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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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过，选举我当中央总书记，没有思想准备。这次决定我当中央军委主席，也没有思想准备。没有做过军事工作，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深感责任重大、力不从心。党把这副重担交给我，我一定努力学习军事事务，尽快熟悉军队情况，认真地、积极地履行职责。”
虽然邓不再出席中央军委会议，但他仍然是中国的领导人。他安排全会任命另外两位军委领导人：杨尚昆主席成为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杨尚昆同父异母之弟杨白冰将军成为中央军委秘书长，负责日常事务，并兼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一职。
杨尚昆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就是高领导人，曾与邓长期共事。“文革”时涉嫌所谓窃听毛泽东的电话而遭到解职。之后，杨被邓小平官复原职，并成为他改革计划的最早支持者之一。同时，邓安排前海军司令刘华清也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
江决心要取得成功，在接下来的两年中，他的足迹遍及100多个军事基地，询问那里军事行动的每一个细枝末节。他了解普通战士们的生活，也研究将军们的战略。他漫步于军营并品尝部队伙食，对军营图书馆特别感兴趣，强调这些图书馆应当藏更多的书籍。
有一个故事讲的是江在检阅军队的前一个晚上如何练习军人的步态。江在房间里来回地齐步走，精确地摆臂，有力地踏步，并在镜子里察看自己的姿态，检查自己的表情。这个故事集中体现了江对自己新承担的中央军委职责的全身心的投入。低估江泽民的人不会笑到最后。
“六。四”之后，有人认为改革正在搅乱经济，破坏共产主义思想的纯洁性江泽民重视邓的整体设想，又坚信社会主义的原则。在11月的中央全会上，江发言时强调，最大的教训“是国家绝不能”脱离国情，超越国力，急于求成，或大起大落“。
11月，在一次由报社总编参加的研讨会上江采取了强硬立场。“当大众传媒偏离了马克思主义，与人民利益相抵触时，”他说，“就会造成极大的危害。”以在过去的这个春天里所发生的“事件”为例，江敦促总编们要吸取教训。他说，以“爱国主义、社会主义、体主义以及自力更生和艰苦奋斗的精神”教育人民是他们的职责。他告诉他们，在任何国家都没有绝对的新闻自由。
年底，江视察了福州军区的部队，那里隔着海峡与台湾直接相望。在毛泽东曾经做过长篇大论的著名的革命根据地闽西，江告诉老红军们，“伟大舵手”的“革命理想”可以通过“加强部队的思想工作”来实现。
某一中国的消息来源称：“通过宣誓于毛主席在解放前曾宣传的价值观，江泽民告诉今天党内的元老和将军们，他将一直把他们的利益记在心中。”江亲近部队的努力开始获得回报。《解放军报》引用福州区一位战士的话称：“江主席抽出时间视察我们的连队。这意味着他对军队怀有正的感情。”在同一次巡视中，江告诉党的干部、工厂的管理人员和海外的投资者，邓小平的开放政策将加速推进，而不会被搁置。“无论国际环境如何变化，”江向他们保证，“中国的改革开放政不会改变。”
江所指的变化是指东欧发生的事情。11月，柏林墙坍塌，从而加速了整个地区共产主义的崩溃。稍容一点夸张的话，可以说推倒共产党执政的政权在波兰用了10年，匈牙利10个月，民主德国10周，捷克斯洛伐克10天，最后，在罗马尼亚只用了10小时。圣诞节那天全世界都目睹了一个士兵行刑队处决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和他的妻子埃列娜的情景，行刑队甚至在没有接到命令时就开了枪。
齐奥塞斯库曾是最早一批对中国府在天安门采取的行动给予支持的领导人之一，而对江来说，当他深情地回顾在罗马尼亚逗留的那段日子时，一直把齐奥塞斯库视为老朋友。在齐奥塞斯库被残忍处决这件事中，这新任总书记看到了一个必须认识到的重要教训。
1989年秋，中美关系开始解冻，尽管缓慢而且不动声色。美国大使李洁明开始谨慎地和中国恢复意义重大的安全合作关系，这一有利的举措使两国共享情报资源。
当时，中国正迫切希望国政府能够批准一个休斯通信卫星的出口，这颗卫星将在1990年春由中国火箭发射上天。对中国领导层来说，一起商用太空发射事件是举足轻重的，既能提高国家威望，又是他们技术发展战略的关键。李洁明大使向华盛顿方面解释说“卫星发射对中国开放全局有重要意义”——他强调与中国科学界的联系——在他的干预下，布什总统1989年12月搁置了国会的禁令。
10月下旬，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来到北京和中国领导人展开一番直率的交谈，他是重建中美外交关系的先驱，在中国享有盛誉。尼克松用“老朋友”的语气，提出他“从现实出发”的请求。不久，关于释放方励之和重获世界银行贷款的谈判开始了。
1990年1月10日，北京的戒严令撤销。这不仅标志着新的1年或是新的10年的到来，也预示着整整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第12章 1990…1991年“稳定压倒一切”
