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撑危局:周恩来在1967 作者:陈扬勇-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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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六十年代，在周恩来的倡导下，有过一个著名的口号，就是全国一盘棋，全国支援上海，上海支援全国。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周恩来一直密切关注上海的局势。
1966年9月10日，还是在红卫兵串联刚刚开始时，周恩来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全体“出征战士”大会上，对即将去上海串联的红卫兵告诫说：上海是一个大城市，那里的生产关系到我国的建设，关系到我们的大小三线建设和国防工业建设。全国建设的许多东西要靠上海供应，上海还有很多的尖端科学实验，生产任务很重。你们去上海串联，不应该做的事就不要强加于他们。
但是，江青、张春桥一伙出于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蓄意要搞垮上海市委。他们派聂元梓到上海活动。聂元梓等人一到上海就公开叫嚣：“上海市委是黑帮”，“打倒上海市委”。
对此，上海有关领导给周恩来反映了这一情况。周恩来给上海市委打电话，明确表示：上海市委不是黑帮，是革命的。
1966年9月13日，周恩来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全体大会上公开表示了他的看法。他说：上海有的人问我，是不是我给上海市委打过电话，说过他们不是黑帮，是革命的？这话我确实讲过。因为今天我们没有材料证明上海市委是黑帮、不革命的。不要滥用“黑帮”这个名字，否则，容易误伤，容易扩大。不能把人民内部矛盾一下子提到敌我矛盾。
9月15日，周恩来当着江青的面再次表明了他对上海市委的看法。
这天，周恩来与江青一起接见“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部”的代表。
有代表提问：总理说过上海市委是正确的，上海市委以你的讲话为盾牌，压制革命。
周恩来回答说：我是给上海市委打过电话，说过他们不是黑帮，是革命的。革命不革命是敌我矛盾，正确不正确是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两个问题、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一定要区分开来，不能混淆不清。我已讲过多次了。
坐在一旁的江青不吭声。
1966年11月6日，以王洪文、潘国平、黄金海等为首的上海造反派头头召集会议，策划“集中目标攻上海市委”、“造上海市委的反”，并决定成立“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9日，“工总司”成立，并宣称：“我们要夺权！”上海市委根据《十六条》的精神和周恩来一再强调的关于不要成立跨行业组织的规定，决定对“工总司”持“不赞成、不支持、不参加”的态度。
“工总司”以此为借口，次日凌晨煽动、裹胁一部分人以到北京“告状”为名，冲进上海火车站，强占列车。这列火车开出后不久，被铁路局下令阻留在上海近郊的安亭站。王洪文等人率众闹事，卧轨拦车，致使沪宁铁路中断31个多小时。
安亭事件发生后，上海市委向中央作了汇报。周恩来要中央文革小组（系“中共中央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简称——编者注。下同）组长陈伯达电告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韩哲一，要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坚决顶住，不能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不能承认卧轨拦车是革命行动。同时，致电在安亭站的上海工人，指出他们这次行动“不但影响本单位的生产，而且大大影响全国的交通”。要求工人“立即回到上海去，有问题就地解决”。
随后，中央文革小组派张春桥赴上海解决此事。张春桥竟背着中央和上海市委，擅自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承认安亭事件是革命行动，并把这次事件的责任全部归咎于华东局和上海市委。
事后，中央文革小组和毛泽东同意了张春桥的处理。
张春桥的这种处理，不仅完全把上海市委置于群众的对立面，而且，把文化大革命的邪火烧进了工矿企业，与周恩来一再强调的中央精神截然相反。
张春桥这样做的目的是首先要搞乱上海，然后妄加罪名，彻底搞垮上海市委，夺取上海的党政大权。
然而，一个安亭事件还远远没有达到张春桥一伙搞乱上海的目的。因此，张春桥又亲自策划、制造了上海的也是全国的第一次大规模武斗——康平路事件。
1966年12月28日，以上海市的老工人、党团员、劳动生产模范为基础组成的，拥护上海市委、对“工总司”强烈不满的“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上海总部”
（简称“赤卫队”）一万余人到康平路上海市委机关办公地点要求上海市市长曹荻秋接见，要求上海市委承认拥有几十万人的“赤卫队”是革命群众组织。
在此之前，曹荻秋迫于压力，不得不撤销了“赤卫队”是革命群众组织的承诺。
张春桥得到“赤卫队”到康平路的消息后，诡计爬上心头。他连夜打电话给他老婆和王洪文，捏造“赤卫队”要抄张春桥的家、“炮打中央文革”的莫须有罪名，由王洪文调来十几万造反队员于12月30日凌晨对康平路的“赤卫队”发起冲击。制造了上海的第一场大武斗。
12月31日，“工总司”发布特急令，要所属各级造反队把“赤卫队”的负责人统统抓起来，把各工厂企业的“赤卫队”的负责人也抓起来。
康平路事件后，上海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秩序陷入混乱。“赤卫队”是一个有数十万工人的群众组织，其中不乏一些生产劳动模范和大量的老工人。他们不能忍受如此不公正的待遇，纷纷离开工作岗位，进京上访。上海铁路局调度所80多人中就有70几个人是“赤卫队”员。这样就造成生产无人指挥、铁路交通中断的混乱局面。据统计，从30日凌晨到31日的26小时中，上海站停开客车26列，5000多旅客滞留上海，5000多乘客被阻于途中；停开货车38列，有22列货车不能进入上海站而阻于途中，货物积压数万吨。
