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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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沅君的赞赏，并寄给在美国读书的哥哥冯友兰，亦受到好评。
二十年代初期，苏雪林还不时地发表用白话文写的《人口问题研究》、《再论人口问题研究》、《新生活里的妇女问题》、《沉沦中的妇女》、《生育制限运动声中的感想》、《男盗女娼的世界》、《相对性原理和哲学史的问题》、《时髦男子择妻之条件》、《相对性易解》、《世界语者之宣言》、《家庭》、《民众艺术论》、《对于“五一”的两大希望》、《自由文爱论》、《说内外》、《说美恶》等五六十篇政论杂文，刊于《民铎》、《民国日报·觉悟》、《时事新报·学灯》、《国民日报·学汇》等报刊上。此时她对国家政治、社会诸问题，表现了极大的热情，以寓言的形式发表对时局、人生的看法，还抽暇翻译法国作家莫泊桑、都德等作家的作品。
1925年，苏雪林从法国归来后，创作欲望更加强烈，速度惊人，出版的文艺创作有散文集《绿天》（1928年，北新书局出版）和自传体小说《棘心》（1929年，北新书局出版的这两部书是苏雪林文艺创作的处女作，也是成名之作，均以“绿漪”署名。书中女主人公的思想、性格、生活和她自己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绿天》收录散文《绿天》、《鸽儿的通信》、《小小银翅蝴蝶的故事》、《我们的秋天》、《收获》、《小猫》六篇，该书出版后，于1929年、1930年、1937年、1955年、1959年十多次再版。书中描写了女主人公的婚后生活，热烈而甜蜜，表现手法细腻，犹如一幅柔美的工笔画。尤其是其中的一篇《鸽儿的通信》，作家以书简的形式，描写并抒发了主人公对旅居海外丈夫的怀念之情，富有诗意。在描写手法上，既不同于冰心写意的柔婉，也有别于丁玲火山爆发式的浓烈。
《棘心》共十五章，主要是以作家赴法后的生活为素材，展现了女主人公的全部生活经历以及思想性格，因此说《棘心》是一本自传小说，也是作家为她的母亲而创作的。苏雪林在本书的“前题'中写道：
我以我的血和泪，刻骨的疚心，永久的哀慕写成这本书，纪 念我最爱的母亲。
书中的主人公林醒秋是一位“五四”时代的女性，她内心充满了痛苦、矛盾、失望和悲愤。她相信科学，却又皈依宗教；她追求爱情的甜蜜，却又遵从父母之命。作家围绕着这位平凡女性的内心搏斗展开了一个巨大的社会画面。其中有顽固家庭的崩溃，有农村民不聊生的惨剧，有少年的爱国悲愤，也有青年男女在追求中的访径和苦闷。整个故事贯穿着一条爱的主线，有对母亲的爱，对异性的爱，对自然的爱。作家在《自序》中写道：
本书的主旨在介绍一个生在中国政局蜕变时代，饱受“五 四”思潮，以后毕竟皈依了天主教的女知识青年，借她故事的进 展，反映出那个时代的家庭、社会、国家及国际各方面的动荡变 化的情形，也反映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烦恼苦闷、企求、愿望 的状况；更反映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对于恋爱问题的处理，立身 处世行藏的标准，救国家、救世界途径的选择，是采取了怎样不 同的方式。
作品出版后，“绿漪”的名字及其作品引起文艺评论界的关注，贺王波、方英、钱杏郊、草野、王哲甫等人纷纷撰文，对作品的思想内容及表现手法上加以肯定，并指出其不足。虽然评论者的意见不尽相同，但对于小说技巧的批评意见却是一致的。文字偏于说理，议论式的叙述常有所见，布局和结构也有些松散。
