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大荡匪-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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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委、市政府在中山纪念堂召开市一级机团的“镇反”动员大会。
会场上许多党政干部和民兵代表都佩上了手枪,洋溢着一股征战前的激昂气氛。
常务副市长朱光说:“要胜利完成目前在全国进行的抗美援朝和土地改革两大运动,就一定要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这三件事情是互相联系的。”
朱光表态,广州市的“镇反”不能落在全省的后面,要当排头兵。
1950年初,肃反工作前,朱光出于保护风口浪尖的叶剑英,力劝叶不要公开到会场,以免发生意外,而自己却主动到中山纪念堂,站在孙中山像前讲话,向全市人民动员,没有一丝儿畏惧之心。
当时,敌机炸广州是常事,每次接到空袭报告,朱光都是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指挥群众疏散。有一次,敌机轰炸黄沙,匆忙中,他只带了一名秘书,没带警卫员,冒着生命危险在黄沙小学召集公安民警处理火情,在场的领导都劝他离开现场,他却固执地说:“我要是怕危险的,就不来这里。”
一次,他找分管政法工作的谭政文谈话。朱光说:“我是市委代理书记,杀人的事,今后一定要事前报告我,拿到市委会上讨论。现在被杀的人,有的在广州起义时,还算不错,后来听说也不那么坏,是否都要杀掉?当然该杀的要杀,但千万不能错杀。你不要怕我会右倾!”朱光对每一宗重大案件的审批都十分慎重。
1951年3月,拥有生杀大权的中共广东军区委员会的工作组,在珠江、北江等地检查工作时发现,这些地区的“镇反”还过于右倾。
他们以英德为例作了说明,那里有53名在押的罪大恶极者未加处理,其中一匪首曾杀害土改工作队员及革命群众,拘押年余,仍在看守所关着。
群众提出控诉,也被置之不理,后经人民代表在县人代会上提出控诉,始批准处决,但仍未执行。
工作组将检查时得来的情况,形成了一份工作报告,送达中共中央办公厅。
毛泽东在这份报告上批示,要求省军区派遣工作队,对各区、各县“加以检查和帮助当地的镇反工作,坚决而正确地执行镇反任务。”
4。“镇反”旋风(4)
中央的态度十分明确,就是要以“铁手腕”坚决、彻底地镇压反革命!
但怎样才算彻底“镇反”呢?
广东省公安厅根据国家公安部的有关规定制定了一份《镇压反革命彻底程度判定书》,供各地“验收”之用。
就是说,要以两条标准作为判断一个地区“镇反”运动是否彻底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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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压反革命彻底的地区,必须具备有如下条件:
一、五方面的敌人(即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反动会道门头子及其他半公开的反革命分子),应该杀的已经杀了,应该关的已经关了,应该管的也基本管起来了。因而民愤平了,社会秩序安定,基层组织纯洁。
二、群众已经充分发动起来,普遍受到了教育,觉悟程度及政治警惕已经提高,绝大多数群众敢于检举、控告、管制反革命分子,生产情绪高涨,在镇反运动中已经涌现出一定数量的积极分子,并建立了治安保卫委员会。
4。 特殊条件下的铁腕手段
在全省,由于杀人批准权下放,有的地方出现了乱捕、乱杀现象,呈现出紧张不安和动荡的态势,而且日甚一日。
1952年5月初,中央开始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
5月9日,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写了一份关于土改、镇反、抗美援朝的综合报告,给毛泽东和党中央。
毛泽东把报告转发到中南、西北、华北各局,并请叶剑英等人转华南分局、广东省委领导。
邓小平在报告中说,在镇反和惩治不法地主两个问题上,有些地方发生了控制不严的毛病,上面开始收缩,而下面继续杀人。
毛泽东在这里批了一句:“中南区也发生此种现象,也是控制不严的结果,必须记得这个教训,千万不可重复。”
在谈到杀人批准权的问题时,毛泽东批示:“必须无一例外地一律收回到省委或区党委。”
毛泽东还在5月份修改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时,以斩钉截铁的措辞指示:“为了防止在镇压反革命运动的高潮中发生‘左’的偏向,决定从6月1日起,全国一切地方,包括那些至今仍然杀人甚少的地方在内,将捕人批准权一律收回到地委专署一级,将杀人批准权一律收回到省一级。任何地方不得要求改变此项决定。”
全国的镇反旋风,在经过一轮摧枯拉朽的扫荡之后,开始转入较为理智的收缩期。
叶剑英在5月份的镇反会议上告诫与会者:
“镇反上有几条必须注意:一、掌握运动规律,就像撒网一样:⑴抓紧网纲;⑵坚决展开;⑶适时收缩。我们也是:依靠群众(反神秘,大张旗鼓),展开捕杀,适时收缩。没有开就没有收,有些地方已达到千分之一,该收了;个别达到的,细致进行,没有开的,当然不会收。二、掌握工作方法,正如毛主席说的:严格审查名单,大张旗鼓宣传。”
广州地区的镇反运动,在1951年底告一段落,但各地结合土改进行的“镇反”运动,仍然方兴未艾。
1953年,全省又进行了大规模的追捕逃亡反革命分子行动,将一批逃亡的反革命分子绳之于法。
据有关材料显示,在历时三年的镇反运动中,广东省共逮捕了十几万人,处决了几万人。
可以说,镇反是特殊条件下的铁腕手段。
广东“镇反”有经验,也有教训,在建国初期,它起到了巩固政权的巨大作用。
在政权受到敌对力量威胁的情况下,任何国家都来会显示出“强悍而又铁腕”的一面,软弱无能只会让红色江山分崩离析,付诸东流!
