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传 作者:勃罗德-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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茨卡），从那里可以看见码头、莫尔岛河、游泳场、桥、百乐宫的绿色斜坡，还有奥培彻楼、尼克拉路与旧城环道拐角。卡夫卡的工作室面向尼克拉路这边，他的窗子位于最高一层的最左边。从那里望出去，可以看见俄罗斯教堂上一座大于常人的巴罗克雕塑。

　　弗兰茨是最大的孩子。两个弟弟（亨利希和格奥格）亡于幼年（一个死于两岁，另一个一岁半）。六年之后，三个妹妹相继出世，她们三人始终形影相随，与她们的哥哥却保持着一段感情上的距离。后来，弗兰茨得病后，小妹妹与哥哥的隔阂被极坚决地打破了，她成了弗兰茨最信赖最亲近的人之一。——根据所有的报道，我们可以想象弗兰茨的童年过得是多么不可言喻的寂寞。由于母亲从早到晚在商店里忙碌，晚上也是父亲木可缺少的玩伴（主要是打扑克）．弗兰茨的教育基本上是由家庭女教师和人情淡漠的学校进行的。——对一个法语女教师或法国女人的回忆表明了性的觉醒。

　　日记中可以找到关于少年时代的忧郁和迟钝的记叙（有一次卡夫卡在谈另一个问题时用“拖泥带水”形容过这个时期的特征），比如下面引的1911年的一段日记，这是事隔很久的回顾了：“有时我相信，我在整个中学时期和这以前的日子里思想特别敏锐，如今不能下此肯定的结论只是由于记性变坏了，然而有时我又发现，我的坏记性只是想恭维我，至少在不太重要然而后果严重的事情上，我是懒得动脑筋的。我自然记得，中学时期我经常同贝格曼以一种交流内心感受的方式或模仿他的犹太教法典方式讨论上帝及其能力范围，这种讨论不很详尽深刻（也许我那时已十分易于疲倦）。我当时乐于联系一份基督教杂志（记得是《基督教世界》）中的论题，该论题将钟表与世界、钟表匠和上帝相对照，并以钟表匠的存在来证明上帝的存在。依我之见，我完全有把握在贝格曼面前驳倒这个论点，尽管这种反驳在我心中并无坚实的依据，反驳时我必须耐心地将各种依据收集拢来。有一次这种反驳进行了，那时我们围着市府塔楼散步。我之所以对此事记得如此清晰，是因为我们几年前共同回顾了这件事。”

　　“当我相信自己具有敏锐的思维能力时（然而我却没有这方面的要求，对思维能力的发挥及其效果的陶醉阻止了我产生这种要求），由于我思考得不够多，我走到哪里总是穿着蹩脚的服装，这些服装是父母让不同的顾客裁制的，最长一段时间是让努斯勒的一个裁缝给做的。我自然发现，穿得不像样走在街上是很轻松的，我也注意到其他人穿着很阔绰，不过我多少年下来也没有想到在我的服装上寻找我的外貌寒酸的原因。由于我那时已经有了自卑的趋势（更多的是在隐隐的感觉中而不是在事实上），我坚信这些衣服只有在我身上才能与这种先是洗衣板一样僵直，而后又变得皱褶繁多的身体相配。我根本不想获得新衣服，因为既然我长得难看，何必不穿得舒适一些呢？再说，既然世界已经看惯了旧服装，又何必向它展现新服装的丑陋呢？我老是拒绝母亲的意图，她总是让人给我做这种新衣服，她那大人的目光总能发现新旧服式间的区别。我的这种不断的拒绝对我影响很大。使我认为父母亲的行动业已证明，我的长相实在是不值一谈。