中国保持着它的共产主义根基。“中国的周围都是友好邻邦，”江当时说道，“中国解放依靠的是自己的革命军队，不像东欧国家那样由苏联红军解放。”江指出，我们这支军队，“经过考验证明具有坚强的战斗力”，而且“是在党的绝对领导之下”。
世界范围内共产主义运动的危机为江加强党及其本人的权威提供了良机。他小心谨慎地对待进一步的政治改革。江还要求文艺界“在收外国文化精华的同时，注自己作品中的民族特点和风格”，并创作出更多反映社会主义建设和现实生活的作品。
尽管如此，江主要还是向党的传统支持力量伸出了手。1990年1月，他在山西省大同煤矿下到一口矿井内，向矿工们拜年，并对他们的辛勤工作表示感谢。他还走访了矿工家庭，同所遇见的每一个人交谈。他说：如果所有部都能与群众保持密切的血肉联系，我们将不可战胜。“就在同一个月，江视察了一座国家体育训练中心，与军系统的运动队员打成一片。在与一名世界级乒乓球女运动员打了场球输了之后，江说：”和世界冠军打球真不容易。“
就在中国农历新年前夕，江邀请沈永言来参观他在中南海的新家沈到北京主要是向中国人民银行申请一笔5000万元（约合600万美元）的贷款。这可是十万火急的事情。沈从1981年起就开始任副厂长的第一汽车制造厂正处在困难时期，无力向厂里的工人发放工资，沈想在春节放假之把贷款办下来。在他把有关情况向江说明后，总书记就给银行的行长打了个电话，帮助落实了这笔贷款。
“当我乘车进入这片象征中国权力中心并极富传奇色彩的深红色院墙时，我有一点担心，沈回忆说，”现在和老朋友在一起，感觉会不会不同了，会不会觉得无所适从？当时江担任党的总书记已有半年多时间，已经开始坐稳自己的领导位置。当我到家时刚一进门我们就拥抱在了一起。江还是和以前一样。“
尽管身体有些不适，王冶坪也同样热情地接待了沈。“我可以肯定，”沈说道，“她对权力或地位没有一点欲望；她对丈夫获得的新职位和威望并不感到开心。”
江生活和工作的地方是一座小四合院， 中国典型的传统住宅，中间是一处露天庭院，四周围着房子。院内院外看起来都很简朴，它原先是皇帝卫兵的住地。当江带着他四处参观时，沈注意到了这个家庭继续过着俭朴的生活。除了卧室之外（其中包括王冶坪母亲的一间），只有一间小客厅、一间书房、一个餐厅和厨房。住处只有一台视机。
江坦承对他的妻子感到担心。他说道：“尽管当总书记的是我，她却比我还紧张。我很同情她。”尽管她最终学会了泰然自若地扮演自己的角色，然而在公众眼里，王冶坪根本就没有真正地感觉到自在。
“参观完之后，我们坐下来共便餐，”沈接着说，“6菜1汤。王冶坪几乎什么也没吃。我们喝了绍兴黄酒——江和我喝完了1瓶。他喜欢喝酒。”
1990年3月，江自担任总书记以来第一次出国访问。其目的地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平壤，他会见了金日成，并为显示社会主义的团结而同金热烈拥抱。面对着4万名用中朝两国语言呼喊欢迎口号的孩子们，江说：“我由衷地高兴实现了多年的愿望。”他随后称赞了“我们两国间的深厚友谊”。
应金日成的迫切要求，讨论的议题集中在“共同关心的国内建设和国际问题”。两位领导人同意无东欧发生什么事情都要团结在一起，并发誓要在亚洲坚持社会主义。尽管此举让中国的领导人们感到宽慰，江却清楚地意识到，面对国内外的公众舆论自己简直像在“走丝”。在他上台之初的岁月里，这将是个反复出现的主题。
作为一种平衡，江邀请了13名北京大学的学生到中南海作客。当学生们走进怀仁堂时，江和他们一一握手。他告诉学生们：“我很高兴收到你们的来信。我原先打算给你们回信，但再三考虑后，我认为和你们面对面交谈可能更好些。我们应当坦诚地交换各自的看法。”
在听完学生们就诸如教育、成功的含义等话题发表的意见之后，江向他们提出了本人一直遵循的忠告。他说：“当代青年需要把自己的事业理想与祖国的需要联系在一起。”“如果离开社会、国家和人民的需要，没有人能够成有用之才。”
“孤立的个人奋斗是没有前途的。”江补充说。
在坚持党的路线的同时，江再一次表现出能够锐意进取。
开发上海东部广阔的浦东新区之所以能获得批准，部分原因正来自江泽民的这种素质。当邓小平依照惯例在1990年春节来上海过年时，汪道涵和其他一些人向他谈到了开发浦东的紧迫性。邓认为对这个项目应给予优先考虑，他还对江亲自抓该项目感到高兴。
后于1993年成为浦东开发区主任的赵启正（被戏称为“浦东先”），特别提到江对这新区的关注。“在江泽民为上海市市长之后，”他回忆说，“他对浦东开发计划作出了许多指示，其中既有战略性的，也有涉及具体事务的。在他成为总书记之后，每当他上海时，他都要视察浦东。在1999年国际工商界领导人上海《财富》论坛会议上，江主席说‘今晚我所在的上海浦东陆家嘴地区，6年前还是一些简陋的住宅和农田，如今已是高楼林立、生机盎然的金融贸易区。’把浦东称为‘上海现代化建设的缩影和中国改革开放的象征’。”
“1997年，江主席在视察浦东时听了有关中国第一条通用隧道的介绍，”赵启正补充说，“突然，江提出他想要到地下去一看。他的随行人员大吃一惊。他们想劝阻他，向他解释说，通用隧道对他这种年纪的人来说，实在是太狭窄和太危险了。‘请您别下去。他们恳求道。但是江回答说：”我曾经当过工程师，所以我要下去看一看。’尽管他不是一瘦子，他还是爬下陡峭的梯子，在下面走了50米左右，并说：“很好，我现在了解了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中的这种新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