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谱-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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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比刀子剜心还疼！”
运涛到了这刻上，他什么也不怕了。他更加愤怒，瞪出眼珠子大喊：“打倒刮民党！”
“中国共产党万岁！”
运涛喊着，嘴上的血流到下巴上，滴满了衣襟。这时，看的人越聚越多，齐声说：“真好样儿的！”暗里惋惜：“象个共产党员！”
士兵们抓住运涛，要把他拉回去。拉到门口，他不理睬劈劈啪啪落在头上的鞭子，瞪出血红的眼睛大声喊叫：“江涛！忠大伯！回去告诉我爹，告诉明大伯，告诉妈妈和春兰。叫春兰等着我，我一定要回去，回到锁井镇上去，报这不共戴天之仇！”
朱老忠直着眼睛看着运涛，拽起江涛，斤斗骨碌跑出来，一直跑出大门口，还气喘嘘嘘的。江涛看见了哥哥愤怒的样子，攥紧拳头，气昂昂地走回来。回到小店里，蹲在炕上，低下头，用袖子捂上脸，不忍看见反革命们对哥哥凶横的摧残，他们要把运涛囚禁在黑暗里度过一生！
店掌柜的见他们一天没吃饭，走进来招呼，说：“怎么还不吃饭？这街上嚷动了，说大监狱里囚着一个硬骨头的共产党员，好硬气的人物！”又同情地嘟嘟哝哝说：“他们这‘革命’呀，可不如这好汉子刚强，他们欺软怕硬！”
朱老忠听话中有因，凑过去问：“店掌柜！怎么说他们是欺软怕硬？”
“我给你们说说吧！”店掌柜打火抽烟，和忠大伯坐在一起。说：“今年夏天北伐军打到济南城，日本兵关紧城门，把住城墙，不许他们进来——这地方早就住着许多日本兵——眼看就要跟他们开火。北伐军派外交官进城跟日本人交涉，你猜怎么样？按窝儿叫人家捆起来了。”
忠大伯缩了一下脖子问：“干什么，要开火？”
店掌柜绷起脸，摇晃着手，气呼呼地说：“咳！把那个外交官割了舌头，剜了眼了！”
忠大伯说：“八成，这仗得打起来！”
店掌柜囚了一下脖子，笑咧咧地说：“不，他们不行，他们软。这北伐军绕了个弯儿转过去了！”
朱老忠有点不相信，用怀疑的眼光看着江涛，江涛也说：“革命军打到武汉的时候，那时候他们还和共产党合作哩，共产党发动工农群众，向帝国主义游行示威，强硬收回外国租界。后来，他们骇怕了，镇压了工农群众，屠杀了共产党。这样以来，北伐军里就缺乏了革命性，打到济南城的时候，他们的外交官就被日本鬼子割舌头剜眼睛了！”
说到这里，店掌柜拍了拍江涛的肩膀说：“好小伙子！你是个明白人，将来一定能行。”说着，缩起脖子，嗤嗤地笑着走出去了。
朱老忠这时觉得心慌意乱，亲子情分，还是不忍回去。他又坐下来打火抽烟，想：“运涛这孩子……他要长期过着监狱生活了……”想着，目不转睛看着江涛。长圆的脸，大眼睛，和哥哥一样浓厚的眉毛，又黑又长的睫毛打着忽闪。叹口气说：“咳！多好的孩子，偏生在咱这人家。”
朱老忠自从接到运涛的信，总是替严志和父子着急，心上架着一团火。到这里，看运涛没有死的危险，心里才踏实下来。现在，全身的骨架再也撑持不住了，躺在炕上晕晕地睡着，做起梦来……梦里，他正躺在打麦场上睡觉。运涛笑模悠悠地，远远地跑来看他了。
说：“忠大伯！院里下雨哩，屋里睡去。”说着，黑疙瘩云头上掉下铜钱大的雨点子，打得杨树的叶子啪啦乱响。