面对上海这种混乱的局势，周恩来积极采取措施，尽力把局面稳定下来。
然而，此时的周恩来万万没想到，一伙阴谋家在上海策划更大的动作。
1967年1月4日，张春桥、姚文元摆着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的架子回到上海，找徐景贤和“工总司”的几个造反派头头谈话，策划夺权。
同日，上海《文汇报》夺权。
次日，上海《解放日报》夺权。
张春桥1月5日在“工总司”造反派头头会议上鼓动说：“基本问题是把领导权夺过来。把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揪出来，打倒。”
1月6日，在张春桥、姚文元的导演下，上海“工总司”等造反派组织在人民广场召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打倒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揪斗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杨西光，还把全市几百名干部揪到会场陪斗。
大会发出三项通令。
《第一号通令》说：“从1967年1月6日起，上海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不再承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曹荻秋为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和上海市市长。”
《第二号通令》说：“陈丕显必须在7天内，就如何操纵指挥曹荻秋和上海市委进行反对毛主席、对抗党中央、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恶活动，……向革命造反派进行彻底坦白交代。”
《第三号通令》说：“大会认为，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必须彻底打倒。”
1月6日以后，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相继建立了“火线指挥部”、“保卫委员会”、“造反派联络站”，全面夺取了上海市党政财文的领导权。
在对待上海市委和处理上海局势的态度上，周恩来与张春桥一伙是截然相反的。
然而，在这次较量中，张春桥一伙成了“胜利者”。
1月8日，人民大会堂118室。毛泽东在此召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开会，肯定了上海的夺权活动。
散会后，周恩来步履沉重地走出118室。他在思考着新的对策。
1月16日，毛泽东召集小范围的常委扩大会，说：左派群众起来夺权，这是好的。
同日，《红旗》杂志发表王力、关锋起草的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人民日报》同日转载。文章提出：“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
文章还高度赞扬上海的夺权，号召“坚决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我们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最根本的，就是夺他们的权。只有夺了他们的权，对他们实行专政，才能把他们斗倒、斗臭、斗垮。”
文章说的“夺权”包括夺党权、政权、财权、文权。
这是“文化大革命”中第一次明白无误地号召全国全面夺权。
此后，全国范围的夺权狂潮如疯似癫，席卷而来。
周恩来据理力争对于这场全国自下而上的夺权运动，周恩来本来是不赞同的。这从前面他在对待上海问题上同张春桥一伙的分歧与较量就可以看出。
无奈，毛泽东支持夺权。
对于这场夺权运动，周恩来也是缺乏思想准备的。《红旗》杂志号召全国夺权的评论员文章事先也没给周恩来阅看。周恩来压根就不知道这件事。
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多次说过：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会出现这样的局面。搞全国自下而上的夺权，恐怕也要算是周恩来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
然而，既然夺权运动已成为难以改变的事实，而且汹涌而来，挡是挡不住的，也不可能挡住。
周恩来说：大势所趋，万马奔腾来了，你根本挡不住，要因势利导。否则，就会被冲垮。
因此，周恩来挺身而出，迎接这股汹涌而来的浪潮，并设法驾驭它。
周恩来很清楚：毛泽东支持夺权并不是像中央文革一伙所要求的那样。但中央文革一伙又利用毛泽东支持夺权来实现他们打倒一大批领导干部、夺取党和国家更多领导权的阴谋。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一方面表示支持夺权，但同时又强调：夺权，只是夺各单位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生产业务权、党委领导权不能夺。而且明确规定了有些部门不能夺权。
而中央文革一伙则主张全面夺权，夺一切领导权。
对待在夺权中的“当权派”，周恩来认为要一分为二的分析，而且绝大多数领导干部是好的，不能一概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加以打倒。即使有些干部有“错误”，要打倒一下，也应当是“烧而不焦”。
中央文革一伙却希望把老干部打倒得越多越好，而且要“烧而焦”，要置于死地。
这就是在夺权狂潮中周恩来和中央文革一伙所持态度的本质区别，也是斗争的焦点。
还在夺权狂潮初始，周恩来在毛泽东召集的常委扩大会议上就提出：我是支持左派夺权的，但夺权一定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各部的夺权不要搞得青黄不接，工作不能停顿。
周恩来这是从维系国计民生的工作角度对夺权提出了某些限制。
毛泽东表示赞同周恩来的意见。
周恩来还说，对当权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