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蜘蛛的人-第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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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里的这段话后来给我带来很大麻烦。我们的严指导员认为我对现实不满，又想造反。其实我写这段话时，满心只想着因果报应。过去人们相信一生中的每件事都有因缘相契，而且会追溯到前世。虽然肉眼凡胎不一定看得清奖惩的因由，上天神明却洞察一切。在阴曹地府，阎王爷把每个人的一言一行都记录在案，正如成语所说的“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天地神明是错不了的，凉水泉的老乡对此笃信不疑。一次我们宿舍遭了雷击，这件事真叫我大开眼界：30名女知青住在这排宿舍里，当场有5个人被电击倒在地上，失去知觉，背上有轻微的灼痕。她们被“火速”送往医院，几天后都康复了。
这几个人住院期间，关于她们的闲言碎语不胫而走。很多人都认为这几个女青年做过亏心事。虽然你我不曾看到，但上天有眼，于是才有七重天外的雷击报应。雷只打有罪之人，把他们的过错用天书烙在背上，这种天书我们凡人自然是读不懂的。
我第一次听到这种议论，气愤之情难以言表，这简直是落井下石！当地人怎能迷信到这种地步？他们这么议论别人太不公平，太刻薄！但我无法说服他们，特别是一个月后，人们真的发现5个人中的一个做过一件不太地道的事：就在雷击前的几天，她说她要去虎林县城，于是她的一个朋友托她通过邮局寄钱回家。但这个朋友的家里始终不曾收到钱。后来朋友反复盘问，她才承认当时把钱花了，还对朋友编谎。后来她又把钱还上了。
“看见了吧，看见了吧，这就是我们说的报应！报应总是毫厘不爽。老天有眼，不会冤枉好人的！这下儿你还敢说你不信？”我与之争辩的村民此时得意之色跃然脸上。
“我就不信，这不过是个巧合！”
即使我永远不会同意村民的结论，我想我还是受了他们潜移默化的影响。或者说并不只是他们的影响，因果之说盛行千载，是祖先的传承。也许它与生俱来，早就根植在我的灵魂里，只是到1972年它才冒出来，日夜纠缠我，使我千恩万想要为自己不幸的命运找出因由。我是不是真的得罪了神明？
1966年，谁出的点子将道士们赶下山？全是我干的好事。当地人早就对我说过：华山上供奉的神明有求必应，法力无边。我居然斗胆逐其祭司，夺其香火。他们若果真对我动怒，恐怕我之罪孽是万劫莫赎的。
一旦这么想开了头，就再也刹不住了。过去的一幕幕重现眼前，黑暗中，我清清楚楚地看见银髯飘飘的道士对生活了几十年的家园投去崇敬的一瞥。他们走下山，仍不断回顾。红卫兵在背后踢骂他们，他们衷们的眼神在无声地谴责我。那是谁的目光？那位年老的宅主在看着我，我们刚把他满园的花草践踏个够；那些饭店的顾客在看着我，他们吃不完剩下的饭菜，汗流满面，用目光恳求我们高抬贵手，但我丝毫不为所动，一味满足自己的刚愎自用。
这些还不是最坏的，我在看守牛棚时命令我们老师唱什么来着？
我是牛鬼蛇神，我是人民的罪人。
我有罪，我该死，我有罪，我该死。
人民应该把我砸烂砸碎，砸烂砸碎……
