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贝日记-第5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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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最后的避难场所。日本人以中国高级军事人员及其参谋部一直到最后（也就是说到撤离南京前）都驻扎在安全区为理由，拒绝给予安全区以全面的承认，所以安全区的组建工作是相当不容易的。我们真正开始受难是在轰炸以后，也就是说是在日本人占领城市以后。日本军事当局像是失去了对部队的指挥控制权，军队在进城后抢劫掠夺达数周之久，约有2万名妇女和姑娘遭到强奸，成千上万的无辜平民（这其中也有43名电厂的工人）惨遭杀害（用机枪进行大规模的屠杀已经算是人道的方式了）。他们还肆无忌惮地闯入外国侨民的房子，60处德国人的房子中，约有40处遭到不同程度的抢劫，4栋被彻底烧毁。整个城市约有三分之一被日本人纵火焚毁，时至今日，纵火事件还在继续不断地发生。城市里没有一个商家店铺未遭到日本人的打砸抢。整座城市，被枪杀的或被其他方式处死的人暴尸街头，随处可见，日本人甚至禁止我们殓尸安葬。（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在离我房子约50米远的地方，那具被捆绑在竹床上的中国士兵的尸体自12月13日以来就横在街头，距尸体仅数米远竟有一个日军岗哨。许多池塘里漂浮着被枪杀的中国人的尸体，有的里面竟多达50具。
委员会设立了粥厂和米面分发点，到目前为止我们以此还能养活涌进安全区的20万南京居民。但是现在日本人下达命令，强迫我们关闭粮食销售点，因为新成立的自治委员会想要接管救济难民的工作，而且采用这种方式可以迫使难民离开安全区，返回自己的原住处。前面已经提到过，安全区以外的城区里没被损坏的房子已经所剩无几，所以难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该投身何处，更何况仍然不时有日军士兵在街上烧杀劫掠横冲直撞，难民们见到他们就害怕。我们委员会尽力希望能和日本人以及由日本人新成立的自治政府达成谅解，起码要保证难民的粮食供应。另外，如果日本人以及新的自治政府能接管我们的工作，我们是不会有任何意见的，而且我们希望越早越好！一旦市区内恢复了秩序，当局准予我离开南京，我将前往上海。到目前为止，有关此事的所有申请都遭到了日本人的拒绝。
在此我补上我的请求，请同意我在安全区委员会解散之前留在南京，因为几个欧洲人的去留实际上决定了许多人的命运。仅仅在我的房子和院子里就有600多名赤贫阶层的难民，自12月12日夜晚以来，他们纷纷逃到我这里躲避兽性大发的日本匪兵的污辱和杀害。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住在院子的草棚里，靠每天的定量救济粮生活下去。我们委员会总共管理有25个难民收容所，约7万名难民，其中的5万人必须要靠我们的救济过日子，因为他们已经一无所有了。您可能很难想象出这里的情形。攻占南京前，日本人对南京进行了数月之久的狂轰滥炸，但是，这同占领城市后日军造成的苦难是无法相提并论的。我们自己也感到不可理解，我们怎么能安等地活到今天。请求您不要公开这封信，因为这样很有可能会给我们委员会带来灾难性后果。
致以德意志的问候
签名：约翰·拉贝约翰 H。D。拉贝南京1938年1月14日我亲爱的多拉：
很遗憾我没时间写一封详细的信。因此随信附上我今天致洋行信函的副本给你，此信包含了值得了解的关于南京的一切。此外，我们这里大家都很好，只是太疲劳。
衷心问候并吻你
你的约翰尼约翰 H。D。拉贝南京1938年1月14日致菲舍尔先生上海总领事尊敬的菲舍尔先生：
我非常感谢您1月11日的亲切来信（Po。 4。 L。 18/11121/37号），随信附上致上海西门子洋行（中国）的一封信，劳驾您予以转交。随信给您附上副本一份，您从中可以看出这里发生的情况。
顺致友好的问候
您十分忠实的
签名：约翰·拉贝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南京1938年1月14日致德国大使馆南京
受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托，我于今日送交你们5个密封包裹（1号～5号），上有文字标记：“救济基金，约翰H。D。拉贝先生和克·克勒格尔先生寄存。”请妥善存放。我们恳请你们，这些包裹只能凭约翰 H。D。拉贝先生和我本人的签名交付给拉贝先生或我本人。
包裹密封时使用的图章如下：（图章）
对你们的帮助再次表示谢意。
顺致德意志的问候
签名：克·克勒格尔 财务主管移交的包裹：
日期 签名 第1号 第2号 第3号 第4号 第5号
约翰 H。D。拉贝先生的签名如下： 约翰·拉贝
我的签名如上。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南京宁海路5号1938年1月15日致日本大使馆南京
请允许我们通告贵使馆，根据我们今天早晨收到的一份无线电电报，上海方面已为南京准备好较大数量（约600吨）的补充食品，一旦我们从贵方在这里的军事当局取得许可证，该食品即可装船运往这里。
