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撑危局:周恩来在1967 作者:陈扬勇-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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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但红卫兵不听劝告，一味纠缠。周恩来生气了，他严正地告诫说：你们对陈毅说过的话，就要求那么严？这样听起来，你们是对他有偏见，专抓“小辫子”。我今天没有时间专讲陈毅问题，但我要告诉大家，陈毅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你们不能把他一时失言“走火”，都弄成“黑话”。对陈毅同志问题的认识，你们不能强加于我。你们讲他说过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我也说过不理解嘛！你们不能以任何理由冲外交部，不能揪陈毅。你们要去，我势必出面劝阻。
然而，有恃无恐的造反派不顾周恩来的警告，北京外国语学院的“武工队”竟冲进了外交部，要揪陈毅。
12月13日晚8时，周恩来把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几个红卫兵组织代表召集到中南海小礼堂，责令冲入外交部揪陈毅的“武工队”立即撤出外交部，否则，就要派卫戍部队去把他们拉出来。
红卫兵还不服，咄咄逼人地与周恩来辩论起来：我们认为，现在外事口问题的关键不在别的，而在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例如，工作组的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还有，陈毅到现在还没有作检查，仍然坚持他以前的观点。他给军事院校学生的两次讲话，保守派很欢迎。总之，外事口文化大革命的阻力来自陈毅，因此，必须彻底批判陈毅，否则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打不垮！
周恩来不想在陈毅问题上同他们纠缠，说：今天我不准备同你们谈这件事，要谈以后谈。你们不能压我。你们送来一大叠东西（指造反派送来的关于陈毅问题的材料），我还没有看。总得先让我把材料弄清楚吧……
没等周恩来说完，红卫兵就打断说：总理，你要理解我们的心情！
周恩来气愤地说：你讲，我一直在听，耐心地听嘛！但你总不能要我马上回答你的问题。……你们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你们把一切问题归结于一个人，这不是辩证地看问题。运动发展是波浪式的，不能老是如火如荼，天天出大事才痛快。
我过去对你们说过，这样大的局面，我做梦也没敢想过，也许你们想到了，算你们有伟大的预见！事物的发展常常超出我们的预计，包括各个行动，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问题是犯了错误，认识到了，就要马上承认、改正。我这是对你们讲的老实话。所以，在我理解你们情绪的同时，我们的情绪，也请你们理解。总之，我今天没想回答陈毅同志的问题，还发了这么大的脾气，对不住了！
说完，周恩来愤然退场。
1967年元旦刚过，周恩来又连续3次同军队院校和文艺单位的造反派谈话，说服他们取消将在5日召开的、指名要陈毅到场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
虽然周恩来挡住了呼啸而来的“揪陈”恶浪，但从1967年元旦过后的形势看，局势将会更加严酷。陈毅不作一个检查表态，这个关不好过。再说，老是被造反派这样纠缠着，工作也不好开展。与其这样硬挡，还不如因势利导。
周恩来多次说过，万马奔腾来了，你根本挡不住，只能因势利导，否则，就会被冲垮。
当然，周恩来找陈毅，直截了当地动员他带头作个应景式的检查，以便过关，这也还有周恩来与陈毅长期以来建立的深厚的情感私交因素在内。
周恩来在当时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和斗争方略，包括在一些特殊环境下说一些违心话，并不是所有的老干部都能理解的。明明是自己没有错，还要作检讨，这就意味着要说一些违心的话。要劝别人作检查，如果得不到别人的理解，很可能被误解为软骨头、两面派。但周恩来相信陈毅能够理解他的一片苦心。
陈毅开始一听要他在造反派面前作检查，内心也想不通。
“我没有错误，为什么要检讨！？大不了撤职罢官……”陈毅在周恩来面前总是直来直去，有一不说二。
“现在不是有没有错误的问题，而是国务院的副总理、部长们大多被缠住不能过关，难以出来开展工作，工交生产都快要瘫痪了。这样下去如何得了？！”周恩来用手把掉在桌子上的几颗饭粒捡起放到嘴里，嚼了嚼，继续说：“昨天，我同各大区负责人及省委书记谈话时也说：我们的领导干部中，有跟不上的，有思想抵触的，甚至还有对立的。要争取主动，摆脱被动。现在新的高潮开始，我们得做精神准备，过好这一关。如果省市委再这样被动下去，对工作、对个人都不利。”周恩来说这段话的意思也是要各省、市、自治区领导干部对运动不要硬抗、硬顶，要因势利导。
看到周恩来日理万机、心力交瘁的样子，陈毅不忍心眼看周恩来一人在苦撑危局，深感自己应该尽早解脱出来，协助周恩来分担部分工作，特别是外事工作。
再说，陈毅也理解周恩来这样做是为了给他一把保护伞，保护他过关。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以各种方式方法保护了大批干部，这也是其中的方式之一。
在那个时候，过了关就可以减少许多不必要的造反派的纠缠，就可以不被打倒，就可以出来工作。虽然这种“过关”需要个人受点委屈，但从整个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着眼，个人受的这点委屈又算得了什么！
