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贝日记-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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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丈夫走。还说要带我走！天哪，求求你了！！
11月16日
雨天，没有空中来客。但是我心情不好，南京很沉闷，跟暴风雨来临前一样。佣人们挨了骂，因为下雨的时候，他们没有把防空洞遮盖好。要是我自己不事事操心，就没有人动弹。他们都像做了催眠术，也像蛇笼里的老鼠。远洋公司也挨了骂，因为他们拆掉了房子里的一根水管，拆坏了一个洗手盆，弄丢或偷走了一个门闩。后来，我的心情渐渐地好多了！我和默勒（里贝感冒了，躺在床上）开车从哈普罗公司去太古洋行，给他和里贝预订11月20日从这里开往汉口的“武陵”（音译）号船票。所有的客舱都预订满了，结果我们只能预订散席票。不太好，可是路上说几句好话，也许他们还能在船舱里找到铺位。最重要的是，他们能离开南京了。
如同我在大使馆里听说的一样，“库特沃”不打算把妇女们先送到汉口了。人们已经估计到了几天以后局势的变化，即南京失陷。所以要妇女们11月18日带着行李上船，然后在下关附近的船上等候消息，看看中国人是否封锁去汉口的水路。如果封锁，运送德国人的轮船就不开往汉口，而开往上海。整整一天，我都下定决心在这里坚持到底。这时候却听说，溃退的中国军队在苏州大肆抢劫。这使我产生了顾虑。再说，人们认为，即使日本战舰从江面上用大炮轰击这座城市，南京也是会抗击日益逼近的日本人的。那可太可怕了！话又说回来，这么多依靠着我的中国人怎么办呢？？韩先生又预支了工资。他原来想快点儿把妻子和孩子经过济南送到青岛，他在那儿有朋友。现在他听说这条路不通了。济南前方的一座铁路桥（在泺口？）被中国人炸毁了，为的是给日本人前进制造困难。我早看到了这一步，可是没有人愿意相信我。照此下去，日本人会到达离黄河不远的地方或者黄河岸边。那时韩先生也许不得不把他的家人也送往汉口。他现在还在等一家关系亲密的朋友，让他们陪着他的家人同行。但愿他不要犹豫得太久。
从上海来了一大堆邮件，注明的日期是11月6日～10日，还有11月10日～12日的报纸。
礼和洋行的费舍尔先生坐船途经运河等河道从上海回来了。他说瓦茨尔先生这几天去欧洲出差，却把他的妻子和孩子留在这里。还真有胆大的人。不是胆大又是什么呢？
刚才我的朋友王先生和他妻子来了。他是军事通讯学校的工程师，妻子是奥地利人。他俩想上“库特沃”。我请示了大使，遭到拒绝。妻子可以上船，但丈夫，跟每个中国人一样，不允许上船。而妻子不愿意丢下她丈夫不管。我劝他们立即（尽可能当天晚上）去汉口。他俩伤心地走了。“库特沃”号只有50个卧铺，但却要用来安置112名可能上船的德国人。
11月17日
还是雨天，我们很欢迎。我们现在真的不需要炸弹了，这里已乱成了一团。整个夜间大街上熙熙攘攘，汽车一辆接一辆，卡车甚至还有坦克一起缓慢而又沉重地、隆隆地向前开。政府的大迁移开始了。听说中国国民政府的主席林森先生已经走了。我为韩先生一家担心。他们必须离开，而且要尽快。从上海来了很多迟到的信件，也有钢铁联合公司的电报，都是五六天以前的。现在关注任何一个项目都毫无意义。找不到一个人谈生意，所有的人都在收拾行装，最后连我也不例外！我自己编写的书已经包装完毕。