　　“长此以往，我渐渐习惯于我的姿势来适应这些蹩脚的服装，走到哪里我都曲背斜肩，手足无措，害怕照镜子，因为我认为它会不可避免地将我的丑相展现在我面前，而且这丑相不可能如实地映现。假如我真像镜子中照出的那样，那就会引起更大的骚动，星期天散步时我就得忍受母亲在我背上轻轻的敲击，接受与我当时现实的忧虑格格不久的告诫与预言。我主要完全缺乏为真实的未来哪怕在最低限度上预作准备的能力。我只能对当前的事物及其当前的状况加以思考。这可不是出于考虑问题的彻底性或基于某些性命攸关的利益，而是（只要不是由于思考能力贫弱）出于悲哀和畏惧，说出于悲哀，是因为我的当前处境是如此可悲，我认为在它自己的消融于幸福之前，我无法脱离它；说出于畏惧，因为正如我当前每跨出极小的一步亦心惊胆颤一样，我觉得自己没有资格以我幼稚可鄙的面目来严肃负责地评价作为伟大的成年男人的未来，这种未来在我心目中多半时间被看成痴人说梦，以致我觉得自己每挪出的一步都是虚假的，而下一步则是不可企及的。

　　“奇迹比真正的进步更易使我接受。然而我却过于冷静，以致不能在奇迹的范围内考虑奇迹，在真正的进步的范围内考虑真正的进步。入睡前，我能长时间地沉湎于梦幻中：我身为富翁，乘坐四驾马车驶入犹太聚居区，以一句威严的话解救了一个无辜受鞭挞的美丽的姑娘，以我的车载着她扬长而去。这种自娱的信念也许是从一种已经不很健康的性感中滋生出来的，它丝毫不能使我克服这种坚定的想法：我将通不过年终考试，假使竟然通过了，那么我在下一学年中也将毫无进步可言，假使到头来竟然头晕脑涨地又过了这一关，那么我在中学毕业考试中也将最终被淘汰，反正我肯定会（不管在什么时候）以我的惊人的无能使我的父母和其他所有人目瞪口呆，现在我的父母在我正常升高的外表迷惑下昏昏入睡了。在我将自己视为走向未来的指路人时，我总是只能看到我的无能（然而我的文学工作之弱很少映入我的眼帘），这么一来，我对未来的思考便从来得不出所以然来；这种思考只是当前悲哀的延续。只要我愿意，我可以挺直腰杆走路，但这样很累，再说我也看不出弯腰曲背将来会给我带来什么恶果。我觉得，如果我有个什么未来的话，一切会自然而然地顺理成章。选择这么一种生活准则并非因为它含有对未来的信心，未来之存在本来就不为我所相信，我这么做只是出于生活得轻松一些的目的。就如这般走路，穿衣，沐浴，阅读，尤其是闭门家中（这是我感到最轻松也最不需要勇气的事）。超过这些范围，我便踏上了可笑的出路。

　　“有一次，我面临不穿一件黑色的礼服无法出门的境地，特别由于我必须作出是否参加一个舞会的决断。努斯勒那个裁缝被召了来，协商裁这么一件衣服的事。在这种情况下我总是如此优柔寡断，我总是害怕通过一个明确的答复不仅被扯入下一个不愉快的局面，而且会进一步被扯入一个更糟糕的境况。一开始我不想要黑衣服，于是人们在这陌生人面前以我没有任何礼服为由羞我，于是我竟然容忍他们提出裁制一件燕尾服的建议。但我感到人们提出的燕尾服将给我的生活面貌带来可怕的转折，于是我们争执不下，最后一致同意做晚礼服，这种服装与普通西服上装的相似至少使我感到可以忍受。可是当我听说礼服背心必须开领，里面还得穿一件挺括的衬衫时，我以超出自己力量的坚决性表示反对。我不要这么一件晚礼服，假如非要不可的话，那么我宁要一件虽有绸料衬里坦领口却开得较高的。这个裁缝没见过这么一件晚礼服，他说，我怎么设想都罢，但这么一种上装不可能穿到舞会上去。好吧，就让它不是舞会服装吧，我根本就不想跳舞去，这事本来就没有定，你只要把我说的衣服做出来就行了。这个裁缝简直想不明白了，因为至今为止我总是以带羞的匆忙，没有异议也没有建议地让他给我量体裁衣，试穿新装。毫无办法，也由于母亲的的催迫，我只得陪着他（别提多难受了）穿过旧环形路到一个商人的旧衣陈列窗去，我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经常看见一件这样的不使人为难的晚礼服放在那里并觉得适用于我。不幸这件礼服已从橱窗中取走，圆睁双目往店里看了半天也认不出它来，要我仅仅为了看这件礼服而走到店里去我可不敢，我们便怀着先前一样的不同见解回家了。然而我却觉得这件未来的晚礼服已经受到了这段冤枉路的诅咒，我至少利用了对争执不下的恼火为借口，随便向这个裁缝订做了一件小东西，为晚礼服之事给了他一点小惠作为补偿，把他打发走了。在母亲的责备下，我疲倦地退了回去，从此永远（一切事情在我眼中都是永远的）对姑娘们，对衣冠楚楚的出场和舞会关闭了心扉。我对此感到愉快，同时又觉得可怜，此外，我担心在这个裁缝面前比他以往的任何主顾表现得都更可笑。”