5。平定珠三角残匪(1)
珠三角素有广东“鱼米之乡”之称。但横行在这里的“大天二”大小股匪拥有精良武器,称雄割据,鱼肉乡民。广州解放前夕,国民党军队与“大天二”合二为一,继续破坏和捣乱,直接威胁广州的社会治安。
我华南分局决定成立以曾生为首的珠江三角洲作战指挥部,统一指挥两广纵队、粤赣湘边纵队,消灭珠三角残敌,肃清匪患。
南屏、湾仔之战。
解放横琴岛。
珠三角各县实行包干制剿匪。
两个月的军事进剿和政治瓦解,珠三角大股土匪基本肃清。
1。“只有肃清珠三角的匪患,才能巩固广州的治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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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三角洲,地处广州外围。
蔗林绿海,蕉树临风,桑葚苍翠,鱼塘泛舟……
她是广州通往海外的一个门户,眺望外部世界的窗口。
珠江三角洲包括花县、三水、南海、番禺、顺德、中山、东莞、宝安八县。境内河叉交错,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素称“鱼米之乡”“广东粮仓”。
如果说,珠三角是一幅美轮美奂的山水画,那么她就一定与恐怖和暴力无缘。但是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和旧中国里,在三座大山的重压下,珠三角是一轴残破的画卷,记载着无数的灾难与悲酸!
广州解放前夕,南撤的国民党残兵败将流窜于珠江三角洲地区,与“大天二”土匪汇聚成一股股反动黑潮,肆意冲撞,将这块美丽富庶的土地,剥蚀得露出嶙峋的肋骨……
广州解放后,他们凭借珠江口星罗棋布的大小岛屿,以香港、澳门为“大本营”,继续进行破坏、捣乱,给大都市的安定和繁荣蒙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
珠江三角洲的特殊地位和严峻的治安形势,使中共华南分局不得不把它摆到议事日程上。
1949年10月29日,华南分局在广州召开了专门研究珠江三角洲问题的会议,认真分析了这个地区的历史、现状、社会经济结构与阶级关系,着重分析了当前的敌情、匪情:
广州解放后,流窜于该地区的少量国民党军残余武装有待歼灭;沿海一些岛屿有待解放。
据初步统计,珠三角还有国民党县保警1311人,自卫队2877人,县警察1258人,广东省国防军与杂牌部队2715人,未收编的“大天二”2805人,其他“吊脚土匪”(无固定地盘的土匪)182股、3641人,武器则有长短枪11402支、轻重机枪984挺。
针对这一敌情匪情,华南分局提出基本方针“是消灭,不是保存”;基本的策略手段可采取“利用矛盾”“先打抵抗的”“有计划有步骤地消灭”,或“用和平方式消灭”等等。
会上,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神情严峻地说:“珠三角是目前广东的中心地区,要搞好广东和广州的工作,必须首先搞好三角洲的工作。”他最后强调:“只有坚决地肃清三角洲的匪患,才能疏通东、西、北三江与珠江和广州的联系,巩固广州的治安。”
会议决定,成立珠江三角洲作战指挥部。曾生为司令员,林平为政治委员,王作尧为副司令员。统一指挥两广纵队、粤赣湘边纵队,负责消灭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残敌,彻底肃清土匪势力。
会议之后,叶剑英把曾生司令员叫到身边,再次叮嘱说:“广州的治安是和珠江三角洲密切联系着的。这个地区向来是广东土匪的藏匿作案之地。珠江三角洲的匪特不除,广州就不得安宁。希望你们精心组织,尽快完成这一光荣任务。”
面对上级领导的信任,曾生这位抗战时期就在珠江三角洲冲杀出来的东江纵队、两广纵队司令员,更感到肩上担子的沉重。
他听罢叶剑英的叮嘱后,立正敬礼道:“请首长放心,坚决完成任务。”
2。 暴风骤雨,南歼残匪
11月2日,珠三角作战指挥部根据叶剑英的指示,在中山县石岐镇召开了师、团、支队主要领导干部会议。
会议对追歼国民党军残部和主要股匪作出了作战部署。决定两广纵队第一师为第一梯队,第二师为第二梯队,粤赣湘边纵队第四支队为预备队,由彭沃、邬强率领,分两路从石岐往澳门方向追歼残敌。
5。平定珠三角残匪(2)
当晚,主力部队从中山石岐镇出发。
3日拂晓,第一团抵达三乡,与敌一○九军残部接火。
敌见我雄师挥戈而来,闻之丧胆,放了几枪即向南逃窜。
中午,敌逃至南屏、湾仔等地栖息。
我两广纵队第一、二师紧追其后,完全控制了前山、坦州一线,与敌隔河对峙。
在前山,彭沃、邬强召集前线总指挥部成员商量了作战部署,决定4日下午发起总攻。
第一团从正面发起进攻,在前山等地吸引和迷惑敌人;纵队炮兵团第一营将火力布置于炮台山,从正面轰击敌人;第二师和第一师二团,分两路从坦州方向对敌实施迂回包围。
4日下午,炮兵营在炮台山以猛烈炮火轰击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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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师利用大海退潮之机,从坦州以南搭浮桥迅速渡河。
第五团在15时突至南屏,经短促猛烈的冲击,歼敌保安第三师八团一个营。
第四团于20时攻占将军山。
接着第五团从北山、第四团从银坑,两路同时并进,攻占湾仔。
残敌一部分逃至船上,一部分丢弃武器,凫水游向澳门逃命。
南屏、湾仔一战,我军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