苏雪林在文学方面的创作还有三幕话剧《鸠那罗的眼晴》（1935年11月1日《文学》月刊5卷5期），内容取材于印度文学故事，作家通过深受礼教束缚的青年王子——鸠那罗和其父王、王后的种种纠葛，表明爱情力量的伟大。苏雪林在此之前从未写过戏剧，为什么突然要写这个剧本呢？她在《我怎样写鸠那罗的眼睛》（1936年5月6日《大公报》）一文中说：
去年冬天，这个故事又隐隐在我心灵深处呼唤，我想还是把 它表现出来吧。不过这个故事用短篇小说体来写，恐怕不能写得 如何痛快，打了几回腹稿，总觉不相宜，最后才决定采用戏剧体。 我对于戏剧虽然没什么研究，为了这好题目，不妨冒一次灵魂的 险。
《青鸟集》（1938年，长沙商务印书馆）和《屠龙集》（1941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写于抗战的初期和中期。《青鸟集》收集的多是文艺批评方面的文章，其中包括剧评、文评、诗评和画评，以及苏雪林对其他作家和作品的评论，因第一篇文章的题目是《梅脱灵克青鸟的眼睛》，故该书取名为《青鸟集》。《屠龙集》写于抗战后方——四川乐山，多是作家在艰苦生活中的所见、所闻、所感。作家对战时生活的动荡不安、物质的极度匮乏、物价的扶摇直上，以及知识分子阶层精神的苦闷和煎熬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描写；但幽默和风趣洋溢在字里行间。作家说：“若不想出个法子骗骗自己，混过这些讨厌的岁月，不死也得发疯。”书名取为《屠龙集》，是作家“预先替那猖狂的毒龙画出了悲惨的结局，……希望明年就是我们伟大的'屠龙年'”（《屠龙集·自序》）。
《蝉蜕集》（1945年，重庆商务印书馆）由几个短篇历史小说合集而成，其中多数故事取材于作家的《南明忠烈传》，成书于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之时，作家以历史故事，借古寓今，对抗战中种种丑恶现象，进行无情鞭挞，态度鲜明，笔锋锐利。她在《蝉蜕集·自序》中说：
历史小说也和历史一般，其任务不在将过去史实加以复现， 而在从过去事迹反映现在及将来。……抗战时期内种种可恶可 悲的现象与过去时代相类似者却也未免太多了。本书在此等处 极力加以揭发，也无非想教读者触目惊心，消极的戒惧，起而为 积极的矫正与补救。
苏雪林在自己写作的同时还不断关注同时代作家的创作情况，写了《论李金发的诗》、《论闻一多的诗》、《论朱湘的诗》、《沈从文论》、《郁达夫论》、《王鲁彦与许钦文》、《多角恋爱小说家张资平》、《林琴南先生》、《周作人先生研究》、《〈阿Q正传〉及鲁迅创作的艺术》、《俞平伯和他几个朋友的散文》、《关于庐隐的回忆》、《记袁昌英先生》、《其人其文凌叔华》、《胡适的诗》、《我论鲁迅》、《我所认识的女诗人冰心》等，其中部分文章结集为《文坛话旧》（1969年，传记文学出版）。从中不难看出，活跃在“五四”前后文坛上的许多作家及其作品，苏雪林都一一进行论述。由于历史的原因，或褒或贬，不免失之偏颇，一些过火的言辞也时而流露于笔端。
苏雪林晚年写了大量的个人生活及写作回忆录，计有《我的生活》（1967年，文星书店）、《己酉自述——从儿时到现在》（1969年4月15日《国语日报》）及《归鸿集》（1955年8月，畅流出版社）。她的回忆笔法极其细致入微，儿时影事，写得真真切切、栩栩如生，令人看后，觉得苏雪林确是一位记忆超常的人。
