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一个人的革命-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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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枕黄粱。

风潮来袭，政府开始追究责任。8月17日，陈逸卿被捕，他最后不堪重压，在狱中服毒自杀了。这生生把施典章与川路公司的300万两银子给坑得一干二净。这次重大亏空对川路公司的商人们的打击是沉重的。当清政府要来收铁路为国有时，他们坚持要国家替他们填这个巨大的窟窿，以盛宣怀为代表的清政府哪里肯买这笔冤枉账，断然拒绝了他们的要求。于是，四川的形势朝保路运动越走越近。

另一方面，因为这次金融危机造成的沉重经济压力，也是清政府最后决定把原本商办的铁路收归国有又不肯满足铁路投资者们赔付要求的一个重要原因。保路运动的爆发，从这个角度来看，已经早早地被埋下了定时炸弹。而就四川发生保路运动，直接导致了辛亥革命的爆发这一线索而言，橡胶股票的这次风潮，已经早早地把清政府统治的终结写进了历史之中。

原因在哪里？

橡胶股票风潮，波及面之广，破坏力之大，在中国金融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但这本来是一场可以将空间限制在一定范围内的中型金融危机。股票暴跌后，先期倒闭的正元等钱庄还只是中等规模，虽然对上海市面造成了一定影响，但冲击力毕竟有限，如果这个时候风头被遏制住了，那全国性的金融危机是完全有可能避免的。

清廷官员们也算是尽了人力了，张人骏、蔡乃煌等都是奔前忙后，四处张罗，不仅从朝廷调来大量救济银，还从洋行那里担保搞来了巨额救济资金。要是朝廷能始终贯彻这一思路，那这真可算是世所罕见的成功救市的经典案例。清廷也可能因为这次行动而暂时巩固住自己的根基，还能再得瑟个十几、几十年。

但冥冥中似乎有一只无形的大手决计不让清廷过舒坦日子，种种不幸的巧合偏偏都集中在这个时间点上发生了。

清政府官员之间的派系斗争从来就没有间断过。到了起橡胶风潮这个时候，袁世凯刚“被下岗”回老家休养去了。朝中对于袁系势力的清算也是可想而知的。蔡乃煌就属于袁党，没有了中央的保护伞，他不过就是一个随时可能被找个茬踢下去的棋子，事实上，他就这是这么个棋子。上海这么一闹风波，管你行事是不是积极主动，成效是不是显著，事情是在你上海出的，就该你倒霉，而且你还时不时地拿情况危急来吓唬朝廷，有事没事伸手找朝廷要钱，这是一个地方官该做的事吗？治理不当，导致风潮，算一桩罪过；恫吓朝廷，觊觎国库，是罪二；你要是再抗拒朝廷的命令，就是第三宗罪。看你造了多少孽，不炒你炒谁啊？

另一个权力斗争的牺牲品本来应该是梁士诒的，作为袁世凯的账房先生，盛宣怀是一心要摁死他的。他可能在听说了交行有账务问题的时候，想到那是梁在捣鬼，就决定用这个机会拉他下马。但是没有想到，挪用交行款项的是李鸿章的侄子李经楚，这下就难堪了。可能也是为了顾全叔叔的这位得意门生的面子，李总不得不硬着头皮把交行的款项要了回来，生生把义善源逼上了绝路。对李经楚来说，义善源只是自己经营的一项产业，哪怕倒了，自己手上还有交通银行可以使唤。但对于上海金融界而言，义善源是最后一道屏风墙，它的倒下，直接导致了上海乃至全国金融业崩溃的连锁浪潮。

洋行们在这场风潮中的作用也和清政府一样，没有能把正确的做法贯彻到底。本来要是这些洋行能看在大家都是一条线上的蚂蚱的份上多多接济，就像借给张人骏、蔡乃煌的几笔款子那样，对“维稳”绝对是一针强心剂，很可能风潮就在金融界各方齐心协力、携手同心下平息了。可洋行们偏偏要在源丰润遭遇大麻烦时撒腿先跑，申明拒收上海钱庄庄票，这种落井下石的不道义，真的是损人不利己。源丰润倒塌造成的影响是全国性的，洋行这种违背一贯做法的釜底抽薪，破坏了已经稳定下来的金融形势，把金融风暴放大到了整个国家层面。

