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第5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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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冰莹一到上海,便发生了“…·二八”淞沪战争。她参加了著作者抗敌协会,白天参加医院组织的救护队工作,晚上写稿,编辑周刊《妇女之光》。她还动员了三百多个妇女参加抗战工作。这时期,她认识了女作家白薇、诗人柳亚子和林庚白。刊物被法国帝国主义强行停刊后,她满怀失望飘流到福建,在厦门中学和天真纯洁的青少年在一起,她说:“教书的确是一件最快乐的事,……喜欢帮助他们研究文艺的工作”,上课时他们是师生,下了课便是好朋友。
谢冰莹像一个喜欢播种的园丁,帮助学生为《厦门日报》编辑文艺周刊《曙光》,还和谢文炳、方玮德、郭莽西、游介眉创办了《灯塔》月刊,那是厦门唯一的文学刊物,是沙漠中绽放的一支灿烂的花朵,但只出了两期便被迫停刊。
她喜欢厦门,那海,那浪,那纯洁的孩子,但环境压迫她,使她又像失落在虎狼群中的羔羊一样,随时都有被捉拿的危险。当时和现在都一直有人认为她参加了“福建人民政府”的活动,任妇女部长,还说她是社会民主党。她虽然同“福建人民政府”的成员有联系,他们也曾邀请她去工作,但确实和这个“政府”没有关系。她说:“我是个爱好自由的人,我不愿意参加任何党派,也不愿意卷入任何政治漩涡,更看不起那些挂羊头卖狗肉的官僚政治家和那些今天拥护甲派,明天打倒乙派的投机革命家。”经过几年的政治动乱和生活的磨难,使她逐渐形成了只是凭着正义感和良心去生活去写作的人生观。说到这之前的生活时,她曾讲:“在上海时,曾为了左翼的问题,闹得天花乱坠。报纸杂志上只看到一些我打倒你,你打倒我的内战文字,而没有看到他们放弃共同为国家为民族前途努力的文章,我悲哀,我痛苦,我只有低下头来悄悄地叹息,我始终没有加入过他们的阵线,没有被任何人利用写过一个字的帮闲文章。”这是她对左联成立后上海文坛的看法,她觉得“内战”是不应该的,而应…致对外。
尽管她在福建仅仅是个中学教员,但“妇女部长”的头衔却在当权者的档案里备了案。她必须悄悄逃走。回到上海,就在《申报》上看到包括她在内的通缉名单。柳亚子劝她回故乡躲一躲,于是她到了长沙,住在妙高峰青山祠里,应赵家壁之约,整天闭门写作,《一个女兵的自传》就是那时完成的。
女兵自传的写作完全是被动的。当时正在良友图书公司主编中国文学丛书的赵家壁很欣赏她的文章,一再写信要她赶快写完一部书交他出版,书名也已拟好,叫做《一个女兵的自传》,并限她三个月之内完成。“我当时真是诚惶诚恐,忐忑不安。……我那时一来为了想筹备旅费重渡东瀛,完成我的学业;二来借写作可以减少一点精神上的苦闷,于是就勉强答应下来。我先拟定了几十个小题目,准备每个题目,最少写一千字以上,最多不要超过三千。那时候,我还没有养成写作的习惯,完全随着兴之所至,有时一连写三天三夜也不想睡觉;有时一连十来天也不动笔,所谓一曝十寒,正是我那时的写照。”
女兵自传断断续续发表了一些,深受读者的欢迎,但直到她从日本回来才交了上卷,1936年3月由良友图书公司出版。
女兵自传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她在谈怎样写《女兵自传》时说:“当我动笔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就下了一个决心,我要百分之百地忠实,一句假话也不写,完全根据事实,不渲染,不夸张,只有绝对忠实,才有价值,才不骗取读者的热情。”
