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传 作者:勃罗德-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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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信中还有卡夫卡对另一个爱用“无穷无尽的”伟大词汇的同学的尖刻评语——“那是些石块，我看到他如此漫不经心地掷出，简直是目瞪口呆。接近其内容是不可思议的，我敢发誓，我一辈子也不会像那时候那么妒忌。”接着是更尖锐的自我批评：“那些本子里有一点是完全不存在的，那便是勤奋、坚韧和所有诸如此类的陌生精神。”下面他还写道：“我缺乏的是律己。希望你浏览这些个本子是我今天对你最无所谓的要求。你有个漂亮的房间。楼下商店的小灯光忽明忽灭地闪动着。我希望你能让我每个星期六朗读半个小时，从下下个星期六开始。我想要发奋三个月。今天我特别明白了一点：艺术对技巧的需要强于技巧对艺术的需要。当然我不相信可以强迫自己生育，但是强迫自己教育孩子却是可以的。”
我不知道奥斯卡·波拉克的严厉的法庭是如何审判卡夫卡的作品的，不知他是否像我从一开始就做的那样，老实说是不得不那样地钦佩卡夫卡。奥斯卡·波拉克的兴趣范畴显然离卡夫卡那奇想突兀的、在那时显得尤其怪诞的小世界比较遥远。而我恰恰喜欢那奇异的、无可重复的新鲜的内容。卡夫卡第一个青年时代的朋友很快便离开了布拉格，进入了大范畴的、科学严谨的天地。于是当初卡夫卡渴望的呼唤未获听闻；在那些信中这种呼唤是震撼人心的，而且表达了后来对集体的渴望的先声：“没有其他人你将一事无成”，“隐居是可厌的”。——这种呼唤还是对卡夫卡后期具有象征意义的“鼹鼠”的预言性的论战。
“我知道，两双陌生的眼睛望着什么，什么就会变得更温暖，更活泼。”我觉得这是年轻的卡夫卡在这场争夺中、在这友谊关系中的核心语句。对这一友谊，我是从书信的文献中得悉的，奇怪的是，弗兰茨没有对我着重提到过。也许当时仅限于建立友谊的尝试，没有形成真正的关系；卡夫卡后期对此的沉默（日记中也毫无记载）似乎指出了这一点。但是这一点丝毫无损于这第一个伙伴给予他的巨大的、指明方向的意义。他（波拉克——泽者）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了，先是去农村当管家，后来在罗马科坛发挥了光辉的作用。我们有时听说，他以特别亲切的态度和非常丰富的学识为我们圈子中的朋友们、去罗马的人导游，给他们介绍罗马辉煌的古迹，完全没有那种生硬的样子了。突然，他过早死亡的可怕消息给我们带来了震惊。
我同卡夫卡交往了几年，竟不知道他在写作。我自己那时已经在报纸杂志上发表了一些东西，1906年出版了我的第一本书。他初次提到他的文学活动的是，他告诉我，他以一篇小说参加了维也纳《时代》报的有奖征文。邮件的封面上写着；“窄巷中的天空”。可能这也是小说的题目，我记不清了。该邮件未引起颁奖者的注意，自此便失踪了。
后来，他有一次（在1909年）给我朗读了一部长篇小说的开头部分，小说名叫《乡村婚事》。我保留了手稿的一部分。这本书的主人公叫拉班。在这里也可以从卡夫卡和拉班这两个名字结构上的相似看出自述的意义，正如弗兰茨自己对他的小说《判决》中的主人公本得曼这个名字的分析表明的那样。在第一章中写道，拉班离开了他的工作单位，去看望住在乡下的未婚妻。第一章借着幽默昏暗不明的光，极其细腻地描写了到火车站去的一段路，一个雨点浙沥的下午，与一些不相干的熟人—一相遇。这是异乎寻常的。我既震惊又欣喜。我马上便获得了这么个印象——这里表现的不是一般的才能，而是天才。从那时起，我便开始了为卡夫卡作品的发表进行努力——这成了我的一种不可遏制的追求，我也根本不去约束这种追求，因为我觉得这是正确的、自然的。弗兰茨反对我这么做，这种抗拒有时弱些，有时强些，有时干脆拒绝。但不能说他原则上总是采取拒绝态度（上面提到的参加有奖征文一事便是证明），有时他也能感受到一点获得文学成就的快乐。有一次我看到他对“丢勒联合会”年鉴中对他的一本书的毫不理解的、贬低的评价非常愤怒。一般说来，他的忧虑和希望总是完全针对其他事情，而不是针对文学影响的，文学上的影响对他来说并不是不愉快的，然而是无关紧要的。整个出版领域不使他很感兴趣，不能激起他感情上的大波动。因此，拒绝发表作品对于他来说（他生命后期一些阶段除外）也不是什么大事情，不带有感情色彩。
