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变诡异的中国古代权术-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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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反蒋传单不一，疑我、谤我、忌我、诬我、排我、害我者渐次显明，遇此拂逆之来，精神虽受打击，而心志益加坚强。
这些表白反映了一个有着政治野心、深谙权谋之道的人，他的心理处于紧张的状态，显得异常敏感、焦躁不安。他感到处处有暗礁，人人是敌人。他深知，要想发展自己的势力，提高自己的声望和影响，只能迎合革命潮流，拥护孙中山，拥护孙中山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所以在那时，蒋介石常常满口的革命词句，喊得比谁都要响亮。他高谈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说中国不但要打倒地主，而且还要打倒资本家，“为无产阶级而奋斗”。甚至说：“以完成我国民革命之责任，直接以实现我总理之三民主义，暨间接以实现国际之共产主义也。”（蒋介石：《三民主义信徒与共产主义信徒非联合一致不能完成国民革命》，1925年12月。转引自《中国政党史》第205页。）他也高谈“联俄、联共”政策。他在1925年11月7日纪念十月革命的一次大会上曾发表了如下一段十分动听的演说：叫先进国的苏俄来指导我们中国的革命，我们世界革命中的中国革命党员，实是愿意接受的，而且是应该接受的。去年总理将要北上的时候，对我不但是有面谕，而且是有手谕。总理的面谕说是：“鲍罗廷同志的主张，就是我的主张；凡是政治上的事总要容纳他的主张，你要听他的主张，要像听我的主张一个样子才好。”……我们实行总理遗嘱，不是在形式上的，若要真正的实行遗嘱，要真正的革命成功，一定要照俄国革命的方法去做，才是总理真正的信徒。蒋介石：《在汕头东征军总指挥部宴会席上纪念十月革命演说》，1925年11月7日，《政治周报》第四期。转引自《中国政党史》第206页。
他也大谈与共产党联合的问题，说：“国民党的同志，对于共产党的同志，尤其不可有反对，因为我们要晓得，‘反共产’的口号，是帝国主义者用来中伤我们的。如果我们也跟着唱‘反共产’的口号，这不是中了帝国主义的毒计么？”“总理决定下来的主张，我们是不可违背的。如果不然，就无论你如何信仰三民主义也是假的了。因为总理容纳共产党加入本党，是要团结革命分子，如果我们反对这个主张，就是要拆散革命团体，岂不是革命党罪人？”（蒋介石：《在黄埔军校特别党部第三届执行委员选举大会上的演说词》，1925年9月。转引自《中国政党史》第206页。）当时蒋介石革命的口号喊得比谁都要响亮，革命的姿态比谁都要左，难怪当时国民党的西山会议派也以为蒋介石是一个左派。但这只不过是蒋介石台面上的表演，是一种政治权术，而实际上他对黄埔军校中的中共党员是极力提防，处处加以限制。当时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回忆说：“当时黄埔军校有六百学生，大部分是我党从各省秘密活动来的左倾青年，其中党员五六十人，占学生的十分之一。蒋介石对这些人是提防、限制的。”“蒋介石用人的方法是制造矛盾，利用矛盾，操纵矛盾，拿一个反动的看住一个进步的，叫一个反左派的牵制一个左派的，用反共的牵制相信共产主义的。例如：第一师师长是何应钦，党代表就可用我周恩来。第二师师长王懋功因接近汪精卫而成为当时的左派，我推荐我党的鲁易同志去当党代表，他就无论如何也不干，用了右派的人。第三师师长谭署卿是右派，他就用鲁易同志为党代表。第一次东征以前，1925年2月，黄埔军校成立了青年军人联合会，他接着就在4月，在戴季陶的分裂阴谋下，成立了孙文主义学会，以相牵制。”
孙中山逝世以后，国民党内威望最高的是汪精卫。汪精卫早在辛亥革命以前就是一位杰出的反清斗士，在社会上享有崇高的威望。此人聪慧过人，为人圆滑，擅长文笔，巧舌如簧，后来深得孙中山的器重和信任。孙中山逝世前的遗嘱，就是由他担任记录的。所以孙中山逝世以后，国民党内许多人都把汪精卫看做是孙中山的继承人。当时，汪精卫任国民政府主席兼军委主席，胡汉民任外交部长，廖仲恺任财政部长，许崇智任军事部长。此即孙中山逝世之初国民党内的核心领导人物。蒋介石与他们比起来，名分与地位都相差悬殊。1925年8月20日，“四巨头”之一的廖仲恺被暗杀。一名受伤的刺客被当即抓获，据传暗杀与胡汉民有瓜葛。当天，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会及军事委员会举行紧急联席会议，决定成立“处理廖案特别委员会”，以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三人为委员，赋予政治、军事、警察全权。胡汉民因受牵连，被排斥在外。经审查，刺廖的主谋人中既有胡汉民的部下，也有许崇智的僚属。8月25日，蒋介石下令拘捕胡汉民。9月19日深夜，蒋介石又派兵包围许崇智司令部，迫使许崇智去沪“养病”。对于蒋介石来说，廖仲恺的被刺，可谓天赐良机，他以精明的谋略和铁腕清除了胡、许，成为国民党内仅次于汪精卫的人物。
1925年11月，国民党老右派谢持、邹鲁、张继等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设立了伪国民党中央党部，这批人被称为“西山会议派”。蒋介石为了捞取更多的政治资本，一方面在国民党的“二大”会议上大骂“西山会议派”是“反革命”，是“总理不肖徒”，“吾侪当鸣鼓而攻之”，等等。另一方面，他又大肆渲染自己，仿佛统一广东的首功应该归于他，他成了东征英雄，他慷慨激昂地宣称，“去年可以统一广东，今年即不难统一中国”。报告完毕，会场报以热烈的掌声，蒋介石成为国民党内迅速跃升起的一颗政治明星。结果蒋介石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接着又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监，相当于后来的总司令。