现在轮到衣服了，然后是银器（多好听啊），剩下的几件很快装箱，然后在箱子上贴上我的地址。我从银行取了钱，因为有人劝我带现金。反正银行也要关门了。昨天晚上很晚的时候收到了德国救援委员会的通知（1937年11月16日第一号），其中第五条写道：每家只准带一个佣人上“库特沃”。我读到这一条时，决定把韩先生当作我的佣人偷偷带上去。王工程师又来了，他想向我借钱，遭到婉言谢绝。几个月前，他送他的岳母和小姨子回家时，才从我们这儿借了钱，这笔钱还没有归还。我把救援委员会的通知拿给他看，劝他以他妻子“佣人”的身份登上“库特沃”。他马上明白了这个暗示，满意地走了。这样，他既省了钱，又和他妻子一起同时得到了妥善安置。
他刚走，埃拉·高太太（高将军的妻子，德国籍）和她女儿（将军第一个妻子所生，中国籍）来了。两位女士前不久刚从北平来，以为这里一切很安全。幻想！不过两个人看起来已经了解了情况，她们表示必要（？）时要上“库特沃”，好像以为别人肯定不会拒绝她们，我看可能也不会拒绝。她们来是请我帮助她们看管这里房子的，万一日本人来了的话，我当然一口答应。可怜的拉贝还能派什么用场呢？！特劳特曼夫人像往常一样无比客气、亲切，一千次地请求原谅她的打扰，她问我们这座城市是不是真的有220伏交流电。“是的，阁下，我们有！”是什么使可怜的大使夫人感到那么烦恼，大使馆总不可能去买一台涡轮机吧。原来她担心的只是一台无线电收音机，特劳特曼博士阁下不敢给它接电源。我在这里公开泄露此事有些不大恭敬。不过，大使馆里出现了一台蓝点牌收音机，而我们的装配工人不会接电源！据说是因为他看不懂标签上的文字。这可能是骗人，这个懒虫只会接通他的（德律风根牌）收音机！
我刚从下关回来，目睹了妇女们和行李上船的情景。中山码头十分拥挤，不过一切显得从容不迫、有条不紊。王太太带着“佣人”已经到了那里，施罗德太太和她丈夫也在，还有一大群十分熟悉的人。我现在恐怕也得考虑把我的几个皮箱送上船去。佣人张（国珍）已经积极地打好了行李。韩先生准备怎样把他的家人送走，我还不清楚。通往下关的路上，行进着成百上千辆装满了行李的人力车，以及跟车的中国人，他们都想乘坐那几条即将驶往上游的轮船到安全的地方去。新征召来的士兵队伍让人触目惊心：所有的人都穿着有些破烂的平民衣服，背着行李卷儿，臂上挎着一枝生了锈的火枪。如果连这些人都得不到训练和军服的话，可见处境已经十分困难。但愿这不会带来什么恶果！我现在也听说日本人为什么最近能如此迅速推进的原因了。张学良（北方军）的大约5000名士兵在苏州拒绝执行命令。听说蒋介石亲自去了苏州，动用了一个团的精锐部队，解除了这帮反叛者的武装。这位统帅可不轻松，真佩服他的干劲！在最高统帅亲自干预以后，据说苏州的中方阵地稳住了。由于日本人的迂回攻势，“兴登堡防线”也就成了无用之物，随之而来的是封·法尔肯豪森将军制定的美好防御计划恐怕也要完蛋了。如此出乎意料的事，人们可是没有想到！
11月18日
雨天！今天连《大陆报》（南京版）也没有送来。印刷工人可能逃跑了。满载行李的人力车、手推车、小汽车和卡车还在日夜不停地开出城去，大都开往江边，因为多数人想去扬子江上游，逃往汉口或汉口以远的地方。与此同时，从北方来了许多新兵团，开进城里。人们看来要坚守这座城市。很多士兵看上去十分狼狈。整个队伍到达时，没有一个人穿鞋袜，也可能是因为正下着雨。所有的人默默走来，没有歌声，也没有说话声。一支望不到尽头、一言不发、精疲力竭的队伍。
