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贝日记-第6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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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打着这个幌子，干着各种各样残暴的事情。为了一点点无关紧要的小事就滥杀无辜，无缘无故处死人，这类事件每天不知要发生多少起。对收容所的搜查完全是随意进行的。平民百姓中根本没有人开枪射击，但是在几天中估计有5000人未经临时军事法庭审判就被枪毙，这个估计只会少不会多，大部分人在江边被处决，这样连埋葬尸体的辛劳都可以免去了。即使在今天，在强迫每个居民进行登记的时候，这种把人筛选出来予以处死的无谓的杀戮行为仍然在继续进行，只不过人数比以前有所减少罢了。如果说在开始的时候毫无意义地屠杀大批已经放下武器或者已经受伤的士兵、市政管理部门人员、水电厂的工人以及和平的居民和农民是为了显示对南京城的军事占领的话，那么在这之后再大肆屠杀成千上万的人就是不可饶恕和不可开脱的了。在12月14日到12月26日期间，交通部不远的街道旁躺着约30具苦力和士兵的尸体，他们是被捆绑起来枪杀的。距山西路不远的一个池塘里泡着约50具尸体，在一座寺庙里我看见了约20具尸体，在江苏路的尽头，至今仍有约20具尸体暴露于街头。以上所说的一切还不包括那些在山里被枪毙后草草掩埋的那些人。今天，日本人还想让我们相信，许多被抓走的人都被关押在八卦洲岛上或者被运到了其他什么地方，其实显然根本不存在战俘。
16日开车去下关，经过海军部时，汽车简直就是碾着尸体开过去的，这里也有一批人被捆绑着双手遭到了枪杀。城市的清理工作一直持续到了12月29日。在这之前，人们不得不天天从这些尸体旁边经过。我甚至连做梦都会梦见这些尸体。前面已经提到过，我们的房子前面就有3具尸体和一匹死马。日本人严格禁止殓尸。那匹死马一直到了1月9日我才找人埋掉。
日本军队暴行的另一个悲惨的篇章是虐待和强奸成千上万的姑娘和妇女。毫无疑问，这种暴行在各个军队都会发生，远东地区的军队尤其如此，但是虐待、致人残废以及肆无忌惮的、甚至连幼小的孩子都不放过的施暴则是毫无意义的。指导日本军队犯下这种种罪行的就是日本古老的武士道精神。
12月28日我第一次开车去栖霞山，一路上所见让我感到震惊。当时是严格禁止我们出城的，但是我急需粮食，因此我还是开车去了那里，我一路畅通没有遇到困难。我原先以为，日军的报复行为只发生在南京，因为它是抗日运动的首都和中心，但是现在我才发现，日军在这里的所作所为即便不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也是丝毫不亚于城里的。
中国军队在撤退的时候，已经烧掉了农民的房子和村庄，桌椅和农具等物品则被扔进村子的池塘里使之得到挽救。日本军队则在更大范围内将纵火行为延续了下去。他们不问青红皂白地枪杀庄稼地里的男女老幼，为此打出的口号是：“搜捕可恶的中国士兵。”许多水牛、骡马被打死在农田里或马路旁，任凭狗和乌鸦啃噬。农民们白天带着财物逃进山里，家里只留下老头老太，然而就连这些人的性命也受到了威胁。在一个小时的车程中，我连一个人都没有看见，就连较大一些的村庄也是空无一人。房子被烧光了，人被打死了，活着的人一见到汽车立即就逃得无影无踪。千佛山脚下形成了一座难民营，逃到里面的约有1万多人，全都是附近地区的农民。然而日本士兵在这里也没有丝毫收敛。他们任意拉出年轻小伙子枪毙，任意强奸少女。喝醉酒的士兵见到哪个人不顺眼就用刺刀捅死或捅伤，以此取乐，而这一地区恰恰又没有任何医治救护条件。寺庙里的佛像或被抢走或被破坏，就连和尚他们也不放过，也要加以虐待。水泥厂因为有两个外国人，一个是德国人京特博士，还有一个是丹麦人，所以日军的恐怖行径有所收敛。约有4000名难民带着所能带走的家产逃到那里安身。
根据中方报道，日本人从上海到南京，到芜湖，一路上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对农村地区进行了大肆破坏和蹂躏。农民没有了农具，没有了种植水稻不可缺少的水牛，没有了每日农田劳作必不可少的安全感。这一切都没有了，农民怎么才能进行农田耕种，这是很难想象的。尤其是安全感，到目前都没有保障。如果情况没有根本性好转的话，那么很有可能会爆发饥荒。这种情形很容易让人联想到30年战争（译注：1618年一1648年在欧洲爆发的一场战争，战争造成的后果是饥荒和瘟疫），当时的情况不仅在当今的20世纪发生了，而且是发生在亚洲民族之间，这简直让人无法想象。
1月1日，公开宣告成立南京临时自治机构。在音乐的伴奏下，在夸夸其谈的致辞的吹捧声中，昔日的五色旗在饱经世事历经沧桑的古老的鼓楼上升起。这个自治委员会几经周折才成立起来，但是今天它仍然是一个不能自主行动的摆设，中国人对它几乎没有什么信任感，日本人虽然答应提供各方面的支持，但实际上却拒绝给予支持。仅有的几个有修养的中国人态度不积极。红卍字会也只是为了使合作有一个起码的基础才表示愿意合作。由于日本军事当局反复无常无端猜疑，因此合作的成绩可以说是零。
就在五色旗升起的同时，俄国大使馆着火了。根据日本人的解释，这只是一个偶发事件，是一次事故。
