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见-第5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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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在这个所有归属都垮下来的时代。”
他说这跟留守儿童的情况是相似的,只不过极端得多,夸张得多,“中国的社会没有那样的背景情况,但中国的留守儿童将来也会成为一个失去控制的因素,除非我们能给他们带来归属感。”
这也是当下的中国人最强烈的感受。这样一个快速变化的时期,传统的家族,集体断了,新的又没有建立起来,空虚只会导致消费和破坏,只有当人们能感到创建自己世界的满足,不会与别人去比较,不会因为钱,因为外界的压力感到被抛弃,这才是真正的归属。
在通信中,我们曾谈到,“创作”这个词现在常常被当成是一种“手段”——用来吸引孩子学习更多的手段,或者一种学习之外的调节。好像生活中总有一个伟大庄严的目的,一切都为这个目的服务。这个目的是什么呢?为了服务于一种意志吧,当这个意志让你去改造世界时,你要具有改造需要的知识。而创作在卢安克不是手段,就是归属本身。因为青春期的孩子是通过行动得到感受,从感受中才慢慢反思,反思又再指导行动的,所以他说,说话是没有用的,让他们一起进人,共同完成那个“强大的人不是征服什么,而是能承受什么”的故事,感受会像淋雨一样浸透他们,在未来的人生里缓缓滋养。
纪律可以带来秩序,但却是被动的,只有一个人归属于一件事,一群人,一个社会,才会有认同和发自内心去照顾它的愿望。
采访结束后,卢安克说他已经满足。现在可以去满足妻子的愿望了。“承受新来的责任,家庭的责任,不管是什么结果。”
我说这句话里面有一种很沉重的意味。
他说:“我也不知道我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是为了什么,有什么使命,这个只能是慢慢摸索的,所以只能慢慢看有什么结果,也许过了几年我明白,为什么要这样。”
“你想检验自己?”
他好像触动了一下,说对。
我说那你害怕那些对你有期待的人会失望吗。
他说:“把希望放在别人的身上是虚拟的,所以无用。如果自己不去做,那就不会有希望。”
当时暴雨初晴,强光照透了天地,我说:“人生的变化很多,也许三年后我们会再见,再谈一次,谢谢你。”
他微笑,说:“也谢谢你。”
采访完第二天,卢安克离开板烈,去了杭州,进了妻子联系的工厂,一个星期后他辞职,因为手续问题,去往越南,等待命运中将要发生的事情,他说:“别人对我佩服的地方其实是我的无能,我无能争取利益,无能作判断,无能去策划目的,无能去要求别人,无法建立期待。也许有人以为那是超能,这个误会就造成了我现在的结果。还可以用另一种表达:人类大部分的苦都是因为期待的存在。其实,在人生中不存在任何必须的事情,只存在不必要的期待没有任何期待和面子的人生是最美好和自由的。因为这样,人才能听到自己的心。”
在我写到这里时,他仍然在越南,身处在语言不通、无法工作的边境。除了保持与他的通信,我也没有更多能做的事。
板烈那场最后的采访,是在山间高处一片梯田里的水泥储水台上,开始之前下了雨,幸好土地里有一把破旧的大遮阳伞,是前几天收麦子的农民留下来的,卢安克把它张了起来,足够我们几个、加五六个小孩子、还有一个看热闹的老农民容身。小罗站在我身边,帮我拿着本子,两手抱在胸前。雨下了好一会儿,从伞檐上穿了线,山明一会儿,暗一会儿,大家紧靠着。面向各方自看暴雨里青绿的田野,很久,有一点金光从东山破过来,乌青的云滚动奔跑,相互推移,雨就要过去了。
就是此时的感受,让我想起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一句话,在这期叫《告别卢安克》的节目结尾我说,教育,是人与人之间,也是自己与自己之间发生的事,它永不停止,“就像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触碰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只要这样的传递和唤醒不停止,我们就不会告别卢安克”。
第十八章 采访是病友间的相互探问
二〇一〇年年尾,一个案件的审理引起举国热议。陕西西安,一个叫张妙的女人在骑电动车时被汽车撞倒在地,驾车者拿随身携带的尖刀在她的胸腹部连刺六刀,导致张妙主动脉、上腔静脉破裂大出血死亡,杀人者是西安音乐学院钢琴专业大三学生药家鑫。
舆论分歧巨大。几乎每次朋友聚会都会讨论。有几位力主判死刑,也有几位认为对任何人都不应判处死刑,学法律的何帆一直没有表态。
问到我,我说:“死刑既然还没废除,就应该尊重现行法律,按现有的法条该判死刑就判死刑,不然谈不上公正。”
“父母送子自首,被告人又是独子,你们是不是要考虑一下父母的感受?”何帆说,“中国自古有‘存留养亲’的传统。比如,兄弟俩运输毒品,论情节都可判处死刑,考虑到他们的父母还健在,这时是不是得考虑留一个?当然,‘存留养亲’也不能一概而论,如果兄弟俩把别人一家几口都灭门了,还需要留一个吗?……”
大家都不认可:“你这个也太……司法弹性这么大,还怎么树立权威啊?”
我自觉还算客观,觉得舆论中说的富二代、军二代那些传言都没去考虑,也不赞成群众去冲击法院,只是就事论事。“我记得,刑法里说,如果犯罪手段特别残忍,后果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极大,就算自首,也不能考虑从轻,对吧?”
他沉吟一下:“这个……算不算特别残忍?”
这次他被别人打断了:“这还不算特别残忍?这还不算社会危害极大?”
“与蓄谋已久、精心策划的杀人相比呢?”