昨天我的感觉跟妻子不久前在北平时的一样，那时让她把格蕾特尔和维利房子里的东西打包装箱。我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走过来，挑选自己要装入箱子、送上“库特沃”的东西。这时，我才发觉自己多么舍不得这些旧东西。我叫来佣人张（国珍）：“你挑一些你太大喜欢的东西吧！”他听后径直走向卧室里的写字台，取出了集邮册。我尴尬地笑起来，随后我把奥托的照片放了上去，我俩达成了默契。这个小小的插曲却使我兴奋起来。凡是放在地上、靠着皮箱的东西必须拿到楼下去。接着我们装箱，一直忙到半夜。今天上午10时，打点好了第一批6件行李，可以送到码头了。用两辆马车，每辆车费5元。办公室杂工佟（柏青）接受了运输任务。11时，汽艇应该从中山码头驶向“库特沃”。在这段时间里，继续抓紧打包装箱。下午，孔斯特一阿尔贝斯公司的西格尔先生开着一辆卡车来了，取走了另外3个皮箱和里尔茨老师的5个皮箱。因为里尔茨调到了施巴拉托，我就把他的箱子放在了我这儿。晚上7时，杂工佟（柏青）还没有回来，这时候我坐车去了下关，正好赶上汽艇到港。汽艇本来应当上午11时到。
装运行李的时候出现了可怕的混乱，每一个佣人都想先把自己主人的行李安放好。为了防止行李和佣人落入水中，我出面制止，大声喊叫“别忙”，就冲了过去，结果和一个佣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他顶撞说：“闪开！这儿你说了不算！我扛的是德国大使阁下的地毯，他第一个！”我一声大喊，封住了他的嘴。他不再吭声了。尽管如此，我还是让他搬运大使的地毯。晚上8时，堆积在栈桥上的600件行李绝大部分都顺利地送上了汽艇。20分钟后，当我们冒着倾盆大雨、摸黑儿把一些妇女和她们的孩子以及行李分别送上船以后，发现里尔茨的一个皮箱不见了，不过后来又找到了。我们全都破口大骂起来。晚上9时，我湿淋淋地、精疲力竭地回到了家。然后我们继续不停地打包装箱，一直干到午夜，直到后来箱子装得不能再装。
在“库特沃”船上还发生了一件事：王太太在行李舱里找到了我，告诉我说，她丈夫（我让他作为她的佣人偷偷上了船）在佣人中间受不了了（他可能没有交够佣金），他自己也没带吃的。总而言之，他们又想下船去，试图坐火车去汉口。请便，随便，随您的意，只当我没有想过这些事一样。拉贝，你活该，这都是那乐于助人的好心肠造成的！
11月19日
雨还在不停地下，行李还在不停地包扎。所有的箱子都装满了以后，我们又按最高价买来了蹩脚的樟木箱子。木工给箱子钉上了木板封条，这些封条几乎跟樟木箱子一样贵。一辆马车现在要价6元，而汽车又租不到。第二批行李已经装上了两辆车，又得卸下来，因为我们从电话里得到消息说，汽艇因暴风雨天气不能航行。
我想努力结算好我的往来账目，可是我忙得无法工作。韩先生收进一笔不小的款子。我把本行的绝大部分钱和我个人的2000元汇划到了汉口。所有的工作人员都领到了他们11月份的工资，好让他们在最后一批商店关闭以前能够买些食物等东西。一罐煤油的价钱从4。7元涨到了7元。一吨煤现在28元，而不再是20元。我还能储备一吨煤和4罐煤油，眼下不可能得到更多的东西了。
韩先生还是买不到去汉口的船票，始终无法把他的家人送到安全的地方去。佣人们睁着惊恐的大眼睛走来走去，因为大家以为我也要乘“库特沃”离去。我明确地告诉他们，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会留在南京。这时候，他们又高兴起来。
成立了一个国际委员会（主要由鼓楼医院的美国医生和在金陵大学任教授的传教士组成）。委员会试图建立一个难民区，即位于城内或城外的一个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