江涛看太阳下去，天空开始漫散着夜色，城郊有汽笛在吼鸣。他想到祖父和父亲的一生，想到朱老巩和忠大伯的一生，想到旧社会的冷酷无情。心里说：“阶级斗争，是要流血的！你要是没有斗争的决心和魄力，你就不会得到最后的胜利！”想到这里，头顶上象亮出一个天窗，另见一层天地。
忠大伯睡醒了一看，哪里有什么场院，哪里有什么杨树，还是在炕上睡着。他点着一袋烟，向江涛叙述了他的梦境，说：“运涛一定能回去，能回到咱的锁井镇上！”
江涛说：“哪里有这么巧的事，是你想运涛想的。”
江涛在济南买了几张大明湖的碑帖，又买了二斤乐陵小枣，包了个小包袱，挂在腰带上。在山东地面买了一匹小驴，叫忠大伯骑上，江涛折了根柳枝，在后头轰着走回来。路上，忠大伯还说：“按我这个梦境说，运涛这孩子一定要回来，共产党不算完！”
江涛说：“当然不算完！反革命在武汉大屠杀以后的日子，毛泽东同志带领革命的士兵、工人和农民举行了秋收起义，上了井冈山。朱德同志带领南昌起义的部队转战湖南。他们在井冈山上会师了，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建立了工农红军，建设了革命的根据地。今后要打土豪分田地，进行土地革命，叫无地少地的农民们都有田种！”
卷二
25
江涛从济南回来，秋天过了，父亲还在病着。他把运涛的事情一五一十对父亲说了。母亲割完谷，砍完玉蜀黍，正在场上碾场扬场。他又帮着砍了豆子，摘了棉花。做着活，母亲问他：“江涛！你哥哥可是怎么着哩？”他只说：“还在监狱里。”母亲天天想念着在狱里受苦的儿子。
收完了秋，江涛去找朱老忠，说：“忠大伯！家里出了这么大的变故，上不起学校了，我想退学。”朱老忠说：“莫呀，孩子！上济南剩下来的钱，你先拿去。家里，我再想法子借钱，叫你爹吃药治病。咳！赶上这个年头儿，不管怎么，也得托着掖着闯过去。”江涛说：“那只够今年的，明年又怎么办呢？”朱老忠说：“不要紧，孩子！有大伯我呢，只要有口饭吃，脱了裤子扒了袄，也得供给你在师范学堂毕了业。”
江涛回到保定，第二天洗了澡理了发，换上身浆洗过的衣裳，去看严萍。一进严知孝的小院，北屋里上了灯，老伴俩正在灯下说闲话。严知孝见江涛进来，问他：“运涛怎么样？”
江涛把小包袱放在桌子上，说：“他判了无期徒刑！”
一听得江涛的声音，严萍在她的小东屋里发了话：“江涛回来了！”东房门一响，踏看焦脆的脚步声走过来。她弯下腰，两手拄着膝头，对着江涛的脸说：“你瘦了，黑了！”又伸出指头，指着江涛的鼻子说：“是在灯影儿里的过？”
妈妈看严萍这么亲近江涛，满心眼里不高兴，撅起嘴来说：“长天野地里去跑嘛，可不黑了！”妈妈是个高身材的乡村妇人，脸上显出苍老了，高鼻准，下巴长一点。说着，走到桌旁，解开包袱看了看说：“看江涛带来什么好东西，嘿！
通红的枣儿！“
严萍拈起一枚小枣，掏出手绢擦了擦，放在嘴里，咂着嘴儿说：“可甜哩，没有核儿。”她抓起几个枣，放在父亲手心里。又用手绢包起一些，藏下自己吃。
严知孝取出眼镜盒，戴上眼镜看碑帖，说：“小枣，别有风趣。大明湖的碑帖嘛，看来没有什么可贵之处。”江涛说：“枣儿是全国有名的。碑帖，也许是没买着好的。”
严知孝摘下眼镜，捏起一枚小枣放进嘴里。说：“你没见过张秘书长？不能维持一下？”
江涛说：“他说案子属省党部直接处理，探望一下可以，别的，他们无权过问。已经定了‘无期徒刑’。”
严知孝说：“咳！活跳跳的个人儿，一辈子完了！”