在她写作的作品中,最使她伤心、痛苦的就是写《女兵自传》。她说:“我要把每一段过去的生活,闭上眼睛来仔细地回忆一下,让那些由苦痛里挤出来的眼泪,重新由我的眼里流出来。记得写上卷的时候,里面有好几处非常有趣的地方,我一面写,一面笑,自己仿佛成了疯子;可是轮到写中卷时,里面没欢笑,只有痛苦,只有悲哀。写的时候,我不知流了多少泪,好几次泪水把字冲洗净了,一连改写三四次都不成功,于是索性把笔放下,等到大哭一场之后再来重写。”
对于写作她是很严肃认真的。她喜欢把故事里面的情节和人物,翻来覆去地思索,直到打好腹稿,许多对话能朗诵出来,这才开始动笔。她说她要学习托尔斯泰一连把《战争与和平》修改七次的精神,《女兵自传》她改了五遍。
由于生活的沉闷和对读书的渴望,谢冰莹不顾一切,又于1935年第二次赴日留学,入早稻田大学文学研究院攻读西洋文学。当时她有一个计划:“再努力读三年日文,然后把歌德、托尔斯泰、罗曼·罗兰、巴尔扎克……几位我最崇拜的作家底全部杰作,介绍到中国来”。
1936年4月12日,那是日本帝国主义用血淋淋的屠刀雕刻她的记忆的日子,是到死都不会忘记的。那天晚上,她刚补习日文回来,就被侦探抓到目黑区警察署去了。她被捕的原因是:当日本侦探三次问她去不去欢迎朝日的溥仪时,她不但不去,而且反对。谢冰莹说:“溥仪,是什么东西,不过是个遭到全中国人唾骂的汉奸而已”,根本不承认有什么'满洲国“'。为了爱国,她蹲了三个星期的日本监狱,受尽了侮辱和痛苦,敌人用饭碗粗的圆柱子打她的头(致使她留下永久的头痛症),用四楞竹棍几乎压断手的骨节,使她昏迷过去。当时日本的每家报纸都发了消息,上海的报纸也说谢冰莹是”国际社会主义者的活动分子“。后来柳亚子拍了电报,催促当时的驻日本领事馆和留学监督处保释,另外,也由于日本朋友的同情、帮助,才逃出虎口,回到祖国。但那些写了八年,从未间断过一天的日记和许多珍贵照片及原稿,通通被日本军阀没收。她那本《在日本狱中》,对她坐牢的生活,对祖国的感情、日本法西斯的罪行都有着详细的描述。
回到祖国后,她没有在上海多呆,便取道香港到了桂林,不久便到南宁高中教语文,编辑《广西妇女》周刊,还整理了十多篇散文辑为《湖南的风》由北新书局出版。
从1930年起,谢冰莹与鲁迅有书信往还。1936年10月19日鲁迅与世长辞。这一噩耗,使病中的谢冰莹痛苦万分,当即抱病草书祭文《纪念鲁迅先生》,并在黎烈文主编的《中流》第一卷第七期上发表文章:
像午夜里爆发了一颗炸弹似的,鲁迅先生逝世的消息传来,使每一个景仰他、崇拜他的人怔住了!
正当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我国到了最猖獗,中华民族的生命危在旦夕,劳苦大众处于万重压迫之下的非常时候,一生为真理,为正义,与封建势力,帝国主义者奋斗的鲁迅先生,不幸因肺痨而与世长辞了!这不仅是中国文化界一个巨大的损失,而且是全世界新兴文化领域里的一个莫大的损失!
在一个黑暗的时代里,帝国主义者及其爪牙,为了要镇压劳苦大众的反封建反帝运动,不惜用种种惨无人道的毒辣的手段来压迫他们,屠杀他们;拿着一支笔,努力暴露旧社会的黑暗丑恶,指示新社会的光明与幸福,描写被压迫人类生活的惨苦的一切思想前进的作家,都有举步荆棘之感。我们伟大的鲁迅先生,在这样险恶的环境里,始终抱着不屈不挠的精神,与万恶的旧社会奋斗……在他的文章里,从来找不出“消极”“幻灭”的字眼,他的思想始终是一贯的反帝反封建,一直到他临死的前两天,他还是那样倔强,那样抱病校稿,撰文,计划着要印的书籍。
鲁迅先生,你是尽了你的责任而过早永远的休息去了,一切敌人们将不知要怎样高兴,因为现在又少了一个领导青年大众的“叛徒”了。但是,成千成万的勇敢前进的文化工作者,正在继续着你未完的工作,正在猛烈地和敌人们斗争,只这一点,你是可以在九泉之下感着安慰的。
永存在我们心坎里的悲哀,是描写不出的,真正的纪念你,惟有从艰苦的环境里,打出一条血路来,解放被压迫的中华民族,解放全人类的奴隶!
