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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

看见-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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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向她站在最前头的中年男子说:“你们凭什么打这个官司影响我们生活?我们愿意交这个钱,交得起,这是民意。”
  雷说:“这是一个集体,大多数人作出来的决定,少数人是要保留一点来服从的。这是一个公理。当时票箱表达的意见就是只有十票反对。九百多户投票,八百多户赞成,这不代表民意吗?”
  中年男子说他们当时没有投票,因为想让业主大会达不到半数而无效,人数最终过半后业委会官司打赢了,这些没投过票的人在马路上喊“打倒业委会”,业委会的杜平说:“真正的民主是在票箱里表达你的意见,而不是站在马路上。”
  但是,马路上的声音太大了。在我们的镜头里,反对业委会的人打支持者的耳光,有人下跪,有人游行,有人拉标语……
  这是我第一次亲眼见到这样的场面,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这事儿会怎么收场,不知道理性会不会在拳头面前落败。
  后来我发现,最终起作用的,是那些住在小区里,没有投过票,也没有反对过投票,原本与这两方都毫无瓜葛的人。
  他们被马路上的声音吵醒,渐渐加入议论,在家门口挂上支持其中一方的旗帜,聚在一起开会,建立小区论坛,在公告栏里,贴出自己的意见……而这些人,是以前并不关心公共事务,不想为两块钱的物业费花私人时间的人。
  我们采访了其中之一,他说:“以前不太感兴趣,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但这次一方面是觉得这么多人围攻一个人,感受比较深,也比较惭愧。我觉得不能再做沉默者,不去搭顺风车,大家都站出来表示自己的意见,用选票来决定我们的未来。”二〇〇六年的十月二十八号,美丽园进行了第五次业主代表大会的选举,一千三百七十八户,一千零九十四户投票,拄项决议的结果都是六百多对四百多票,最终决定业委会留任,用招投标程序选择新的物业公司,不再续聘原物业。这样的一个结果在很多人看来,徒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它唤醒的东西,带来了马路上最终的安宁。
  二〇〇八年,我在美国,正是他们总统大选前夜。华盛顿博物馆的黑人老保安知道我是记者时,突然说:“等一下。”他飞跑着拿了张报纸给我看:“看,黑人新郎被白人警察枪杀,我们要去游行。”
  “你们要求什么?”
  “建立黑人自己的国家。”
  我目瞪口呆:“不会吧?”他看我不信,说“你等等”,大街上随手叫了三组人,一个年轻的家庭,两个挂着耳机线的女孩,一对老年夫妻,都是黑人,“你们说,你们是不是想建立属于黑人的国家?”
  “当然。”六个人连迟疑都没有,“你可以到我们的街区去看一看,美国仍然是白人的国家,不是我们的。”
  “你们不是有奥巴马吗?”
  “他的脑子是白的。”老黑人说。
  那个带着孩子的年轻男人说着说着居然哭了,他说他的街区警察的对讲机里,黑人的代码,是“non human being”。
  在这之前,我以为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民权运动和《民权法》已经顺利地把种族问题基本解决了,奥巴马一旦上台更是黑人的狂欢……这都是我的想象和从书中看来的概念。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劳永逸的答案,也没有完美的世界图式。认为一个人、一个概念、一次诉讼就可以彻底解决现实问题,如果不是无知,就是智力上的懒惰。但这个不完美的世界上,还是有一个共有的规则存在。
  我问这个老黑人:“你们会选择暴力吗?”他说不会。“暴力解决不了问题,只有智慧能。”
  “愤怒不也是一种力量吗?”
  “是,但是一种危险的力量。”
  “那为什么不选择这种力量?”
  “我们还有更好的方式。”他说,“我们有法律。”
  我们也有。
  采访郝劲松时,我问过他:“你以谁的名义在诉讼?”
  “公民。”
  “公民和普通百姓的概念区别是什么?”
  “能独立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却不傲慢,对政治表示服从,却不卑躬屈膝。能积极地参与国家的政策,看到弱者知道同情,看到邪恶知道愤怒,我认为他才算是一个真正的公民。”
  我问他最后一个问题:“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这个当时三十四岁的年轻人说:“我想要宪法赋予我的那个世界。”
  第九章 许多事情,是有人相信,才会存在
  二〇〇六年二月底,我接到通知,迷迷糊糊去别的部门开会。
  被惊着了,因为在“新闻联播”里要开一个有我名字的专栏,叫“柴静两会观察”。
  在场有个叫汪汪的姑娘,倔下巴,一丛黑发又硬又直,大眼睛毒得很,在日记里记下一小段当时的情况,“柴静比想象中瘦小,像个初二女生。有人在大声嚷嚷,很吃惊的样子:‘这么多人,就为她一人忙活?’她好像完全没有听见。‘新闻联播’和央视一套两会期间同时包装一名记者,这是前所未有的。但是做惯了精雕细刻的深度报道的柴静,知道她要面对的是什么吗?”