蒋介石知道，妨碍他夺取国民党大权的，除了国民党内的元老，还有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因此他在国民党内争夺党、政、军大权时，一方面玩弄权术打击、排挤党内的元老，另一方面又极力排挤在国民党内的中国共产党人士。为了排挤共产党，扩大自己的实力，牢牢地控制黄埔军校的军权，蒋介石制造了1926年3月20日的“中山舰事件”。3月18日，蒋介石指使孙文主义学会的骨干分子、海军学校副校长欧阳格，用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的名义，向海军局代理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传达了一道命令：“转奉校长命令，着即通知海军局迅速派得力兵舰二艘，开赴黄埔，听候差遣。”中山舰按照命令于3月19日凌晨到达黄埔。蒋介石以此为借口，宣称共产党“阴谋暴动”，“企图推翻国民政府，建立工农政府”。蒋介石还故意表示惊讶，并矢口否认他曾下令调遣中山舰到黄埔候用。第二天，他下令扣押中山舰，逮捕李之龙，并拘捕了黄埔军校和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软禁了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又派刘峙率军队包围了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了纠察队的枪支，同时又包围了苏联顾问住宅，监视苏联顾问，断绝其交通。后来经过中共的交涉和严正抗议，蒋介石才释放了周恩来等人，并假惺惺地表示：“此事起于仓促，其处置非常，事前未及报告，专擅之罪，诚不敢辞。”但仅过了两个月，蒋介石在共产党领导机关和国民党左派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向“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提出“整理党务案”，规定共产党人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等，以削弱共产党在国民党中的地位。由于共产党人反击不力，结果该案被通过。随后，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共产党员，如组织部长谭平山、宣传部长毛泽东、农民部长林祖涵以及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刘芬等全被撤职。在会上，蒋介石当上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不久，他又通过国民党中央任命自己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这样，在北伐前夕，蒋介石就实现了篡夺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阴谋。
这时，蒋介石还想利用共产党以及工农群众的力量进行北伐，打倒北洋军阀，以实现对全国的统治，因此他没有公开与共产党决裂。但是，当北伐战争胜利进军到达长江流域后，工农革命运动如火如荼，形势不断高涨，引起了帝国主义和国内右派势力的极度仇恨和恐慌，他们除了公开反对北伐战争，还想方设法分化革命阵营，寻找新的代理人。而蒋介石在北伐战争中也加快了夺取国民党党权和国民政府政权的活动。
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占武汉三镇以后，国民党中央召开政治会议，决定迁都武汉。会后，在粤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分两批北迁。先期到达武汉的中央委员和政府委员奉命于12月13日组成“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及政府委员会临时联席会议”，负责日常工作，执行最高职权。当时蒋介石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率领北伐军第二、三、六军及第一军两个师进军江西，并攻占了南昌。蒋介石为了控制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把总司令部设在了南昌。但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后，总司令部直接受国民政府的节制。因此蒋介石改变了他自己也曾提出过的迁都武汉的主张，违背中央的决议，采取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把国民党中央主席张静江和国民政府代主席谭延辏в侥喜笨垩毫送揪喜急溉ノ浜旱募肝还竦持醒胛焙凸裾保笸荚斐稍谀喜⒑攀┝钛怪莆浜旱木置妗＝槭�1927年1月3日在南昌召开“中央政治会议第六次临时会议”，非法决定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暂住南昌。这是蒋介石为了实现军事独裁和个人专断的野心所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蒋介石的非法决定，遭到了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坚决反对和抵制，他们喊出了“打倒新军阀、提高党权”的口号，很快就掀起了一个反对蒋介石独裁的运动。蒋介石迫于形势压力，不得不作出让步，把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到武汉。
蒋介石对共产党恨入骨髓，决定与共产党彻底决裂，用武力“清党”。为达到这一目的，蒋介石采取了以下步骤：第一，加紧勾结帝国主义和大买办资产阶级。1927年3月北伐军进驻上海时，蒋介石就密令将“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改为“和平奋斗救国”。他一到上海，就立即向帝国主义表示：“国民革命军是列强各国的好朋友，决不用武力来改变租界的现状。”帝国主义则向他承诺，驻扎在上海的二万余军队帮助他镇压革命群众；同时，又会同上海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分子送给蒋介石1500万元，作为他进行反革命大屠杀的活动经费，并预定在大屠杀后，再送3000万元之巨款，作为蒋介石建立蒋氏政权的资本。以黄金荣、杜月笙为头子的帮会流氓势力也慷慨答应听候蒋介石的调用。第二，扫除上海外围的革命势力。他调何应钦到南京，缴了卫戍南京的拥护武汉政府的国民革命军三个团的枪支，解散了南京共产党支部。第三，从4月1日到3日，他同李宗仁、白崇禧、黄绍、吴稚晖、古应芬等连续召开秘密会议，商讨“清共”计划，对共产党进行“非常之处置”，决定4月12日正式分共。第四，为了麻痹工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