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传-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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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季米特洛夫肯定了毛的地位，但在1937年11月到1938年11月这一年里，毛的日子并不好过。1937年11月在莫斯科的三个政治局委员王明、康生、陈云回到了中国，1938年11月延安第一次召开的中央全会所通过的决议，主要反映了他在政治和军事战略上的主张。通过这一年毛发现他和王明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一直存在分歧。即在新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产党是应保持相对独立性呢？还是一味地妥协退让？王明的口号是“一切经过统一战线”。
王明能说会道而且狂妄自负。1931年在上海时，他撰写和散发了一本小册子《两条路线——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表明了留苏派的完整的政治纲领，并且成为当时控制中央局的博古和洛甫的参考手册。他作为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首席代表回到莫斯科后，成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他认为完全有权力以党的名义发表1935年的八一宣言，号召建立一个新的统一战线。
由于这一原因，在王回来后大约半年时间内，毛成为“少数派，有时完全被孤立”⑧，后来形势变化主要因为王的政治幼稚。他不是呆在延安，这儿他既可以影响其他领导人又可以和莫斯科保持联系，而时选择了1938年夏去武汉，卷入和国民党将领以及政客们辩论关于能不能组织民众像西班牙共和国保卫马德里那样保卫城市问题。当他回到延安后，发觉政治局中已没有他发言的权利了。政治局请他在随即召开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作主旨报告，但是后又拒绝他的草稿而由毛替代他作报告。
这样，王明这颗明星很快暗淡了。在随后召开的纠正抗战初期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的中央委员会上⑨，他继续担任了一段时间的中央统战部部长，撰写了许多文章在党报上发表。但是这一职务后又以适当理由为周恩来所替代。后来他成为非常活跃的自由撰稿人。在1945年和1956年党的代表大会上，他重新入选中央委员会，但其地位已经很低了。60年代他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公开批判。可能是得到俄国人的帮助，他逃往苏联，饱受背井离乡之苦，70年代死在那里。
毛在合法性和政治权力牢固之后，着手加强理论地位。在这个领域，此时他在党内的影响仍然很大，也给邓小平留下了很深的烙印。
按照后来的情况，毛的最重要的一个分析是关于中国革命进程的阶段和共产党与社会的关系。毛把中国革命的前社会主义时期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至1918年属于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范畴；第二个阶段其社会待征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已经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要求建立“包括无产阶级和农民在内的”、“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政治制度，他称第二个时期为新民主主义时期，并着手给其政治、经济、文化纲领下了恰如其分的定义。正是在这个框架内，后来制定了进一步的政策建议，特别是在1945年他建议成立一个民主联合政府和1949年建立由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府。
在谈到党和社会的问题时，毛协调了民主与专政的关系。他的这一理论框架的核心是群众路线，正如他所写的： 在我们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⑩群众路线有两个根源：中国千年的传统和非中国的卢梭主义以及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的传统。毛在综合这几种观点时强调党的作用，并使之置于党的领导之下。但是，他坚定地把群众观点看作是党在实际工作中制定政策的第一手材料，因此，把民粹主义遵循的要素揉进到中国的现代政治文化之中。（根据原又译出。——译注）
为了清除王明的观点在党内的影响，代之以自己的观点，1942年2月毛在延安发动了“整风运动”，这一运动在此后的两年中遍及各个根据地。他选择了三种特殊的思想方法和行为予以批评，即：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在他的思想中，这第一、二个问题都有双重表现。例如主观主义就体现为“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在这次运动期间，主要批判了教条主义。运动正式结束时没有人被点名。直到1945年，王明、博古在中央委员会的决议中被认定为教条主义。
