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第1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蟾值牟课薹阈枨螅抑柿恳渤３４锊坏街圃炱岛涂ǔ档谋曜肌�
为完成生产指标，无奈之下，有时不得不使用劣质材料。气泵和轿车的一部分零部件是木制的，等木头用完了就用竹子。没有足够长的钢材，就用短的焊接起来作卡车的车架。所有人都被动员起来参与“红旗”轿车的生产，包括江泽民和沈永言。他们用手工把质量较差的钢板敲成质量更次的车身。尽管他们奋力工作已到极限，但产品质量仍令他们非常沮丧。
“大跃进”的另一个不正常现象是滋生了一些会导致粗劣产品出现的土方法。比如“超声波装置”，其实就是一块在压缩空气吹动下产生振荡的金属簧片，却被当成是一种突破性技术。沈永言回忆说：“对动力工程师来讲，这是十分荒谬的。但每个人都对这一由共产党创造出来的技术赞不绝口，并将这些‘超声波装置’添加到各类机器上，从切割机到炊具。这么做的唯一实际结果就是使整个工厂的气压急速下降，生产率也随之降低。”
江泽民不能再沉默了。他毅然地表示不同意见，公开反对这一“超声波技术”，并引用一本英国人早在1930年就写成的书来支持自己的观点。该书不仅说明外国人早在多年前就已发明了这种所谓的革命性技术，还证实这一技术本身一文不值，只是将电力转换成了纯粹的噪音。“江下决心戳穿这一荒唐的装置，”沈说道，“但书记不支持我们。那时候，书记是真正的决策者，甚至在技术问题上也是如此。”
在像江这样受过训练的工程师看来，这种方式理应受到谴责。30年后，江在一次谈话中又提到了“超声波运动”，他仍对这种自己被迫屈从的错误思维方式难以释怀。他当时说：“我不反对试验，但问题是我们必须有一个科学的态度。”
1958年，第一汽车制造厂厂长向党中央保证，全厂每8小时将生产250辆轿车，而当时的设计生产能力为50辆。1964年，当沈永言告诉一位副部长自己的工作单位时，那位副部长大笑起来。他说：“你们真是吹牛大王！你们怎么可能让生产能力超过设计能力5倍呢？”
随着全部能源都被投入钢铁生产，中国的农业萎靡不振。为了支撑走下坡路的农业，74万个合作社的5亿农民们被编成了约2。6万个人民公社，要将粮食增产50％。同汽车工人一样，农民们没有足够的资源，专业技能又有限。到1959年初，饥荒已非常普遍。在随后的3年里，营养不良、饥饿和随之而来的疾病肆虐全国。至今尚不清楚到底有多少中国人死于这次创下世界纪录的大饥荒。
长春汽车制造厂的工人们被征召去帮助农村的农民。夏天，他们要投身于抗旱或抗洪；冬天，他们则住在货运火车的车厢里，维修堤坝和灌溉系统。在下乡的漫长路途中，江泽民虽然是领导，却从不坐在卡车前面的驾驶室，而更乐意和工人们一起坐在后面的敞篷车厢里。旅程常常长达数小时。当他们在颠簸的道路上前进时，为了鼓舞士气，江经常会带着工人们高歌。他常说：“如果你想干好工作，你就必须和群众打成一片。没有了群众，你什么也干不成！”
1958年底和1959年初，受中苏关系恶化的影响，长春汽车制造厂经历了一个重组过程。7个处合并成了新的动力分厂，下辖约1000名员工，负责所有分厂的动力需求。江泽民被任命为分厂厂长。
刚一接手，江就确定了两项工作重点：不间断的服务和工人的安全。他对工人们讲：“动力是工厂的心脏。如果这里出了问题，所有的机器都会停下来，生产也随之中断。我们必须保证心脏工作正常。”在安全方面，他非常严格，毫不懈怠，几乎每次开会都要强调。他也坚决支持那些对安全工作严抓不解的人。赵红庆是一个性格孤僻的负责安全工作的工程师，检查工作非常严格，汇报时也很固执，致使他跟同事们关系较为疏远，一直没能入党，“老赵，”江在他同事的姓前用了中国人表示友谊与尊敬的“老”字，对他说，“我全力支持你入党。只要你负责安全检查，我就放心。”
每天，江穿着蓝色工作服在厂里巡视。他和工人们聊天，询问机器的运转情况。他不懂就问，从不不懂装懂的态度是出了名的。他还很关心下属，无论是在工作还是在生活中。1960年，跟江同事的一个年轻工程师想结婚，但因为厂里没有能分给新婚夫妇房子而无法完婚。当时江和6名其他家庭成员仍住在那套三居室的小单元房里，但他却马上为这位朋友腾出了一间房。此后两年，这对小夫妻一直和拥挤的江家合住。
这当然是一个无私的举动。作为共产党的平等主义的典型事例，这无疑是值得称颂的，但这对江的家庭和其他家庭来说，会有什么影响呢？江的一家献身于共产主义的理想，以至于觉得理应作出如此的牺牲。
1960年，由于中国批评苏联“搞修正主义”，再加上边界争端持续加剧，尼基塔·赫鲁晓夫命令所有苏联专家和顾问离开中国。他们的离开恰逢中国最困难的时期。“大跃进”破坏了国家的经济。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也深陷困境。没有足够的钢材，没有足够的动力，没有足够的燃料，也没有足够的食物。车间里，工人们纷纷因饥饿而倒下。煤炭尤为短缺。在北京的中央政府计划者们情急之下决定将一些主要大型企业的动力分厂改造为使用原油燃料。长春由于靠近黑龙江省的大庆油田被选为改造工程的革新试点。苏联专家掌握这种技术，但如今他们已经走了。