　　弗兰茨读完了肉市场旁的德语小学，又毕业于旧城环形路旁的德语中学。这称得上是布拉格最严格的学校。学生很少，在那些宽敞的教室里，由于学生少，每个人自然会经常被叫起来提问，这种情况比其他那些较为幸运、但松松垮垮的中学要多得多。学生们怕老师。我那时在施蒂凡中学读书，还不认识卡夫卡，有时也通过其他途径听到那个学校阴暗的情况。我们施蒂凡中学的学生也可参加在金斯基宫——旧城中学所在地——中举办的自选法语课，所以我亲眼见过那些阴森而高雅的教室。卡夫卡后来有时对我说起，他是“以眼泪”通过数学考试的，还得感谢上面摘录的日记中提到过的胡果·贝格曼，他把作业让他抄。除此之外，他好像是个挺不错的学生。旧城中学中只有好学生，差一点的在最初几年就被毫不容情地淘汰了。

　　据他母亲说，他那时是个体弱温柔的孩子，大多数时候很严肃，然而偶然也调皮捣蛋，——一个老是读书而不愿运动的孩子——这与卡夫卡后来对体育锻炼的强烈兴趣是不同的。

　　一张地对照片展示的是个五岁左右的男孩子，身材瘦高，充满疑问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紧闭的嘴唇显得忧郁而执拗。乌黑的头发几乎垂到眉毛，加深了简直处于危险边缘的闷闷不乐的印象，适合干这一印象的无疑是那无力下垂的双手，而不是那精心选择的水手眼、宽大的水兵帽和手杖。

　　弗兰茨很少跟妹妹们一起玩，他们的年龄相差太大，这一差距有时好像倒是成了小小的不和的导火线。只有在父母生日时，小弗兰茨才为妹妹们编写小戏剧。这些小戏剧是在家庭内部上演的，这个惯例一直持续到兄妹们比较成熟的年代。很久以后妹妹们还记得一些片段和一些诗句。有个剧叫《骗子》，还有一个叫《格奥尔格·封·波迪布拉德》，再一个叫《照片在讲话》（这个剧讲的是挂在窗柱上的家庭照片）。弗兰茨从来不参加演出，只是当剧作家和导演。后来他建议妹妹们演汉斯·萨克斯的小戏剧以取代他的剧作，由他导演。

　　青年弗兰茨的真正社会交往我们必须在他的同学中去寻找。他那小小的班级中有那么几个人，他们的重要性以后显示了出来。除了卡夫卡外，还有；已经提到过的胡果·贝格曼，他后来成了有地位的哲学家，目前他是耶路撒冷希伯莱大学教授。在中学期间，卡夫卡和贝格曼二人虽然来往不少，但看来彼此并没有真正认识到对方的价值。对于艾米尔·乌提兹来说同样如此，他后来在哈勒和布拉格任哲学教授。还有保尔·基施，文学史专家和“新自由新闻”的编辑。只有同奥斯卡·波拉克的关系才堪称密切，对此我们以后还将谈到。

　　在青春时代的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