“教学相长”是苏雪林几十年教书生涯体会最深的一句话，她的许多学术性文章都是课堂教学的成果。她在繁忙的教学之余，还将一些讲稿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整理出版，如《辽金元文学》（1933年12月，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年、1964年再版）、《唐诗概论》（1933年，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国文学史》（1980年，台中光启出版社）。在授课之余，从事学术研究，是苏雪林的极大乐趣，正如她在《谈写作的乐趣》一文中说：“这一类心灵探险时沿途所拾摄的奇珍异宝，令人精神鼓舞，勇气倍增，觉得为这个研究牺牲一切都是值得的。而且这种写作的乐趣，真是南面王不易也！”
苏雪林的学术研究，大量的时间花在考据上，多年来她在枯燥、乏味的考据中，得到了比写作还大的满足。她说：“这是一种发现的满足”。苏雪林的第一本学术考据著作为《李义山恋爱事迹考》（1927年，北新书局），后改名为《玉溪诗谜》。她考据李义山恋爱事迹的初衷和过程是“我对李义山的诗，素来没有大研究过。偶然读到《圣女词拟意》等篇，疑惑义山有和女道士宫嫔恋爱的事迹，因此引起我研究他的诗集的兴味。陆续考证，不意竞积成了一本四万余字的小册子。”接着，她于1938年出版《蠹鱼集》（长沙商务印书馆）和《试看红楼梦的真面目》（1967年，文星书店）。屈赋研究是苏雪林半生的事业，从1943年应朋友卫聚贤之约为《纪念吴稚晖先生八十诞辰学术论文集》写稿《天问整理的初步》开始，到1973年出版《屈赋新探》（台北广东出版社），历时三十余年，写作六七十篇文章，成为苏雪林“屈赋研究”系列。她继承前人研究成果，借鉴前人研究方法，从东汉的楚辞研究家王逸到现代的陆侃如、游国恩、闻一多、徐嘉瑞等人的论著，她都作为一家之言，细细地读。苏雪林对屈原及其作品的研究计划宏大精深，她的研究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第一步从研究《天问》中的神话及与旧约创世纪的关系开始；接着研究《九歌》中十神问题；在此基础上对世界有关文化与屈原作品的关系进行了更为广泛的研究。苏雪林在《我研究屈赋的经过》（1962年7月《作品》4卷1期）一文中谈到她研究屈赋的特点时说：
第一，我发现了世界文化同出一源，中国文化是世界的一 支。
第二，我研究屈赋竟得到一个“一以贯之”的方法。用这个方 法不但能把中国许多杂乱无章的文化分子整理成一种秩然有序 的系统，而且也能把世界文化整理出一个头绪来。
第三，我主张经史子集打成一片，不但藉以解决屈赋问题， 竟可藉以贯穿我国古书的脉络。
第四，官方文化与民间文化揉合一处，始可窥见中国文化的 全貌。
从中，不难看出苏雪林的屈赋研究方法有其独特之处，正如糜文开在《屈原研究的新发展》（1954年10月18日香港《祖国周刊》90号）一文中所说：“苏女士的屈赋研究，竟从发现一些矿苗，挖出'先秦时代外来文化考'的大矿藏来，而这大矿藏竟又连通着'世界文化同源说'的更庞大的世界矿藏的。这不可不说是一个惊人的大发掘。”
苏雪林是一位不辞劳苦、努力探掘的“采矿人”。其他创作及专著尚有短篇小说《天马集》、《雪林自选集》、《秀峰夜话》、散文集《三大圣地的巡礼》、《欧游揽胜》、《眼泪的海》、《人生三部曲》、《闲话战争》、《风雨鸡鸣》，专著《论中国旧小说》、《二三十年代的作家与作品》，旧诗词《灯前诗草》及杂文《犹大之吻》等近五十种。
三
苏雪林性格中常常显露出“善争辩”的特点，她曾几次主动在现代文坛上展开论争。从三十年代开始，她撰文参与关于李金发象征派诗的争论，与覃子豪先生展开了几个回合的讨论。接着又在《鸠那罗的眼睛》出版后，与向培良先生关于戏剧的布景和舞台上的表演等问题展开讨论，写了《演剧问题答向培良先生》（1935年4月16日《武汉日报》）。这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