石田少佐先生最近就一次与此有关的询问告诉我们，日本陆军已没有储备的豆子、花生、食油和新鲜蔬菜或有关代用品可以提交我们向南京市民出售。如果这里的市民在漫长的冬季只能以米为生，产生瘟疫的危险性就很大。我们已用无线电电报请求上海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并把采购补充食品的款汇来。
因此我们请求贵使馆从贵军事当局那里为我们取得许可证，以尽快将这些食品从上海装船发往这里并运入南京城。
在此，我们预先对贵使馆的努力致以衷心的谢意。
最忠诚的
签名：约翰·拉贝 主席
下面这份电报仅是草稿，没有能够发出：
（从英文译出）致国际红十字会上海国际饭店
日本人在他们的出版物中向全世界公告，被安置在外交部的中国伤兵受到他们的关怀。在这里我们要指出的是，中国医护人员以及病人的食品一直都是由我们提供的。贵会是否认为，在日本人自12月13日以来拒绝我们进入外交部这家医院后，我们应继续提供食品？
签名：约翰·马吉 南京国际红十字会主席 1938年1月15日
1月15日
从W。迈尔先生1月3日及菲舍尔先生1月11日自上海发给我的信函（这两封信我是昨天通过德国大使馆收到的，并已通过我1月14日致上海理事会的报告作了答复）中可以看出，上海人对这里的情况还毫无所知。我给妻子和菲舍尔寄去了我报告的副本。
从上海红十字会传来令人高兴的消息，600吨食品已装船待运。我们立即发函请求日本大使馆签发运入许可证。万一不签发许可证给我们，我们就通过英国海军向上海各报发一份电报，将此事公布于众。前面提到的约翰·马吉关于外交部医院里情况的那份电报也应发出，使全世界都清楚这里的情况。但最终我们还是没有发出。是否还要继续向医院送去米等食品的决定我们早已作出。我们当然还是给那里的人送去了他们需要的一切，以便在日本人不给他们足够食品的情况下不致被饿死。
为了向我们表示敬意，今晚6时在日本大使馆举办了一次便宴。
1月16日，星期日
6时，我被屋架倒塌发出的哗啦声惊醒。在我的房子附近，就在上海银行的后面，又有几所房子被纵火烧毁了。最近4个星期里，没有哪一天不发生纵火事件。与此同时，我们却一再被告知，南京的“情况已经变得好多了”。
日本大使馆的便宴气氛十分平和。我们总共13个人。除了日本大使馆的官员福井、田中、福田先生和一名来自上海的日本副领事外，我们委员会有9名代表出席：沃特林小姐、鲍尔小姐、贝茨博士、米尔斯、斯迈恩、特里默大夫、克勒格尔及我，在我们已经就席进餐后，又来了约翰·马吉，他老是跛子似的落在后面，除此以外他实在是一个可爱的伙伴。刚刚落座，克勒格尔就得到一个令人高兴的消息：他可以去上海了。我为他获准旅行感到高兴，因为他马上就要结婚；同时也为找人接替他的岗位而操心。克勒格尔是我们的财务主管，找一个顶替的人并非易事。便宴上的菜看是第一流的，有中国美味可口的牛肉、鸡蛋、粉丝火锅等食品，有欧洲式的芦笋，还有米酒和红、白两种葡萄酒。我们很久没有吃过这些好东西了，痛痛快快地享受了一番。由于我在席间致词要多加小心，为此我预先写好了下述发言稿（从英文译出）：女士们和先生们：
我代表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在此对东道主——日本大使馆的官员们的这次友好宴请，表示最衷心的感谢。我可以向你们保证，我们已很久没有用过这么美味的饭菜了。
我请求我们尊敬的东道主，原谅我在此讲一些关于我们自己的事。
由于我们委员会的绝大多数委员以前一直在这儿从事传教工作，他们一开始就把战争期间不离开自己的中国朋友视为自己基督教徒的责任。我作为一个商人，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因为我30年来一直是在这个国家。在我如此长时间地享受到这个国家及其居民的热情好客之后，我也是从开始起就认为，在他们遇到不幸时不抛弃他们是合适的。
这就是促使我们这些外国人坚持留在这里，试图帮助遭受苦难的中国人的原因。这些人是中国人中的最贫穷者，要离开这个城市又没有钱，也不知道该到哪里去。
我们不想谈论关于我们所承受的艰辛和劳累，这些你们都知道。
我们向日本人的崇高感情呼吁，向武士道精神呼吁。关于武士道精神，我们外国人听得很多，读到很多。武士们在无数的战役中为自己的国家英勇战斗，同时也对一个失去抵抗力的敌手表示出他们的宽容精神。
日本大使馆的各位先生们，你们耐心倾听了我们的请求，并且始终乐意倾听了我们的许多诉说，你们也在自己的权限之内尽力帮助了我们，我们对你们的这种帮助已给予了高度评价。在此我谨代表国际委员会向你们表达我的谢意。
我不知道美国人对我的讲话作何评价。我意识到我讲得有些违心，但从我们慈善事业的利益出发，我认为这是有利的，并且也符合耶稣的原则：“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不可否认，日本大使馆的官员们是对我们有过一些帮助的“唯一的人们”，正是这些“唯一的人们”，帮助向日本军事当局转递过我们的报告，或是说过几句好话。他们之所以未能达到我们所希望的结果，原因可能在于日本的外交官们必须听从军方，今天在日本政府中只有军方才有发言权和决定权。大使馆的官员福井、田中和福田理应可以得到一点赞扬，假如人们真想赞扬的话。在经历了太多的痛苦之后，要我去表扬什么实际上已经是很困难的了。
福田在我们回家前不久还暗示，“罗森博士”事件让日本大使馆感到不愉快。他想看到我出来充当调解人，即劝说罗森博士做出某种和解姿态——或许在他访问日本大使馆时说几句友好的话（福田丝毫没有提道歉）。我将小心翼翼地向罗森探问一下，尽管我担心一切与此有关的努力都会毫无结果。此事最终将取决于我们的大使特劳特曼博士和德国政府采取何种立场。
（从英文译出）致上海 全国基督教总会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