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多次对老干部们说：当年打仗的时候都过来了，都可以上刀山，下火海，坐牢、下地狱都不怕，现在还有什么舍不得的？
换句话说，过去革命战争年代，为了革命可以牺牲生命。现在为了工作，个人受点委屈有什么要紧？！
因此，陈毅最后答应了周恩来的要求，准备在国务院带头作检查。
周恩来还叮嘱陈毅：检查不必写得太长，写好后先送给我看一看。
违心的检查真难写，对于陈老总来说，为此死掉的脑细胞绝不亚于过去指挥淮海战役。检查稿总共3000来字，经周恩来再三修改后定稿。
1月24日，由周恩来亲自主持和精心安排，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外事口各群众组织参加的万人大会。参加会议的还有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陈伯达、江青也不情愿地来了。
会上，陈毅照着经周恩来再三推敲定稿的检查稿，向群众作公开检讨，大意是：文化大革命运动一开始，我对这场运动是很不理解的。当时群众运动来势迅猛，没有思想准备，担心群众运动过猛会打乱正常工作秩序，影响外事工作，所以，对派工作组和规定一些条条框框的做法觉得合乎自己的口味，于是，运动一开始就向外事系统各单位派出了15个工作组，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后来，部分群众要求批判工作组的错误，我又过多地强调保护干部，原谅工作组的错误；强调群众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要避免冲突，在少数派和多数派之间搞调和。在各单位的几次讲话，主观愿望是出于好意，想把运动搞好，但这些讲话给群众运动泼了冷水，“起了阻碍作用”。今后，要广泛征求意见，诚恳接受监督，决心在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中经风雨，见世面。
陈毅作完检查后，周恩来又特意讲了一段很长的话，肯定了陈毅的检查。
周恩来说：陈毅同志的检查我认为是好的。陈毅同志的检讨是经过了一个痛苦的认识过程。这样一个老同志，奋斗了40多年，战斗了40多年，为党做过许多工作，当然也犯了不少错误，但现在晚年还在努力工作，努力改造，努力紧跟主席。
这样的同志我们应该帮助他，尤其是我们外事系统方面要帮助他，因为他在你们中间工作。我希望大家以同志的态度、兄弟的态度，以阶级兄弟的态度来帮助他。我相信群众的帮助、大家的帮助比我一个人提醒甚至警告要好得多。现在，陈毅同志已经作了检讨，今后外事口的工作由陈老总出面，减少我在这方面的工作，我就可以把力量转移到别的口子上去，你们大家看好不好呀！
群众鼓掌表示欢迎。
但江青却拉长着脸，很不高兴。
周恩来注意到了。他强调说：外交、外事口的一切重大方针、政策、路线，确实都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制定的。毛主席关心国内外大事，国际上发生的重大事情，都逃不过毛主席的眼睛，有时候我们没有看到的东西，毛主席看到了，提醒我们。极其重要的事情，我忙不过来，主席提醒我们。所以说，外交上的重大方针、政策都是毛主席亲自过问的。
周恩来之所以当着江青、陈伯达的面说这番话，是因为他们曾歪曲、攻击建国17年来的外交路线，否定17年的外交成绩，以此来把矛头引向陈毅，最终指向周恩来。
尽管江青不高兴，但她和陈伯达是代表中央文革来的，周恩来讲完后还是请他们两个给大家讲几句，实际上是要他们中央文革表个态。
陈伯达草草地应付了几句，他那本来就难听懂的福建腔此时更加含混难听，大家只听到他喉咙里发出了声音，但听不清他说了些什么。
江青是避而不讲，顾左右而言他，说：“我来指挥，大家唱《国际歌》吧！”
尽管有江青、陈伯达的刁难，但在周恩来的保护下，陈毅毕竟还是顺利地通过万人大会检查，过了关，成为国务院系统第一位被“解放”的副总理。
陈老总“压不住火” 陈老总“过关”后，按国务院分工，除主管外交工作，抓外事口运动外，还分管西北几省区的运动。
然而，陈老总毕竟是陈老总。
尽管深知陈毅秉性的周恩来劝他少说点话，言多必失，陈老总也认真地接受了周恩来的建议，但是，面对种种错误行径，陈老总有时还是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
加之在2月初，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对陈伯达、江青等人的一些做法有所批评，陈老总更是想对准倒行逆施的阴谋家们痛快地放上几“炮”。
2月9日，陈毅接见外交部和驻外使领馆的造反派，给他们讲政策，劝阻他们的一些过火行为。谈着谈着，陈老总就压不住火了：“去年7、8月份，我讲了许多话，被说成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今天讲话可能被说成新反扑，我不怕，还是要讲。我知道，只要我讲话，就会有人说陈毅又跳出来了。对！全国大乱，快要亡党亡国了，此时不跳出来讲话，更待何时？批判和斗争，要分清敌我。搞路线斗争我愿意参加，但动不动就下跪，搞喷气式，发泄私愤，发泄感情，这样的斗争方式我不同意。……我在这里大胆地对你们说，这样的斗争方法要犯方向、路线错误的。”
“在中央会议上我也讲过这样的话。斗争搞左了，伤了很多人，你们怎么能掌好权？对同志，不能动不动就说他是反革命，有证据是反革命，可以报公安部门逮捕法办嘛！”
……
两天之后，陈毅去首都机场欢迎由外交、计划部长比拉尼·马马杜·瓦尼率领的毛里塔尼亚政府代表团。外交部的造反派头头也去了。
在机场休息室等候时，造反派头头向陈毅提出，在新闻报道中，造反派头头的名字也要见报。
陈毅一听，联想到最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