解开这个困局的钥匙最后系在了义善源的身上。如果这家航母级钱庄最后能够挺过风潮，那金融界的曙光还有盼头，至少能够保住半壁江山，慢慢再图振兴。义善源不是没资本，它的老板是李经楚，本来不应该受到袁系势力下台的影响，而且就其掌管的交行而言，资金融通绝对不是问题，事实也被证明如此。如果没有人来追究他挪用交行的钱来填义善源的窟窿，义善源的重新振作是指日可待的事。

但历史制造了一个最不可思议的巧合，它让清廷赋予重望的经济界顶梁柱——盛宣怀，给清政府经济崩溃的天平上加上了最后一块砝码。

“英雄”盛宣怀

盛宣怀是历史的“英雄”。按照正统革命理论，这样的“英雄”的扮演者是像拿破仑一样被随机选中的，要是盛宣怀没有干这事，王宣怀会干，李宣怀会干；要是没有钱庄关门这场风波，那很有可能是米店倒灶这样的事把大清国拽下了深渊。反正盛宣怀这个人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时代。时代造“英雄”嘛。

但盛宣怀不应该仅仅是一个被时代创造的“英雄”。

盛宣怀的出场在所有关于这场金融风波的资料里都着色不多，看似他戏份不重，仅仅是作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但他确实是最不应该被淡化的人物。让我们再来总结一下他的多重身份：

通商银行大股东、创始人。

汉冶萍公司掌门人。

邮传部尚书。

轮船招商局督办。

天津电报局创始人。

中国第一所大学北洋大学堂（今天津大学）创始人。

中国红十字会会长。

铁路总公司Boss。

华盛纺织厂老板。

……

著名绅商和全国性慈善活动家经元善称盛宣怀为“一只手捞十六颗夜明珠”。的确，“一手官印，一手算盘，亦官亦商，左右逢源”的盛宣怀搞了那么多年的洋务，铁路、电报、轮船、矿冶、银行都被他玩得熟稔有余。这“十六颗夜明珠”大概也只能抵得上他的成就的一部分。

放在今天，这其中任何一个头衔都是了不得的名号，至少是一个领域内的顶级权威。这么多顶戴戴在一个人的脑袋上，不啻于是同时练了九阳神功、乾坤大挪移之后还不过瘾，又学了九阴白骨爪和降龙十八掌，这种段数，在江湖上已经是无人能匹敌了，在他眼里，似乎一切都是浮云。

在这些头衔中，至少有五到六个职务是掌握实权的。电报局、轮船局、汉冶萍公司、铁路总公司等都是执掌中国近代工业命脉的企业，一手掌握了这四家企业的人，其对经济领域影响能量的大小已经不是目测能够测得准的了。

可以这么说，晚清洋务运动的重要成果几乎都体现在了盛宣怀一个人的身上。没有他，就没有电报局，没有轮船局，没有通商银行，没有铁路总公司，更不可能有汉冶萍；如果没有这个局，那个公司，清末洋务这么多年搞经济建设究竟有什么成就？没有这些“国营”、“准国营”设施，没有电讯沟通，没有轮船航运，没有银行融资，没有矿产铁厂，中国的现代经济将以何为基础？没有这些现代化的经济基础，那资产阶级的革命党与立宪派究竟是站在何种立场上反对清廷的？

是盛宣怀让清末的洋务运动取得这些虽然称不上灿烂辉煌，却意义深远的成就，是他亲手将现代工业的大厦建立在封建经济的废墟之上。一旦有了盛宣怀打下的现代经济的基础，中国的走向已经脱离了清政府的控制。清廷或者顺着资本主义的大潮前进，或者被其湮灭，只有两条路可走。无论走哪条，可以说，路都是盛宣怀铺的。