因为城门关闭，所以从12月9日起南京城的自来水供应停止了。电厂的生产则一直坚持到了12月12日的深夜。尽管发电厂的两台机组没有受到任何损坏，但是日本人还是花费了很大的功夫才在1月2日使电厂临时恢复发电，水厂恢复供水是在1月3日。水电的正常供应到1月7日才真正恢复。由于局势普遍不安宁，再加上有43名电厂工人就因为是国营工厂的职工而遭枪杀，所以工人们都不敢报名，招募工人十分困难。
地下水源受到了严重的污染，好在水的供应对日本军队也是至关重要的，所以他们全力以赴，尽快恢复自来水正常供应。
电话线路网受到彻底破坏，短期内修复是不可能的。
城市的粮食供应形势十分严峻，预计形势不仅不会好转，反而会恶化。居民靠着他们的储备过日子，他们没有收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可能复苏经济恢复生产。在南京被占领前，我们成功地把大约8000袋大米和1000袋面粉运进安全区。我们把这批储备分成了无数份，一部分提供给粥厂，免费分发给大约5万名难民，一部分则出售给居民。在城内城外，还有大约10万袋大米和4万袋面粉，但是被日本人全部没收。我们进行了反复交涉，日方也一再答应归还，但是新的粮食储备至今没有运进安全区。看来日本人是在静等饥荒出现，迫使居民变得更加顺从，达到解散安全区的首要目的。我们至今未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
虽然还有新鲜蔬菜运进城，但这都是从农民荒弃的农田里勉强收上来的，一旦菜田收完了，也就什么都没有了，因为什么都没种。此外农村到处都不安全，农民无法耕种，或者说只能推迟耕种。从上海调运则完全取决于日本人的恩赐，虽然上海方面已经将粮食准备妥当，但是日本人至今未准予调运。
南京的居民至今不敢回到其他城区，一方面是因为绝大部分房子已经被烧毁，另一方面是因为日本人仍然在肆元忌惮地为所欲为，所以绝大部分的居民仍然滞留在安全区。在日本人的花言巧语号召下，许多难民回到了他们原来的住所，但是一部分人却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一部分人则遭到了日本士兵的野蛮折磨。整个安全区共有较大规模的难民收容所26个（译注：安全区内为25个，可能克勒格尔将双塘难民收容所也计算在内），安置的人数从数百上千到5。5万不等。在最危险的那一段时间，我们最大的一个收容所收容了约7万难民。今天，仍有5万人没有粮食，一无所有，仅靠粥厂救济过日子。怎么才能让这些人重新恢复正常生活呢？
南京城被占领前后进行了紧张激烈的战斗，这一段时间刚刚过去，南京却又在连续许多天可怕的暴行下陷入到黑暗的悲惨世界之中。要想逃脱这个世界，只有一个途径，就是日本军方恢复理智，保障居民起码的生活条件，首先要保障他们的安全和他们行动的自由。在这种情况下，原本由普通工人、小商贩、职员和农民组成的居民结构肯定会发生变化，因为很多人在掠夺抢劫下完全失去了自己的生存基础，社会各阶层将会出现新的调整，南京在今后的几个月内仍将是一座难民的城市，居民必须继续依靠救济和救援才能生存下去，直至社会阶层调整完毕。当然，调整还得有一个前提，这就是全部现存的物资没有被消耗殆尽。
在南京城受难的日子里，我和大家一起经历了多少可怕的日日夜夜，这一方面使我们认识到，中国军事领导人的素质是可悲的，中国军队完全不具有军人的气质；另一方面，我们也极为失望地看到，日本军队只是一支通过绝对服从组织起来的军队，一旦这种服从不存在了，或者说被人为地取消了，这只亚洲野兽就会抛弃所有人所具有的克制和约束，赤裸裸地登场亮相。正是这只野兽把自己标榜为反对共产主义的先锋，声嘶力竭地要为中国的变革和解放而不遗余力，而它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却助长了赤裸裸的共产主义和一切丑陋的因素。这难道不是一个极大的讽刺吗！
签名：克里斯蒂安·克勒格尔
1月21日
48小时以来，我没有再看到一所房子在燃烧。是由于恶劣天气（前些时候雨雪不断）的缘故，还是“日本老爷们改邪归正了”，我无法确定。我希望是后者。克里斯蒂安·克勒格尔不得不把他启程的时间推迟一天。他1月23日（星期日）才可以走，当然是乘火车走。此外，还给他派了一个壮实的士兵作保镖，防止他在途中从火车上跳车。虽然大家都知道他是个“幸福的新郎”，但别人永远也不知道他会不会还要逃走！我现在也想尽力搞到一张通行证，因为我想到上海去，至少能探望一下妻子。我可不能像克勒格尔那样找个要结婚这样的借口，因为日本人知道我是个幸福的丈夫、父亲和祖父；也不能像菲奇那样说牙疼，因为我很幸运，不能装出“牙疼啊、牙疼啊”喊个不停。剩下的只有一条出路——说真话：洋行“没钱”了。他们也许会立即斜着眼睛审视我这个西门子洋行的经理，但这也不会影响我的决心。我还得向克里斯蒂安·克勒格尔借500元钱，以便凑齐1月份的薪水。致上海全国基督教总会博因顿电报
18日电报上所恳求的船运许可证能得到吗？对大米绝望的询问与日俱增。请于23日（星期日）用英国炮艇运1000磅鱼肝油（大包装）和200磅包扎用药棉到大学医院。请敦促无论如何把1月10日在国际药房预订的20万单位白喉血清也一并送来。布雷迪大夫准备返回这里，正在香港等候我们为医生和护士们办理入城许可证。这事我们到现在尚未办成。您在上海能通过格伦·麦英托什为在星期日启航的炮艇办到航行许可证吗？
签名：斯迈思 1938年1月21日10时，南京
1月22日
上面这份致上海全国基督教总会会长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