一机部副部长周建南到第一汽车制造厂给工厂管理层下达了一个令人惊恐的发电系统煤改油的时间表：3个月。为了安全地度过这个冬天，没有任何失败的余地。江泽民受命全面负责（“担任总指挥”）这一看起来似乎不可能的任务，他的朋友沈永言则被派往大庆，保证原油供应，并将其运回长春。
这一期限似乎很荒唐，甚至很危险，但江泽民知道质疑这一决定的后果。他所做的是迅速投入行动，召集厂里最好的技术人员。大家听到任务后，惊得目瞪口呆。有些人担心用原油可能引发事故，其他人则对这项技术一窍不通。不过，所有人都认为3个月的时限太荒唐了。江努力给他们树立信心，称只要刻苦钻研，即使是最不熟悉的技术也是可以掌握的。他鼓励大家不要怕犯错误。他说：“我们不要有太多的包袱。我们必须努力去学习新东西。即使我们遇到了问题，大家也会理解的。”
江泽民制订了一个计划。第一步是建造储油罐。很快，4个各能容纳1000吨原油的庞大储油罐建成了。技术人员仔细研读苏联专家留下来的技术手册。大家三班倒，连轴转，工人从200人增加到了1000人。不少人因为疲劳过度、饥饿和疾病而倒下了。江自己也病了，但他仍坚持在现场工作，每天只休息几个小时。他十分细致，命令下属反复核对各项数据。引人注目的是，3个半月后，改造工作几乎按时完成了。
不停歇的工作、缺少睡眠、不按时进食和持续不断的压力使江的健康受到损害。他持续胃痛，经常靠压着右腹来稍微缓解一下。他可能还得了肝炎。后来，他告诫其他工厂的工人，不要像他那样忽视吃饭。仅就改造工程本身而言，它是成功的，是一个里程碑。江泽民认为，改造工程是他一生中最重大的成就之一。
“如果你们在年轻的时候吃过这种苦，以后无论什么时候回想起来都会感到自豪。”江有一次提到了这段经历，“完工后，我们开始用烧原油来提供动力，还有10万人在长春的严冬里得到了供暖。可惜我不是个小说家。否则，我一定要为这项工程写本书。”
这不仅是一次个人的成功，还是一个政治上的胜利。这一工程对北京来说极为重要，因此周建南副部长在整个改造期间一直呆在长春。在此期间，江泽民的业务和领导能力给周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正因为如此，后来他帮助调动并提升了江。离开长春汽车制造厂是江事业中的一次重大转折。如果没有那个引人注目的改造工程，这一切可能都不会发生。
当苏联人离开后，江失去了他的俄语对话者。但他和俄语翻译刘仁伟（音译）不久就成了好朋友。刘是锅炉房夜班组的组长。为了能赶上刘下班的时间，江总会提前上班。这样一来，他既可以说俄语，又能学到生产知识。差不多30年后，1989年底，江泽民当了总书记后，为他在莫斯科时的俄语老师及刘仁伟搞了一次聚会。在长达6个小时的时间里，3人一直在讲俄语，唱俄文歌。
江始终没有忘记与他一起工作过的苏联专家。当20世纪90年代中国汽车行业代表团访问俄罗斯的时候，江要求沈永言让代表团成员打听那些仍然健在的苏联专家的情况。江以一名中国领导人的身份向他们表示了敬意，并询问他们是否需要帮助。江对沈说：“他们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不应该忘记他们。”
不过，当时江还有些很现实的事情要处理。3年经济困难造成了严重的食品短缺，为了生存，工人们不得不在宿舍旁边种庄稼。江下属某车间的工人们种了很多大豆，每个人大概能分到40磅。由于车间主任从来没有下地劳动，所以大家就给他少分了一些，车间主任很不满意。
江听到这一争执后，非常生气。“工人们种了豆子，白白给你，这已经很不错了，”江对他说，“你怎么还能嫌给得太少呢？”
江接着让他在全体人员面前做自我批评。
“这并不丢脸。”江开导车间主任说，“在工人中间，你是党的代表，而党不断壮大的唯一途径就是得到普通群众的支持。炫耀自己并凌驾于群众之上是绝对不允许的。”
江恪守这一原则，自己的生活非常简朴。虽然他作为行政13级干部享有不少特殊待遇，他的工资每月仍只有150元，加上他妻子的工资，全家人就靠200元生活。当然考虑到当时极低的生活费用，这样的收入也算不错了，不过江要供养很多人，包括他大家庭中的亲戚。有一次，工厂设法为员工弄来了一些西瓜，书记让江先给孩子们买几个。江回答道：“不了，谢谢。我买不起。”
书记说：“你每月挣那么多，你攒钱干什么？”
江说：“你不知道吗？你看我穿的这件毛衣，我上大学时就穿了。我没钱买新的。我哥的儿子在上大学，我每月都要给他寄5块钱。我还要资助几个妹妹。能节约的地方就要节约啊。”
江常常饿肚子。他当时说：“只要每天能吃到一个鸡蛋，我就非常满足了。”
当工人们对食堂有意见时，江特别重视。他要求党支部制订一项措施，禁止党员干部吃小灶和播队打饭。虽然江中午一般是从家里带饭，但有时也在食堂吃。他指示工作人员把他的消费情况详细记录下来。到月底账单过来的时候，江总是全额付清。
到1961年，中国的一些高层领导人，包括邓小平和陈云，试图扭转毛泽东在“大跃进”中的一些破坏性政策。有限的农村自由市场，包括蔬菜自留地和按劳分配制度，得到许可了。同时，很多虚报产量的工厂领导受到了处分或被撤职，尽管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