我在柏林的《当代》周刊上提到了他从未发表过的作品，我将他的名字同一批著名作家的名字（布莱、曼、魏德金德、迈林克）放在起。这无疑是第一次公开提到卡夫卡（1907年2月9日）。卡夫卡就这狂欢节股的露面给我写了封充满幽默的信；因为我把一个未发表过一行文字的作家名字与非常著名的人物相提并论，奉献给公众．仿佛人人必须知道他似的，这似乎有点狂妄。一个没有意义的小小的玩笑。“好啊，我在这个冬天终于迈出了一个舞步，”弗兰茨嘲笑道。直到1908年，弗兰茨的散文作品才首次印成文字，那是在弗兰茨·布莱的杂志《徐培里翁》上（布莱为我的第一本书《给死者以死亡》的出版十分热心，以后他常来布拉格，我把他介绍给卡夫卡相互认识了），第二个发表的作品是《布雷斯齐亚的飞机》（1909年9月28日），发表于布拉格的日报《波希米亚》上，第三次于1910年3月27日发表在《波希米亚》的复活节副刊上。在《观察》（复数！）这一标题下发表了这几篇：《窗前》、《夜间》、《服装》、《乘客》、《供男骑手深思》。没有人注意到我花费了很大的精力导致这些东西的发表。（在《观察〉）一书中这些短篇分别被题为《漫不经心的观望》、《匆匆过客》、《服装》等。弗兰茨·布莱还给发表了小说《一场战斗记实》中的两段）。
1908年我青年时的朋友马克斯·鲍埃姆尔去世。
从那时起我加深了与弗兰茨的关系。我们每天见面，有时一天见两次。只要弗兰茨在布拉格（只是后来他的疾病才迫使他住在乡下，在疗养院里），这个习惯就坚持不懈。当我们俩都得到了所期望的“普通频率”的工作（这就是说，下午不上班）时，出现了一个巧合，从我们的办公室回家走的是同一条路。于是我每天下午两点在普尔沃塔旁等候弗兰茨——我把位于希伯纳街拐角处的州财政局房顶上那古老的、颇有艺术性的两只帝国之鹰都钻研透了，因为弗兰茨总是比我来得迟。他不是还有公务要处理，就是在与同事们的谈话中忘记了时间——我踱来踱去，肚子咕咕地叫，然而只要看见朋友那瘦长的身影和那多半挂在脸上的尴尬的笑容，我的怒火马上烟消云散。那微笑中显示出对迟到很久的过分的极度恐慌甚至是惊惧。
他将手放在胸口。“我是无辜的。”便是这个姿势的意思。此外，他跑步前来，以致实在没法子对他发出激烈的谴责。在穿过蔡特纳街到旧城环形道的一路上，总是有说不完的事情。走到弗兰茨的住房前，我们的话还远远没有结束。下午或晚上我们便再次相聚。
我在我的长篇小说《爱的魔力王国》中，通过里查德·戈尔塔的形象描写了留在我心里和脑海里的卡夫卡的许许多多东西。那时卡夫卡去世刚四年，我感到不能冷静地客观地写他的传记。直到现在，又过去了九年，也就是说那场灾难已过去十三年了，我才能集中心思来做这件事。那时候我还在同这位不能忘怀的朋友生活在一起，他确确实实在我身边，无时无刻不在，我清楚地知道，在这个或那个情况下他会说什么，会怎样评论我周围发生的事件，我向他询问，并能以他的名义作出回答。所以我心中产生了一种需求，以活的文学形式（而不是以搜集日期、吃力地凑起来的历史性论文形式）来表现这个无可比拟的形象，亦即以叙事文学的形式来表现；首先是将他以这种新方式展现在我自己面前。只要我沉浸在这本书、这部作品中，他便没有死，他又一次与我一起生活，又一次有效地干预我的生活（读者可以发现，这部长篇小说的整个情节都是为这一目的服务的）。正像什么事情都会受到误解一样，此事也会被误解——人们会觉得诧异，甚至会觉得该馆与对卡夫卡的敬畏不协调，却没有想到，柏拉图也与此相似地、自然广泛得多地一生都感到他的老师兼朋友苏格拉底无所不在，将他作为共同生活、共同思索的旅伴，从而对死亡亦无所畏惧，他在苏格拉底死后写下的几乎所有对话中都把苏格拉底作为对话对象。
我在此摘取这部长篇小说中关于卡夫卡向我提到的第一批书的一段（以免重复）。除了已经说过的福楼拜，还有：施蒂凡·盖奥尔格，卡夫卡在我们两个生日时各送了一本他的书，由海尔曼以绝妙的散文翻译的中国诗歌，以后那些押韵的译本和其他作家掺了水分的译本不能与之相提并论，此外还有罗伯特·瓦尔瑟。关于卡夫卡毫不强加于人地向朋友（小说中叫克里斯朵夫）推荐心爱的作家的方式、关于我们相识的头几年的整个气氛、关于马克斯·鲍埃姆尔死后我们关系的加强，我找不到比《爱的魔力王国》中的这段话更合适的语言来表达了：“戈尔塔不说服人。这不是他的性格。他也不发展什么体系，系统化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意义。他总是不断地朗读他心爱的作家的这一段或那一段文字，读得很快，全无做作的慷慨激昂，以暗暗振动的歌调大声地读出节奏和起伏，眼睛闪闪发亮完全陶醉于对人类的伟大的喜悦之中；只不过有时他轻轻地、毫无恶意地、应该说是戏游而怀疑地（“呐，呐”）歪歪嘴这是在他觉得某一句念得太不成功，不自然地夸张了的时候。念出任何艺术表达中勉强的调子，在他是罕见的。除非这种勉强作为一种使劲努力却是真实的，对于这个作家来说是必须这么写的，当然这种调子有时是作家弱点的暴露，要求读者共同感受在其他行动得到了验证的事物。简而言之，他不哗众取宠。他看问题始终很清楚，清楚性也表现在他对他人无穷的钦佩中，他从不试图驳倒克里斯朵夫；没多久，克里斯朵夫心中就为戈尔塔向他揭示的境界燃烧了，以致他觉得在有些方面要对戈尔塔的突破采取防范了。这一切发生得既愉快又严肃，这是两者间亲切的互相教导，没有一丝一毫虚荣和虚伪，两个人都有这么个感觉，此刻整个世界在他们心中不是成为纯粹的真理，便是成为毫无价值的东西。但是这种感觉并没有使他们为自己的责任骄傲或过分忧虑、抑郁。这是一种非常简单的感觉：——就在这里，我们有力量参与其中或（这可是愚蠢得毫无意义）将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