整风运动是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和1943年夏开始的“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口号下进行的，这和3O年代初期留苏派在各根据地进行的清洗是不同的。但是，冗长的会议常常陷于非常紧张和不愉快之中，被称为“斗争会”。1937年战争爆发后有几个文化人从上海和其他城市聚集延安。他们中几乎所有的人在最后都承认犯有错误。但有一个作家写了讽刺杂文批评了延安的说教者，而遭逮捕。他被投进监狱，几年以后被秘密处死。对于他的死，康生要负责任。康生曾在苏联受过特种训练，和毛1939年结婚的第三任妻子江青熟识多年。在整风运动期间，当康生企图把党员在抢救运动中的缺点写进档案时，毛制止了。二十五年以后在文化大革命中、毛给予康生以很大的权利。自从1939年回延安后，邓小平直到1945年6月才再次回到延安参加七届一中全会，他第一次被选为中央委员，在四十四名委员及三十三位候补委员中他排在第二十八位。或许因为他没有亲自参加七大，因而无法让与会代表深刻地了解他。因此中央委员会的这项排名，与他1943年以后所担负的重大责任，以及他随后所担任的职务并不相称，与毛对他才能的评价及与他的同伴相比，亦不相称。
第七章 平原上的战士
1945——1952年
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投降，这使得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必然地又一次产生对国家政治权力的争夺，并且这一次更远远胜过抗战以前，那么，这场斗争将会不可避免地引发内战吗？
一方面，在日本人投降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斗争双方都以声明及行动表明了各自态度，即双方都准备作出相当程度的让步，以建立，或者说是表面上建立一个组织机构，在此机构中双方的斗争表现为政治上的较量。推动他们这么做的力量是强大的。在经历了数百万人死亡（原文如此。据统计，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伤）
亡人数在三千五百万人以上——译注的八年抗日战争以及将近三十年的国内武装斗争之后，国内的各个阶级都深深地厌战了。美国人非常希望和平，他们准备通过施加压力也通过他们的斡旋来获取和平，而国民党像在抗战期间一样，追切需要美国人在政治、军事及经济上予以支持。俄国人的军队在1945年8月间已占领了满洲，他们也希望和平，以避免面临必须在国共之间作出政治选择的尴尬。并促使美国人尽快撤军。此外，双方想避免内战，也有各自充分的理由，共产党并不能保证能在这祥的战争中生存下去，更不用说是有把握取胜。就国民党一面而言，他们面临着巨大的政治和经济任务，不仅仅是恢复其在日本占领区的权力，还包括重建被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
另一方面，双方彼此对对方都缺乏信任。更深层的原因是，双方都不能在自己的理想体制中容忍对方。因此，一旦权力的天平发生严重倾斜，任何政治和解或在谅解基础上达成的协议就马上会被打破。一旦这种情况发生，只要共产党手中掌握着武装力量，如果他们下决心战斗，那就谁都无法阻止他们这么做。尽管内战不一定马上爆发，但那只是迟早的问题，这一结局是很难避免的。
实际情况是，在战争全面爆发之前，曾经有两个阶段的严肃的谈判。第一个阶段是从1945年的8月到10月，当时在美国人的敦促下，蒋介石和毛泽东（后者有周恩来的支持）在重庆就双方存在争议的各种政治和军事问题进行了为期六周的谈判。国、共双方力量都竞争尽早抢占满洲地区，总的看捷足先登者将得到俄国人更多的帮助，这就是谈判的背景。双方都作了让步，从共产党一方来看，他们放弃了让蒋介石建立一个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联合政府的要求，并且同意从他们十九个根据地中让出九个。但是，还有一点是很难解决的，那就是其他十个共产党根据地未来的管理方式问题。蒋介石希望共产党允许这十个位于北方或西北地区的根据地并入国民政府，毛泽东则断然拒绝了这个要求。直到10月份毛返回延安的时候，这一点仍悬而未决，而且一直没有解决。
第二个阶段谈判是从1945年12月到1946年6月，马歇尔将军作为杜鲁门总统的特使被派往中国，他极力为停战做工作，并积极促进双方政治及军事上的和解。开始阶段，他取得了很大成功：在1946年1月达成了停火协议，在这个协议下成立了由三方组成的休战监督小组，在接下来的一个月内还达成了一系列政治和军事协议。其中一个军事协议表明，三方委员会制订出了一个计划以达到双方军事力量的平衡。但是这种有效的干预并未能延续下去。第一个原因是由于并没有一种至高的权威力量来保证协议的贯彻执行。第二个原因是由谁来掌管共产党的北方根据地这个问题尚悬而未决。第三个原因则是，共产党加紧占领那些苏军刚刚撤出的城市，而国民党则是派军队驱逐对方，这样在满洲地区3月间就爆发了激烈的战斗。从那时起，违背停火协议的事便屡屡发生。马歇尔曾组织安排了6月初在满洲两周的休战，但在停火期间的谈判中，对一些最本质的也是最实际的问题未能达成一致。7月初，蒋介石在做了几个月的反共全面进攻的准备后，下达命令发动了战争。
在太平洋战争结束之后，刘伯承与邓小平依旧搭档共事。早在毛泽东离开重庆之前，刘邓部队就投入了战斗，那是在1946年秋季，在他们的边区（或者用肩来更普遍的称呼叫做解放区）的西部和中部地区，他们指挥部队反击国民党武装的进攻。
第一次战役是打阎锡山——他从194O年起就是刘邓的对手。1945年9月，阎锡山打算恢复其山西省省主席的权势。所以他准备收复共产党在山西省东部及中部的根据地，包括太行和太岳地区。刘和邓早有准备对付阎锡山武装，根据毛的传统路线，他们诱敌深入至山区。各个击破阎锡山分散的几个师。这次战斗共捕获两万多俘虏，其中还包括许多高级军官。这场战役表明，八路军的部队能够对付并且战胜国民党的大兵团。同时，也教训了蒋介石，这就是说如果想从共产党手中得到任何他们在谈判桌上不准备放弃的领土，就必须全力以战。
第二场战役几乎紧接着就爆发了，四万国民党部队试图沿平汉路穿过共产党解放区的心脏地带向北推进。第一次战斗是在邯郸，这是平汉路边的一个大城市，大约三分之一的国民党军队在其指挥官的带领下投向了共产党，开启了日后国民党军队大批投向共产党的先例。其余的军队在溃退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