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宫门之变-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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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给予了这样做的李渊巨大的回报。很自然地，李渊把对政治和决策的理解延伸到了对家庭事务的处理之中。他不仅不会树立威严、强硬的父亲形象，而且觉得在血肉相连的亲人面前也没有必要那么做。
遗憾的是，李家的儿子们不这么想。当李渊猛然清醒，希望履行严父职责的时候，却发现儿子们羽翼已成，管不了了。
二
权力不见得是多么好的东西。权力能使人产生强烈的权力欲，进而扭曲人性。
李世民即使不是皇子，也会成为一个尾大不掉的权臣。经常出征的李世民逐步消灭各地割据势力，威震天下。唐朝建立后，王朝的势力范围被局限在关中地区。秦王李世民破李轨，平定陇西割据势力薛仁杲，将唐王朝疆界拓展到西北方面；败宋金刚、刘武周，收复并汾失地，恢复了李元吉丧送的失地。李世民还亲自指挥了虎牢战役，一举翦灭中原两大割据势力——王世充和窦建德军事集团，取得了唐朝统一战争决定性的胜利。毫不夸张地说，李渊的大半个天下都是李世民打下来的。李世民的威望直线上升，尤其是在虎牢之战后进入长安时，受到部分军民以皇帝的礼仪迎接。
李世民奇迹般的成功给李渊出了难题。他只能以更高的官职和特权待遇来补偿李世民的功勋。到武德四年冬十月，李世民已经被封为天策上将、领司徒、陜东道大行台尚书令，食邑增至二万户，位在诸王之上，太子李建成之下。李渊又下诏特许李世民自置官属，俨然形成一个微型的朝廷机构。武德八年李世民又兼任了中书令，成为宰辅，集军权、行政权于一身。李世民身边文臣武将聚集，许多地方官员也投入他的门下，形成了庞大的秦王集团。这些人投靠李世民，不是单纯地被李世民的功绩所吸引，而是希望靠着李世民这棵“大树”，实现自己的“进步”。以洛阳为中心，潼关以东地区几乎只听李世民的号令。秦王权势之大，终于引起了李渊的警觉。
到现在，李渊已经犯下了三大错误。第一，他过早地确立了太子，断绝了以继承权的分配来调整诸子矛盾，适应新的权力格局的可能性。第二，他虽然确认了李建成的太子地位，却又放任李世民四处征伐，掌握越来越大的军权，控制越来越多的地方政权。客观上，李渊为自己确立的太子树立了强大的对立面。第三，他一味地以高官实权来补偿李世民，希望能平衡李世民的心理落差，实现权力结构的稳定。但是李世民志存高远，不断落在自己身上的头衔非但没有平息李世民的不满，相反还激发了他追逐更大权力的决心。可以说，第三点错误是李渊致命的错误，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
三
太子李建成也不是等闲之辈。他要保卫自己的地位。
李建成长期经营政治中枢，在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区构造自己的势力范围。在长安，李建成拥有一支完全听命于东宫太子的军事力量——长林兵；关中地区的文武官员基本被太子网罗在自己周围。因此，尽管在全国范围内，李建成的势力不如弟弟李世民，但在关中局部、在京都长安，李建成完全拥有对李世民的实力优势。在长安的齐王李元吉的势力远比不上大哥李建成，但他和大哥一样对李世民心存妒忌，非常不满。李建成就和李元吉结成政治联盟，共同对付李世民。