虽然,谢冰莹不愿介入文化界的矛盾和斗争,但她对于鲁迅先生的崇敬溢于言表。从这篇祭文中,我们又可窥见谢冰莹的人格。
五
1937年,当她正在南岳衡山半山亭疗养的时候,卢沟桥上抗战的炮声把她从病床上赶到了前线。她母亲病故不久,父亲又患重病,但她顾不得感情的创伤和亲情的挽留,心,扑向了战火,她毅然告别家乡,永别了父亲,奔向战场。她说:“这是一个大的转变,也是北伐以后第一次痛快的生活。”大革命时代的青春活力,又在这位“女兵”心头生长起来,她,还是那位“女兵”!
谢冰莹来到长沙,立即发动妇女到前线为伤兵服务,四天内便成立了一切都是自备的湖南妇女战地服务团。对她的行动,统治者并不以为然,还骂她们无用,说女人是不能上前线的。但由她负责的妇战团还是抢先上了前线。她举着鲜红的团旗,她们高唱着《义勇军进行曲》,高呼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是华民族解放万岁!”的口号告别了长沙,许多人都流着热泪为这群热血沸腾的女青年送行,其中也有孙伏园先生。
这是谢冰莹一生最快乐的经历之一,她说:“真的,我不知用什么文字来形容我的快乐”;她一直认为那是最值得回忆最有价值的既艰苦又悲壮的人生!
在战场上,她始终抱着“救一伤兵,就是杀一敌人”的信念。她们虽然没有同敌人直接拚命,但为“受伤的战士洗伤口、敷药、绷扎、倒开水、喂饭、用温柔的语言安慰他们,用激昂慷慨的话鼓励他们,为他们写家书,寻找旧衣服给他们御寒,送书报给他们看,讲述时事给他们听……”,她们不分昼夜地工作着,战斗着,她们睡的是潮湿的地铺,喝的是泥沟里的污水……生活是苦的,但谁也不说苦,谁也不怕苦。
在抗日战争的烽烟里,谢冰莹跑遍了运河东西、长江南北,跑遍了黄河流域,在汉口作过“前线归来”的讲演,也曾在重庆为《新民报》编辑副刊《血潮》。在四川,她不习惯后方的生活,于是又奔向徐州;台儿庄大捷中那堆积如山的战利品,使她兴高采烈。这时期她写了许多报告文学,后来在广西出版了一本《五战区巡礼》。在欢乐与痛苦、光荣和侮辱、血泪与火交炽的战时生活里,她凭着自己的勇气,“冲破了黑暗”,“斩断了枷锁”,又做了一次“叛逆的女性”。她回忆说:“我没有一天停止过我的工作,虽然我个人是胜利了,一步步接近了光明、幸福。但回顾整个的国家仍然在被敌人侵略着,全中国的妇女还在过着被压迫、被轻视、被歧视的生活,我不能放弃我的责任,仍然要向着人类的公敌进攻;总之一句话,我的生命存在一天,就要和恶势力奋斗一天。”
1939年初,她不顾国立编译馆黄维特的反对,不在后方作“太太”,坚决到前方。到重庆,她在报上发表消息,动员民众一致挽救民族的危亡,组织妇女上前线为伤员服务。谢冰莹4月5日到宜昌,受到当地军民的欢迎,她为九十四军作讲演,疾呼救亡图存是每一个中国人的神圣职责。在那里,她组办救护人员训练班,第一次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