我按自己理解说:“故意杀人是针对特定对象的,我作为旁观者并不用恐惧。但是掩人后杀人,人人都可能成为受害者,这就是社会危害性极大。”
他笑:“这是你个人的感受。”
我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霍姆斯大法官不是说过么,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是经验,经验不就是人们的感受?”
场上无话。
又过了一会儿,话题转到什么样的人可以减免死刑,有人举了一个例子,说情杀就应该免死。
诸人争论,这位朋友请了两位女服务生进来,问她们:“如果一对情侣,男方出轨,在争吵中女方失手杀死了他,这女人应该判死刑么?”
两个姑娘互看一眼,说:“不应该。”
他说:“看,这是共识。”
两个服务员转身要走,何帆说:“等一下。”
他说:“我也讲个真实的情杀案子,一个男的极端不负责任,女朋友多次为他堕胎,女友第四次怀孕后,坚决要把孩子生下来,他不想结婚,就把女友杀死,连腹中孩子一起焚尸,你们两位觉得应该杀么?”
两个女孩几乎同声说:“当然应该杀。”
“那到底情杀该不该免死呢?”何帆说,“我只是觉得,有时候,人们对事情的感受和判断不同,跟讲故事的方式有关。正义不能一概而论,只能在个案中实现。”
二○一一年六月七日,中午电视新闻,我听到:“药家鑫被执行死刑。”
转过身看电视时,穿着横条纹T恤的药家鑫,剃着平头,狭长的脸,眼眉低挂,签完死刑执行书,低头被两位戴着头盔护具的法警押着离开。
我看到这条新闻时,死刑巳经执行完毕。
站在电视机前,心里一片空荡。
判决词里写:“该犯犯罪动机极其卑劣,手段特别残忍,情节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依法判处死刑。”
这话是我引述过的,剥夺他生命曾经是我的意志,我的主张。那为什么我会有这胸口恼人的空茫?
我打开电脑,找到一张他的图片,我从来没认真地看过这张脸,药家鑫,对我来说只是一个名字,一段二十几个字的事实。我对他只有最初知道这新闻时震惊与厌恶的情绪。
看了一会儿,给老范发了一个短信:“看到新闻了么?”她回了一个字:“唉。”
当天的笔记里我写:“为什么人声称追索公正,要求死亡,但死亡来到这一刻,你感到的不是满足,也不是为它的残酷而惊骇,而是一种空茫?它让你意识到,剥夺生命是什么意思?就是一切的发展,一切的可能,结束了。张妙死了,药家鑫死了,但如果只是死,结束了就过去了,那就是白白死了。”
一个多月后,我们去了西安。
张妙出事前数月,搬回了娘家,四壁空无一物,房间里灯泡都没有,衣物全火化了。
她没有单独的遗照,只拍过一张班级集体照和一张几个女孩的合影,她都站在最后一排,扎一个马尾,黑衣,翻一个大白衬衣的领子,妹妹说她不爱说话,照片上不像别的姑娘勾肩搭背,背微微地窝着,双手垂在两侧,带着怯和厚道。笑起来有点抱歉的样子。
“小时候身体不好,住过好几个月院。”关于女儿她父亲说得最多的是“小时候给她吃的奶粉”。
在农村,这些都是对娃的金贵。
她初中退了学,一直打工,前些年,冇个在烤肉摊帮忙的小伙子喜欢过她,叠了五百二十一个幸运星给她,后来他出事判了刑,想见她一面,她没去。但一直留着那些幸运星,用一个牙膏盒子封着,去世之后,外甥拿着玩,丢了一些,被打了一顿。
她嫁人时,电视、影碟机都是借来的,在婆家的日子过得也不容易。出事前出来打工,卖麻辣烫,想让两岁的儿子吃好穿好点。
我在院子里的时候,孩子也来了,嬉笑玩乐,我们买了玩具给他,他拿着偎到我怀里“给你,摩托”,我笑:“宝贝,不是摩托,是奥特曼。”
张妙父亲紧紧地盯着孩子,偏过头叹口气,几乎轻不可闻。
她母亲这两年身体不好,出事后有些精神恍惚了,我们采访父亲时,听到她在房间里哭喊。
我问她父亲:“要不要劝一劝?”
张妙父亲黝黑的脸。瘦得像刀刻一样,说:“不劝,这事没法劝。”脸上是日夜锤打遍的无奈。我在那个哭声里坐不住,回头对摄像说了一声“我去看看”。她坐在里屋的席子上哭喊:“妈给你做好了饭。你怎么不回来吃……”我坐她身旁,也无法说什么安慰,只能把手放在她的胳膊轻轻抚摸。
药家居住的小区是西安华山机械厂的宿舍,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修建,药家鑫的父亲药庆卫穿着白色的确良衬衫,里面套着一个白背心,站在楼下等着我们。他说一家人在这儿住了将近二十年。
楼房没有电梯,我们走上去,房间是水磨地,坐下去是硬的转角沙发,厕所里马桶拉的绳子是坏的,用勺子盛水冲。
药家鑫的房间桌上,放着他十三四岁的照片,家里没有近几年的照片,照片前面放着一副眼镜,他在庭审的时候戴过,眼镜边上放着两张滨崎步的专辑。
药庆卫说:“四十九天了……电脑没停过,就放在那儿,一直放着他爱听的歌,他说:‘爸,你给我放那些歌,我听一下就能回去。’”
药家鑫的床上换上了凉席,挂了蚊帐,他妈说:“夏天来了。我害怕蚊子咬着他。”她天天躺在儿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