尽管兄弟间的猜忌日益加深，但三人间的矛盾是逐渐显现的。在唐王朝统治尚未巩固，天下依旧大乱的时候，兄弟三人基本相安无事。李元吉还参与了李世民在关东地区的征战。
唐朝建立的第五个年头，全国统一战争即将结束。打天下的阶段要过去了，终于到了大家处理内部权力矛盾的时候了。李世民荣耀地进入了京都长安。他那庞大的声望和势力让李建成感到了极大的威胁。
长安的大臣们也不是傻瓜。大家看到老皇帝李渊优柔寡断，看到最新的实力对比关系，不得不为自己的未来考虑。大臣们以兄弟矛盾分为两派，互相倾轧。宰相裴寂，大臣王珪、魏征，将领薛万彻等跟随李建成、李元吉一派，此外还有李纲、窦轨、裴矩、郑价果、贺德仁、徐师漠、欧阳询、任璨、唐临、韦挺、唐宪、荣九思、武士逸（武则天的叔父）、裴宣俨、袁朗等人。将“宝”押在李世民一边的有大臣萧瑀、长孙无忌、杜如晦、房玄龄，将领秦叔宝、尉迟敬德、程知节、侯君集、段志玄、王君廓等，此外还有高士廉、柴绍、唐俭、张公谨、刘师立、李孟常、张亮、庞卿挥、樊兴、元仲文、秦行师、封伦、钱九陇、刘弘基、公孙武达、屈突通、杜淹、李安远等人。掌握外地兵权的将领李靖、徐世绩，朝中大臣宇文士及等人则保持中立。
派系之争紧随着统一战争的结束而出现。
兄弟相争
一
最先发动进攻的是哥哥李建成。
李建成恨恨地说：“秦王外托御寇之名，内欲总兵权，成其篡夺之谋。”他凭借自己在政治中枢的基础，希望通过正常的途径，有计划地逐步削夺李世民兵权和势力。前哨战是从调整秦王阵营重要成员的官职开始的。
在李建成等人的主导下，李渊轻易就同意了一系列人事任命。房玄龄、杜如晦等人离开秦王府，出任外地文官；武将程知节外调为康州刺史。一时间，“时府中多英俊，被外迁者众，太宗患之。”这些谋士和亲信都是吹吹打打地到地方去担任实职的，李世民为什么担心呢？因为身边亲信被不断调离，最直接的负面影响就是李世民身边出谋划策和冲锋办事的人少了，间接地影响了李世民对朝政的掌握和控制。
如果李世民的目的是做一个称职的好藩王，那么这些幕僚的离去不会对他的心理造成太大的影响。但是李世民的人生目标并不止于此。房玄龄对李世民说：“府僚去者虽多，盖不足惜”，但是重要的人物必须尽力挽留住。比如像杜如晦这样聪明识达的王佐之才，藩王是用不上的，但是皇帝肯定能用得上。房玄龄就评价说：“若大王守藩端拱，无所用之；必欲经营四方，非此人莫可。”李世民觉得事态严重了：“尔不言，几失此人矣。”他违背正常的人事程序，急忙将已被任命为陕州府长史的杜如晦调回秦王府。
李建成还开始收买秦王阵营的成员，希望为己所用。李建成首先看中的是勇将尉迟敬德。太子属官载着一车金银，悄悄地去拜访尉迟敬德。来人说太子是如何看重尉迟将军，相信将军以后肯定更有作为。尉迟敬德断然拒绝说：“我是秦王的部下。如果背离秦王投入东宫，我不就成了个贪利忘义的小人吗？太子要个卑鄙的小人又有什么用呢？”尉迟敬德将满车金银原封不动地退还给了来人。
李元吉的涵养不够，听到哥哥手下的回话后暴跳如雷。当天夜里，他就派了个刺客去刺杀尉迟敬德。刺客溜进院子，隔着窗户偷看，寻找下手的机会。尉迟敬德行伍出身，早就发现了刺客，故意洞开大门，斜靠在床上休憩。床边放着长矛。刺客知道尉迟敬德是身经百战的勇将，现在又见他这样坦然相对，愣是没敢动手，偷偷逃走了。
