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第4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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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第二是他包罗万象的“精神文明”理论，通过强调道德和文化，遏制日益严重的物质至上主义和颓废；第三是推动科学技术，使之成为带动中国在21世发展的引擎；最后，江憧憬一种“大中华文明”，促进大陆、香港和台湾之间的团结与协作。
上述每一思想都蕴含着对邓理论的补充或发展。例如，邓曾发表一个著名的论点，“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而江在后面加了一句话，将其发展为“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前半句纯粹是邓的，后半句完全是江的，合成后浑然一体。
邓小平的健康状况恶化后，被转至解放军301医院。因吸烟过多，他肺部到感染。江数次到医院高干病区陪侍在邓的床边。在2月上旬春节前不久，邓让江转达他对人民的节日祝愿。他说：“这一年的两件大事——香港回归和党的十五大——将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取得成功。”这可能是两人最后一次交谈。2月19日晚上9点08分，人们长期以来意料之中的事情生了。在不平凡的20年中担任中国最高领导人的邓小平与世长辞。
1个小时之后，江泽民在停放邓遗体楼下的房间里召开了政治局常委紧急会议。这里一切都平静有序，一切已成定局，完全不像当年毛泽东去世后那样乱作一团。一切都经过事先周密安排。凌晨2点42分，也就是在邓去世大约5个半小时之后，新华社对外发布了邓去世的消息。官方声明称；邓因呼吸衰竭而逝世，一个以江泽民为主任的459人的治丧委员会正式成立。非同寻常的是，治丧委员会没有设副主任。
外国分析家们纷纷猜测幕后的活动。对此，政府发言人一概斥之为纯属捏造，而圈内人士则称之为夸大其词。北京始终很平静。没有出像毛去世后的那种歇斯底里的爆发，也没有出现像胡耀邦去世后那样的群众游行。金融市场保持着平稳。7年以来，邓一直在使中国为这一刻作好准备。此时，中国社会已经成熟。对于这位离去的领导人来说，没有什么比人们在此时所表现出来的镇定更好的悼念了。
接下来的数天内，政治局势迅速明朗起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发表了支持江的声明。3位高级将领也紧随其后。江对军队工作多年的投入获得丰厚的回报，证明了邓对其继承人所提建议的英明：“在每5个工作日中，要有4天与军队高层待在一起。”
2月24日上午，江主席率领排成长列的高级领导人在解放军301医院邓的灵柩前缓缓绕行一圈。行进中，江和排在第二位的李鹏之间明显拉开距离，比任何其他参加者之间的距离都要大。在对象征意义十分敏感的中国，这清楚地表明了江的至高地位。尽管邓的家人要求不要举行繁琐的仪式，身着黑色吊唁礼服、胸佩白花的所有领导人还是在邓的遗体前恭敬地三鞠躬，然后向邓的家人表示了慰问。
中央电视台向全国播放了悼念活动及邓的遗容，并反复播放邓小平赞扬江泽民的录音剪辑，“确定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是我们全党做出的正确选择”，公众一遍又一遍地听着这位撒手西去的领导人如是说。
庄严的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江表现出深深的悼念之情。在1万名国家精英面前，他毫无保留地赞扬了他的前任光辉战斗的一生。他说：我们沉痛地悼念邓小平同志，“中国人民爱戴邓小平同志，感谢邓小平同志，哀悼邓小平同志，怀念邓平同志，是因为他把毕生心血和精力都献给了中国人民，他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在50分钟的悼词中，江有5次停下来以帕拭泪。
江在追悼会上流泪颇具争议。批评者称之为蓄意做秀，但他们没有充分考虑到江对邓的个人感情。另外，作为一个虔诚的爱国者，他对这位为使中国强盛真正奋斗了一生的元老感到由衷的敬仰。对于数以亿计在电视机前肃穆地观看这次追悼会的中国人来说，江主席表达的大家的共同情感，同时他也赢得了每个人的心。
在他执政几近8年来旗帜最为鲜明地提倡改革的一次讲话中，江立推进邓式的经济改革。他：我们必须“把深化改革为扫除生产力发展的障碍、进一步推进整个事业的关键”。他接着号召“发展全方位、多层面的开放格局”，吸收世界各国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而不去考虑它们的社会制度如何。江也确实提到了需要在物质效益与他所憧憬的“精神文明”之保持平衡但今天是一个讲改革的日子，而不是意识形态。
江引用邓的话说，官员有两种行事方式：“一个是做官，另一个是做点工作。”这么说的时候，江似在给自己树立一个标准，并且已经全身心地投入到为十五大准备一份开拓性的工作报告中去了。
根据邓自己的遗愿，他的骨灰（他的遗体在八宝山公墓一个简短而只有亲人在场的仪式上被火化）由一架飞机撒黄海。电视播放了播撒骨灰的场景，摄影师拍下了邓的遗孀卓琳和家人痛哭流涕的镜头。镜头中的卓琳弓着腰，在她身边是负责护送骨走完最后一程的胡锦涛。两人一起将瓮里的骨灰撒入下方的大海。
追悼会结束两天之后，傅全有将军下令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全体指战员学习江主席所致的悼词。为避免含糊其词，傅将军要求军官“要绝对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完全一致”。2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其中出现“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达9次之多。