  我不记得这些对话,可能听见了也没心思想,我发愁的是根本不知道怎么做两会。
  我想按新闻专题的方式做,可两会不是“新闻调查”,没条件做深度专题,这次涉及四个部门合作,三十多位记者同时参与采访,每个人都有自己跟了多年的地方代表团,各有各的采访对象和采访主题,节目很短,一人一句话就过去了,我的存在大概也就是包装一下节目。
  我找来老范和老郝,想弄个演播室加些评论内容,但跨部门做事,新部门没有演播室系统,找人都不知道该找谁,所有的布景、片子、灯光……全超越常规来做。
  汪汪的任务是协助我们,她日记里写道:“柴和她的伙伴不停地提出要求,设想着更完美的结果,申述着对节目的追求。而我和我的伙伴瞪着熬得通红的双眼,不停逼着自己想办法,求制作部门搬桌子,求电信部门拆机器……我心说:‘哪怕你把我们部的办公室给拆了,也比到处求人好办。’”
  老范、老郝是我拉来纯帮忙的,我对她们急,又怕她们跟人急,更怕别人对她们急,腹背夹击,心里像过了火一样,干燥焦黄。
  好在汪汪人活脸熟,一件件都差不多解决了。临时演播室就建在新闻直播间的过道里,台领导审片时经过,路过电线,每人都得局促地停住,小小跳一下。汪汪记录道:“柴静不停地说:‘怎么能这样干呢?’有人叹了一声:‘贫贱夫妻百事哀。’完工后,柴静很克制,很客气,说:‘我们能自己干的自己干,尽量不麻烦别人。’”
  我一点都不记得说过这样的话,也不知道会给别人带来这样的感受。那时候满心里只有自己要做的事。
  但这么做,根本做不下去。
  汪汪日记里写:“面对柴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我不得不一直吿诉她:做不到。”
  “十分钟的节目想一以贯之。”——“做不到。必须满足两会期间各路代表委员发言露脸的需求,要保证他们的时间。”
  “想做出深度。”——“做不到。三十多路记者分头采访,面是摊得开,深度是不可预知的。”
  “想事先设计。”——“做不到。做后期节目的人无法安排柴静的日程表。”
  “只要我有空我就可以采访。”——“做不到。采访线索、采访对象、采访路线、采访设计要靠多个部门共同组成的前期记者团安排。”
  她继续写着:“柴静忍耐着,没有流露出不满。她脸上扑着粉,不,说挂着霜更像一些。她仍然表现出很有涵养的样子,但是,当一个人表现得很有涵养,其实是传递着不以为然的意思。”
  瞧我当年这后娘脸,这让人为难都不自知的劲儿,不知道她是怎么忍过来的。
  两天后,我在台东门跟老范、老郝告别:“你们都回去吧,再也别来了。”她俩想说什么,我止住了:“你们要在,我更不好过,走吧。”加上当天有点夕阳。战场上掩护战友先撤似的。
  日后汪汪说:“你会有那样的心情,我可能比你自己都先知道。你坚持到生硬的地步,不肯让自己软弱下来,对人好又不知道怎么表现,有的样子实在是有点可笑呢。”
  我横下心,不折腾,一切按惯例来,这样最简单,因为我连采访都不会了。按“新闻调查”的习惯,每采访一个人,坐下来问个二三十分钟还问不完。可人家是晚上的新闻节目,只要三十秒的同期,一句话。我这儿问半天,节目根本来不及。
  后来编导也没办法,写了张纸让采访对象念。我握着话筒,站在那儿举着。
  拍完了,同事安慰我:“先打一枪,然后再在那个洞上画一个靶子,效果是一样的。”
  我拖着话筒线,蹭着地,踢里踏拉往回走。
  常青是我的现场摄像,穿件户外装,手里攥俩核桃,到哪儿都揉着。他不太爱说话,尤其跟女同志,工作拍完完。在街上等车的时候,他大概看出我的沮丧,忽然开口说:“要不送你俩核桃吧,时间长了,磨圆了就好了。”
  汪汪在日记里写:“今天傍晚柴静完成采访回来,看见我第一句话问:‘你看我是不是成熟多了?’”
  “我愣了一下:‘怎么了?’”
  “她不肯说。不说就不说吧。这几天,柴静的脸色活泛多了。虽然有时会悄悄地叹气。但不管什么情况,跟人说话总是神色和悦,有时还会反过来安慰别人。”
  她写:“但我宁可听别人发火,也不愿意听她叹气。”
  我出溜了,放弃采访,演播室也不弄了,随同事自己采,我找个人民大会堂的中心位置,对着彩旗昂首阔步录完一个串场,卸妆回家。
  回到家,我父母来北京陪我们姐妹一阵子,我跟我爸去给他的电动自行车上牌照,但当时在北京挂牌,发票除外,还要暂住证。我本以为办暂住证带上个照片和身份证就可以了。去了才知道,还需要房主的户口本。可房东住在丰台,去一趟太远。
  我爸说:“算了。”
  我妈说:“还是去吧,听说零八年外地人没有暂住证就得被遣送回去。”
  老头有点倔:“那我不出门了。”
  再劝。
  他起身去卧室了:“我回山西去。”
  妈在择韭菜,半天不作声,忽然说了一句:“其实最怕的是生病,生病以后医保在家里,还得回去住院。”
  我爸老说要回山西,还有一个原因,他不说,但我知道,他总觉得应该再去挣挣钱。
  在北京工作的外地人都知道,如果不违法违规,要让父母在北京住,住在老人生活方便点的城区,有一套小点的房子,得多少年。这是身为人子的责任,但父母总觉得孩子的负担太重,心里不安。
  在家闷着。台里给我开了一个两会的博客,我看看留言。一个出生在贫闲家庭的人,母亲有精神病,不能干活,父亲把他带大,九五年,他高中毕业,放弃上大学,打工赚钱,在城市基本安了家,把父亲也接来。日子还没过上多久,父亲就得了重型肝炎,可以换肝,医生说手术的成功率是八成,就算他借到二十万元的手术费,就算手术成功,以后的几年中,每个月还得准备八千元护肝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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