李世民也没闲着，开始收买李建成的亲信。他的“挖墙脚”工作比李建成阵营要稍微成功一点。虽然没有大将领转投入李世民阵营，但有几个小角色投靠了李世民。在做“二五仔”的人中有一个职位很低的军官——玄武门的值勤军官常何。常何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角色，但是武德九年六月四日刚好轮到他值宿玄武门。正是常何在之后决定历史走向的那场大事变中提供了一把打开宫门的钥匙。如果知道事后的结果，不知道李建成会不会对常何这个小军官充分重视起来？
历史就是这么奇怪，重大事件的结果往往就是由一些不经意的小铺垫决定的。第一阶段的人才争夺中，李世民取得了胜利。不甘心的李建成和李元吉就将战场转移到了李渊的后宫。
李渊很清楚宫门之外党同伐异、兄弟相争的现实，但是他不知道怎么办？李渊是政坛高手，却处理不好家事。当骨肉亲情与政治纷争纠集在一起的时候，李渊更是不知从何下手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采取了一种近乎不负责任的态度，对儿子们的矛盾不闻不问，将越来越多的时间花费在后宫生活之中。李渊晚年宠爱很多嫔妃，生下了许多幼子，希望从她们那里得到亲情的回报。
儿子们可没放过躲避起来的父亲。李建成首先曲线救国。东宫的人经常在后宫出没，给后妃们拍马送礼，讨她们的欢喜。在第二回合的斗争中，李建成取得了胜利。这倒不是李建成他们采取了多么灵活正确的方针政策，而是李世民的后宫人缘基础太差了。李世民平定洛阳的时候，宫中派遣一些妃子来接收王世充等人的后宫。这些后妃私下向李世民索取珍宝和其他战利品，李世民断然拒绝了。之前，李世民在关东广大地区说一不二。宫中自然有人来走后门，为自己的亲戚谋官谋利。李世民一概拒绝。一来二去，宫中人对李世民的态度就很差了。现在有李建成一帮人的挑唆，收到好处的后妃和宫人们很乐意在李渊面前尽说李世民的坏话，顺带说说太子的好话。
这些小皇子的生母为了自己的前途，往往结交年长的皇子，为李渊死后自己的前途早作准备。建成与元吉二人和嫔妃们各取所需，交往密切。李建成也源源不断地得到了后宫的情报。8
李渊久经官场，对这些抹黑手段心知肚明，但架不住宫中充斥着的关于李世民坏话的侵扰，对李世民的印象自然比不上以前了。
李世民亡羊补牢紧急展开“后宫外交”。秦王王妃长孙氏开始频繁出入宫中，贿赂嫔妃，求得后宫势力的支持。史载长孙氏“孝事高祖，恭顺妃殡，尽力弥缝，以求内助。”李建成的财力不如李世民，而“后宫外交”很大程度上就是“金钱外交”。李建成的资金匮乏使他第二回合开始的优势逐渐丧失，只能酸溜溜地说：“秦王遍见诸妃。彼金宝多，有以赂遗之也。”
二
最先动杀心的人是齐王李元吉。
《旧唐书·元吉传》说：“及与建成连谋，各募壮士，多匿罪人。复内结宫掖，递加称誉，又厚赂中书令封伦以为党助。由是高祖颇疏太宗而加爱元吉。”
李元吉是李建成、李世民争权过程中的重要人物。不论是血统、能力，还是声望，李元吉都比不上两位哥哥。他在感情上亲近大哥李建成，为大哥的登基之路出力颇多。但是李元吉有一个致命的缺点，那就是他没有接受过现实政治的考验，一直漂浮在金碧辉煌的天空中。
李元吉和两位哥哥的年龄相差很大。唐朝建立李元吉被封为亲王的时候，他只有15岁。与两位哥哥真刀真枪地参与王朝肇建不同，李元吉进入政坛的时候起点很高。他以一种众星捧月的状态参与政治操作，他将政治理解得太简单、太鲁莽、太直接了。李渊虽然让李元吉经过了几次基层锻炼。结果在中国特色的政治环境下，齐王李元吉的政治锻炼异化成了“镀金”和“度假”。
李渊不愿意骨肉相争，希望通过家庭表面的和睦来加深亲情。他好几次临幸太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