7月，文谓：遇夫先生左右：前屡承寄示大作，今日有此等纯学术性著述之刊行，实为不可多得之幸，幸甚！喜甚！佩甚！先生平生著述科学院若能悉数刊布，诚为国家一盛事，不识当局有此意否？弟畏人畏寒，故不北行，去冬有一短诗，附呈以博一笑。
答北客多谢相知筑菟裘，可怜无蟹有监州。
柳家既负元和脚，不采蘋花即自由。
专此奉复敬请暑安弟寅恪敬启（一九五四年）七月十日从前文的分析来看，“畏寒”可能也确有其事。
陈寅恪终于还是留在了岭南。
当然，即便因为世事的乱离以及自身的遭遇在精神深处有那么一些落寞，特别是建国后最初两年，不过客观来讲这里的生活并不寂寞。相反，一定程度上，陈寅恪的中大生活可以说温馨惬意，而且常常是情趣盎然。相濡以沫的唐筼的爱情是他精神生活的一大支柱，之外还有他热心的友朋和可爱的学生，他还能时不时地听听评书听听戏。纵有凄苦衷肠与心曲，就一般的生活内容或曰质素而言，却也不失丰盈的温情与跳动的快意。可惜的是，由于悲剧人生结局的遮蔽，人们在看待两人的生活时总是有意无意地先存一种悲悯的心绪，进而极大压缩了期间曾有的明丽。
诗文仍是最可靠和直接的依据。不妨从1952年的春天说起。
这一年春天，岭大的杜鹃花开得异常地明艳。美丽的风景自然不会逃过敏感的唐筼的双眼，这又一次让她想到了当年的故园，故园的山居之乐。感物伤怀，以长句系之：香岛妖氛满，避乱转西行。一年居故土，无限留恋情。山中有情趣，心定身始轻。月明竹影入，日出樵唱清。春间杜鹃放，灿烂岭谷盈。看花动近远，车马道边横。游客缘径上，霞光照面迎。下山观早集，听鸟识初晴。风过松涛声，雨霁岫色明，还家午饭罢，倚枕闻蝉声。秋来气高爽，涧底老桂秾。芬香四散溢，遥望如金钟。荻花舞雪白，枫叶满树红。田家忙收获，得饱歌年丰。亲朋隔城市，幽居镇日间。野果溪畔摘，流水声潺潺。举目成远眺，但见云峰环。暇时赴村墟，新月偕相归。归来童稚喜，柿脆鲫复肥。灯下课女读，夜凉添薄衣。地僻炊烟少，绕屋唯松林。身安心益静，吟诗代抚琴。佳境不易驻，回忆味更深。故乡亦短梦，他乡何处寻。（《壬辰仲春观岭南大学校园杜鹃花因忆故乡山居之乐遂成长句以记之》）频年播迁的南国女子想到了故乡山居时春天里杜鹃花开遍山野的动人景致。诗情满腹又聪慧明敏的唐筼显然被岭大的杜鹃花所深深感染。自然，这幅生机盎然的春景顺着唐筼的双眼同样照亮了陈寅恪的心田。与内子的怀今异致，陈寅恪的心绪走上了思古的向路：“美人秾艳拥红妆，岭表春回第一芳。夸向沉香亭畔客，南方亦有牡丹王。”当年李太白赞太真之美有《清平调》三首，二、三有云：“一支秾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挘Ф铣Α＝栉屎汗盟疲闪裳嘁行伦薄保弧懊ㄇ愎较嗷叮５镁醮础＝馐痛悍缥尴藓蓿料阃け币欣桓伞薄４蠓降某乱“蚜氪蟮亩啪楸茸髁饲愎愠堑哪档ぁ！�
多情的总是女人。同一年，写下上引长句的前后，唐筼还有《咏红梅友人赠红梅》、《辛卯除夕答谢黄萱夫人赠水仙花》、《咏水仙》（二首）、《壬辰春二月初九答谢颂珊夫人赠踯躅花即杜鹃花》、《咏岭南踯躅花一名山石榴一名杜鹃花》、《别杜鹃花》、《广州木棉花壬辰仲春作》、《再咏木棉花》、《谢友人赠新种绛色玫瑰》等多首咏花之作。在唐筼，那是一个花团锦簇的春季。值得注意的是，这期间尽管陈寅恪自己只作了一首前引的《咏校园杜鹃花》，但有两首与唐筼合写的诗作《别水仙晓莹寅恪联句一绝》和《晓莹寅恪前题（前题指《广州木棉花》）联句》。前者言：“玉容憔悴浅颦眉，莹脉脉相看绿鬓垂。寅暂别人间留后约，莹未妨重见一春迟。寅”后者云：“十丈空枝万点红，莹霞光炫耀脆林中。莹高花偏感高楼客，寅愁望垂杨乱舞风。寅”从诗集中作品的前后顺序来看，夫妻联绝所“别”的应该就是黄萱送的那株水仙。我们试着作出如下的推测：唐筼身体不好，1952年1月26日所作《辛卯除夕答谢黄萱夫人赠水仙花》的“喜对芳姿病榻前”句提示我们当时的她可能正染微恙，除夕夜，黄萱女士送来的一株“翠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