夜静时分，我仿佛又听到了这歌声，老师们的嗓音颤抖呜咽，不成其凋。与其说在唱，不如说在哀哭。这歌声理应令我心碎，问题是当时我哪儿有半点心肝？得意于自己红卫兵的身分，凭自己对他们的生杀予夺之权，我命令他们唱了一遍又一遍。
我还记起了我们去林老师家贴大字报的那天。尽管是大白天，房间里的光线却很暗淡。我们把我那张长长的大字报糊在她房间的墙上，糊住了唯一的一扇窗，以此作为对她的惩罚。林老师和她的家人站在屋角，挤作一团，尽量给我们让路。如果没记错，应该是5个人：林老师，她丈夫（也是一零一中的教师），两个大概还未上小学的孩子，还有她的老母亲。他们那时看上去惊恐万状，老人止不住地发抖，孩子哭都不敢哭……
那天我亲见林老师家只有一间房，除了床，连放两张书桌的地方都没有。没有客厅，没有厕所，没有厨房，没有自来水，没有暖气。三代人共一屋檐，两老师共一书桌。我都看见的。但那天我只想着为自己出气，报一己之仇。我怎能如此冷酷自私？林老师的生活本已艰辛，我又让她雪上加霜。也许我的所作所为就应该受此报应，跟神祗显灵并不相干。
再过些时候，甚至我们在广州打死的那个令人作呕的“强奸犯”也出来作祟。他真的是强奸犯么？也许他有此意图，但实际上他并没有强奸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啊！即使真犯了强奸，也未必罪当致死，我们有什么权力置法律于不顾，当场将他活活打死？他毕竟也是个人，也许他还有父母，要靠他来赡养，也许他有妻儿，至今仍在盼望他归来？他的家人是否知道他的下落呢？那个晚上他就这么突然从世界上消失了，消失在火葬场的焚尸炉里。
我是因为睡前想着打人的事？还是想着冬天去虎林县城的事？有个晚上我做了个奇怪的梦。
我走在大雪覆盖的平原上，太阳刚下山，我心急慌忙，想着要在天黑前赶回村里。而天真的就黑了下来，村子还不在目力所及的范围，幸好那晚风平月朗。雪的表面被冻硬了，每踩一下，它都吱吱作响，一秒钟后，我的脚才触到地面。我就这样深一脚浅一脚朝前赶路。
又向前迈了一步，雪被压了下去，但我的脚踩不到坚硬的土地。我还没来得及反应，已重重掉进半人深的坑里。我惊出一身冷汗，暗自骂娘。我奋力爬出坑来，掸去一身上下的雪屑，拾起皮帽，继续往前走，但没走几步，又掉进了另一个坑里。
我这才发现偏离了大路，走到了小南山，（头年夏天我们在这儿挖了许多坑，准备栽苹果树，不知为何树苗一直没来，冬天却到了，满坑满谷白茫茫一片，表面上一点也看不出这些陷阱。）这么说我离村子已经不远了。但我不敢抬腿，那一刻，我是被遗弃在这个世界上的唯一一人：极目四周，除了冰雪，再无它物。月光下，冰晶雪莹，像无数颗钻石在闪烁。
我无望地抬头看天，月慢慢隐去，一道白幕显现在眼前。幕也非幕，乃是浓浓的迷雾。它剧烈涌动，海潮般地越逼越近。突然我听到一个女子的呼叫声：“张黑黑，张黑黑，张黑黑……”我醒了过来，叫声仍在耳边萦绕。
张黑黑？谁是张黑黑？我根本不认识什么张黑黑。谁的名字这么古怪？且慢！这个名字怎么有点耳熟？我在哪儿听到过吗？何以头绪全无？
这个名字令我深为不安，似有凶机暗伏，却又像某种昭示。我一心要弄个水落石出，几天来我不断在记忆深处搜寻，终于有一天半夜三更醒来时，我打开了锈住的记忆闸门。
张黑黑。当然我认识她！她和我同校，且在同一年级，只是不同班而已。但我完竞了解她几分？我仅在1966年的某个晚上见过她。此前，我们全然不相识，以后，我也再没听到过她的半点消息。我们是萍水相逢的陌路人。但就是那个晚上，我怎么可能把它忘记？