没错，从时间序列上看，是盛宣怀一手导致了义善源的垮台，而义善源的倒闭使钱庄倒闭之风几乎无法遏止，而金融界的这场浩劫动摇了清政府的国本，进而推动了政治危机的爆发。但真正把大清国往绝路上带的不是盛宣怀使小心眼查账坏的事，而恰恰是他苦心孤诣为维护这个朝廷所做的一切。如果他能预见到这日后的情景，他当初还会那么拼命地去为他所忠心的大清国挖掘坟墓吗？

是的，盛宣怀这位“英雄”是时代创造的。但这个时代，又是在多大程度上由他创造的呢？

“英雄”的精神分析

盛宣怀从小父母双全，但因为父亲盛康长期在外地任地方官，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与他相依相伴的是他的祖父母。对于一个孩子来说，父亲这个权威是成长中必需的，他的长期缺失，使得弗洛伊德意义上的潜意识里的俄狄浦斯情结或者说弑父情结，就没有太多的成长空间。所以他也缺少了弗洛伊德的那条关于英雄的著名逻辑线索：大凡英雄的事迹，无外乎是从被残暴的父亲驱逐，又在贱民中成长，最终又回头取代父亲的故事。弗洛伊德倒不是说有了老爸就一定要有对他的逆反心理，只是在潜意识里有着一种难以名状的愤懑，而这种愤懑主要来自幼年时期本来自由发展的欲望被老爸压制住了。

从拉康的意义上深奥一点讲，因为父亲长期不在身边，盛宣怀缺乏一种父亲之名为其镌刻“大他者”的象征秩序，从他身上表现出来的自我主体的观念要强于对于社会秩序（他者的秩序）的屈从。换句简单的话说，因为从小没有被要求谦虚，也没有受到过权威性的压制，他就从来不知道天高地厚，总是表现得自信满满，从不认为自己会被什么客观事物约束了手脚，从而无法达成自己的目的。

另一方面，由于父亲的介入的缺少或者迟到，致使盛宣怀在与“母亲”彻底分离，从而进入人类的文化秩序中的步骤也在某种程度上被缩短了或者说被省略了。这里的“母亲”不是实体意义上的母亲，而是指那种在父亲权威性的介入迫使婴儿进入人类的秩序之前，婴儿所与之相依相存的“存在”。婴儿在感觉上是与这个“存在”合二为一的，并认为这种温暖统一的状态就是自我和世界本来的情态，直到“父亲”的介入破坏他的这种原始的梦想，而形成一个独立的主体进入社会为止。在实体上，这种“存在”可以是母亲、乳母、祖父母乃至任何在一个人的婴儿期与之有密切关系的人。

在大多数从小受到母亲关爱，时时被母亲捧在有力而温柔的臂弯里，总是在母亲柔软而散发清香的长发中沉睡的人来说，母亲就是这个存在，在这个阶段，他（她）感觉到自己与母亲是不可分割的一体，而整个宇宙的存在就是他们二人一体的存在，他（她）在其中感到温暖、舒适和安全，他（她）会希望这种状态能够永远持续下去。但在盛宣怀的例子里，相比较其母亲而言，这个“存在”更可能是他的祖父盛隆。俗话说，隔代亲，祖父母总是会对孙儿宠溺一些的，这位满腹诗书的举人对这个宝贝孙儿的关心与呵护，不亚于一个周到的母亲。

对于一般人而言，他（她）徜徉在与母亲合体的舒适与安全之中的阶段会被“父亲”权威的介入而打断。与“母亲”一样，这个“父亲”同样是一个抽象的存在，尽管它通常以真正的父亲体现出来，但实际上，他可以是养父、祖父、孤儿院院长等任何让婴儿脱离于“母亲”一体的幻想的强制性力量。通过这种令人不快的“父亲”的介入，婴儿意识到自己不再是世界的主人，而只是其中的一个被“他者”的规则束缚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