严萍斜起眼睛看着父亲，说：“哦，那将来还有出来的一天。”
严知孝冷淡地说：“什么时候出来？”说到这里，他又停了一下。
严萍说：“将来红军势力大了，统一全国的时候。”
江涛对着严萍摇了摇头，不再说什么。严知孝抬起手拢了一下长头发，说：“这话，也难说了。”他背叉起手，在地上走来走去，拈着浓黑的短胡髭，又说：“昨天，还是被人捉住砍头的，他们就需要与别人合作。今天，他们把权柄抓在手里，就不需要合作了，要砍别人的头了。过了河就拆桥，看来‘权’‘势’两字，是毁人不过的！”
江涛说：“如今他们有权有势，刀柄在他们手里攥着嘛！”
严知孝说：“他们也要防备刀柄攥在别人手里的时候。一个不久以前还是被人欢迎过的，昨天就在天华市场出现了‘打倒刮民党’的传单！”
严萍说：“他们成了反动派嘛！”
江涛说：“他背叛了群众……”
严知孝说：“咳！如今的世界呀！横征暴敛，苛捐杂税，你征我伐，到什么时候是个完？过来过去总是糟践老百姓！”
严萍说：“我看谁想当权，就把最大的官儿给他们坐，不就完了？”
严知孝绷起脸说：“没有那么简单，他们都想坐最大的官，有没有那么多的大官给他们坐？”一句话说得一家人都笑了。
严萍坐在父亲的帆布躺椅上，转着眼珠想：“可就是，我就没有想到。”
“我看龙多不治水，鸡多不下蛋……国家民族还是强不了！”妈妈不凉不酸地说着，走了出去。不过是插科打诨，取个笑儿罢了。
严知孝说：“不管怎么的吧，咱是落伍了。政治舞台上的事情，咱算是门外汉。干脆，闭门不问天下事，心里倒也干净。”
严知孝又问了家乡的年景呀，庄稼呀，一些老家的事情，又问老家的人们。他不常回家，每次从老家来了人，他总是关心地问长问短，而且问得很详细。妈妈又煮了枣儿来，说是搁了糖的。吃了糖枣，严萍叫江涛到她的小屋子里去。江涛一进门，转着身子看了看，见屋里没有什么新的变动，心上才安下来。坐在椅子上，转着黑眼瞳呆着。
严萍看他老是不说话，问：“怎么，又在想什么心事？净好一个人静默，也不闷的慌？”
江涛说：“静默就是休息。”
严萍说：“你还不如说，静默就是思想。”
江涛说：“能够静默下来，当然是好。一个人坦坦然然地想个什么事情，有多么好？不过有时，有一种逆流冲动着你，不让你静默下来。”
严萍说：“我就不行，一个人孤孤单单的，多么愁闷。什么力量不让你静默？”
江涛说：“革命！”
严萍说：“又想起革命来。想到什么问题？”
江涛说：“祖辈几代：祖父的，父亲的，哥哥的，我的……没有一个暴风雨般的革命运动，不能改变这受压迫的道路。”
严萍说：“你说得不错！”
江涛再也不说什么，定住黑眼珠静默起来。
严萍拿眼睛呼唤他几次，拿下巴点了他几次，他都没有知觉。她把两个巴掌伸到他的耳朵上一拍，说：“嗨！你发什么呆？”
江涛笑模悠悠地说：“想起运涛，一个人坐狱，几家子人担心！”
严萍说：“几家人？你家、我家……”
江涛说：“还有忠大伯家、春兰姑娘家……”
严萍不等江涛说完，问：“春兰是谁？”
江涛说：“春兰是运涛相好的人儿，她聪明活泼又进步。打算等运涛回来跟她结婚呢，这样一来……”说着话，他又沉默下来。
严萍听说运涛要长期住狱，那个钟情的姑娘还在等着他，对春兰发生了很大的同情心，屏住气凝住神，睁着眼睛听着。可是江涛睁着大圆圆的眼睛，不再说下去。严萍等急了，说：“你可说呀！”
江涛把运涛和春兰的交情叙述一遍，又说：“春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