那个闷热不堪的晚上酝酿着一场雷雨，在校园的一个小房间（以前是某位老师的办公室里），我们一队红卫兵7个人围成半圆，正在审问一名嫌疑犯，她中等身材，苍白羸弱，头天她被班上同学抓了起来。此刻她站在房间正中，齐耳短发，白衬衫，蓝长裤，用尖锐的嗓音一口气往下说：“我叫张黑黑！我爸爸是张老黑！我妈妈是张大黑！我弟弟是张小黑！我们都是黑！我家是黑窝！我是资本家的狗崽子！我爸爸、我妈妈、我弟弟，我们全家都是狗，我们全是黑黑！……”
听到她的这堆话，一个红卫兵慢慢解下皮带，在空中舞了一个弧，铁扣重重落在张黑黑的手臂上，顿时皮开肉绽，鲜血渗了出来。
“张黑黑！”
黑、黑！她叫得更响，像是对我们挑战。
“她准是现行反革命！”我心中暗想，“她怎么敢叫自己这么个名字？”我的战友们看来也这么想。那时全国都汹涌着红色的波涛，每个人不是“红卫兵”，便是“红小兵”，或是“红色造反派”。毛主席是我们的“红司令”，我们是他的“红小鬼”。我们读他的“红宝书”，佩戴“红袖章”。红旗、红心、红色的血……我们眼里容不下其它的颜色，粉红便是资产阶级情调，黄色则是流氓犯罪，黑和白更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
我们齐齐解下皮带，红卫兵不能容忍这种挑衅。红卫兵痛恨阶级敌人，对他们绝不手软！于是我们开始抽她。
“张黑黑！”
“张黑黑！！”
“张黑黑！！！”
每抽她一鞭，她都发出一声“张黑黑”的呐喊，仿佛这是一个标点符号。她嗓门越来越尖，我听上去这几乎不像人的声音，而像是粉笔在玻璃黑板上划过，钻心刺耳，让人头皮发麻。
她的叫声亦是鞭子，逼着我们去狠狠打她。只要她还在叫“张黑黑”，我们就不能住手，我们得把她打服为止。我们毫不手软，她却毫不嘴软。针尖对麦芒，我们不让她喘息，她也不让我们停手。接下去，我们一身汗，她则一身血。她的脸、手臂、肩已是创伤累累，青一道，紫一道，触目惊心。
然而张黑黑似乎一点儿也不觉得疼，她毫无惧色，一副革命电影中英雄人物大无畏的气概。其实她也不真是革命英雄，第二天，一位医生告诉我们她得了精神分裂症。但当天晚上我们谁也没往这上面想。我们只知道她班上的同学怀疑她是反革命，把她逮捕了，交由我们审判，而我们判她有罪。
这事过去有6年了，我现在才意识到那天晚上受审的人中也有我。我是英雄还是懦夫？我是忠于毛主席呢，还是对一个阶级敌人怀有恻隐之心？我必须用行动而不是空话来作答。其他红卫兵在看着我呢，我也在看着其他的人。我们彼此既是证人，又是法官，我可不能让别人看出我的软弱。为此我越心虚气短，惊慌害怕，打张黑黑打得就越重。
心虚气短，惊慌害怕，是我那天晚上的真实感受。当时我死也不愿承认，现在终于承认了，整件事就像一场恶梦，我身陷其中，不能自拔。大伙儿都在看着我呢！我知道自己缺乏无产阶级感情，我矛盾重重，我自惭形秽，我的心里藏着一个鬼！我的皮带扣每次落在张黑黑身上，这鬼就叫我的心停跳一次。后来它又把这件事从我的记忆中完全抹去，直到我想恢复记忆的那一天为止。
这个鬼幼年就来到我的心中，二姨给我讲的故事把它引了进来，之后它受了父亲喜爱的贝多芬、舒伯特、肖邦、莫扎特的灌溉，从曹雪芹、莎士比亚、托尔斯泰、雨果的作品中汲取了营养。那天晚上这鬼一直在对我高喊：你的行为是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