3月1日，邓去世一个半星期之后，乔石在全国人大会议开幕式上对江的领导地位表示支持。乔对2808名代表说：我们应该“继承邓小平同志的遗志，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央周围”。在全国人大的闭幕词中，乔再次重申江为新的领导的“核心”。他也提到要加大立法机关的权力，建立党的干部同样要遵守的“法律制度”。
中央军委资历最深的副主席刘华清将军也保证效忠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并赞扬了江的“军事思想”。大家都团结到了江泽民的周围。当从邓的医生那听说这位元老已处于弥留状态的消息后，江马上会见政治局委员和党内元老，谋划在邓去世后如何治党和治国。
到1997年初春，改革已成为十五大的主题，部分原因是日益严重的国有企业问题须快得到解决。争论集中在“所有制”和党是否应该支持将国有企业改组成股份制公司的问题上——即允许机构和个人，而不仅仅是国家，拥有生产资料。让一些思想保守者感到不舒服的是，这一行动看起来几近私有化，与共产主义背道而驰。
对于不甚了解政治意识形态斗争的西方人来说，“所有制”问题似乎是一个显而易见又深不可测的问题，甚至是个毫无意义的问题。而在中国，谁应拥有什么是一个复杂、重大和极其严肃的问题。政治意识形态像宗教信仰一样，两者都是信仰体系，所以都会产生同样坚定不移的信念和狂热情绪。
所有制观念上如此戏剧性甚至激进的变化是如何产生的呢？这是党内各种力量和机制相互作用长期而复杂的过程的结果。在中国长达20年之久的改革过程中，所有制观念的转变是一个关键。
有人指责，新的改革将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道路”。他们将腐败的泛滥归咎于市场改革——说腐败“比国民党时期至少严重好几倍”。
4月，为了加强高级领导人之间的团结，江召开了一次治局全体会议。他对与会的干部说：“当让我接任党的总书记职位时，我想一定还有比我能力更强和资历更深的干部。”这时，邓小平最亲密的助手王瑞林将军打断他说：“总书记，你自谦了。我们都知道这是小平同志做出的安排。”其效果是表明：江泽民有邓小平和邓手下人支持。
同时，江强调了党的突出地位。江重申：“如果政权——党政权力——不掌握党的手里，经济发展和其他成就都无从谈起。”通过支持邓的改革运动和突出党的地位，江将自己置于政治舞台的中心位置。这是一个他非常有利的制高点。从这里，他能够抵挡住来自“左”右两方面的攻击并推动中国前进。
在中央党校毕业班上发表的一篇具有突破性的讲话中，江公开了他即将在第十五次党代会上提出的新思想。这篇长达1。2万字讲话深受重视，几乎所有的中国高级领导人全部到场。它成为当代中国改革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讲话的重点是如何搞活中国困难的国有企业，有1亿多中国城市人口在国有企业就业，但国有企业整体处于亏损状态。企业争相申请破产，因为这是替工人争取政府补助的唯一出路。
但是，江泽民担心在缺乏有效的社会保障体制的情况下，太多企业破产可能造成失业人数剧增并危及稳定他倾向于采纳朱镕基倡导的战略，即让健康的企业“兼并”或“接管”不景气的企业，为此政府将提供近250亿美元作为鼓励。在许多情况下，成功企业被迫吸纳衰败的企业，以便努力保留工作岗位。当然，结果却往往是不景气的企业影响了健康的企业，使两者都走上衰退之路。虽然经济在1997年初看起来充满了希望，国有企业的持续衰落表明还存在着深层次的问题。
在人们期望甚高的讲话中，江泽民提出了将部分国有企业转成股份制公司的构想，这一概念与经典社会主义的核心原则似乎产生了矛盾。江避开了矛盾解释道，社会主义“公有制”原则并不一定意味“国有制”，可以通过不同的“所有者”来保持社会主义本质，诸如合作社、集体、动组织、地方和地区政府、其他国有企业，以及数量相对较少的私营企业、个人及外国资本。
他还支持诸如企业合并和股票上市交易等其他可用以搞活国家工业的金融市场观念。江指出，归根结底，更好的管理和更加有效的资本配置，可以生产出更多符合人民群众整体利益的产品和服务，从而达到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即便这意味着不采用传统手段。
多种多样的新所有制形式在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涌现。到90年代中期，私营经济成为中国发展最快的经济成分。许多经济学家现在认识到，转换成股份制公司是处境艰难的国有企业唯一的希望。这意味着为了跟上经济形势，党的策也将随之改变。这正是1997年党在江泽民领导下要做的。
自1996年秋开始，一个由大约40名专家组成的班子，在温家宝和曾庆红的领导下开始起草江泽民在第十五次党代会上要作的工作报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陆百甫是其中的成员。
陆回忆说：“要理解江得的成功，人们必须了解当时的背景。中国的改革是没有先例可循的……”
陆说：“在现代改革的历史中，有三个难时期，第一个困难时期是在改革的初期，即1978—1980年。第二个困难时期是（1989年）‘六·四’之后到1992年。第三个困难时期是1997年筹备第十五次党代会期间。”
第一波改革的基本上是业，将生产责任交还给农民自己。第二次的重点在城市，废除对价格的控制。尽管这次改革在“天安门事件”后放慢了速度，邓199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