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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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比赛的消息——在他前几年写的报告文学中提到：两个军官说过，“两人一起逃跑的就不杀”（《我目击了那次“南京的悲剧”》，载《丸》，一九七一年十一月特大号——日中战争全貌）。然而，据当时报道，说M少尉（指向井敏明少尉， 一九四七年引渡来华。经审讯后作为战犯被判死刑——译者）在横林镇战斗中杀死了五十五人，他果真能在一次夜战中杀死这么多进行抵抗的对手吗？可以断定，他杀的多半是俘虏来的不抵抗的士兵。当时两个军官所说的， 是一种隐瞒事实的抵赖。志志目彰曾听当年进行欢杀百人比赛的N少尉（指野田毅少尉，一九四七年引渡来华，经审讯后作为战犯被判死刑——译者）谈起过攻打南京的情况，那是他来到母校——鹿儿岛县立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向小学生说的。当时，他听到该少尉这样说：
报上说是乡土出身的勇士，或进行砍杀百人比赛的勇士，那是指我干的事……
实际上，我在突击过程中遇到白刃战时，只杀了四、五个人……
我向已经占领的敌人壕沟那边叫喊：“你——来来！（用中国话叫喊，原文如此——译者）”于是中国兵一个个向我们这边跑来。我们要他们排在一边，逐个杀死。……
说是砍杀百人，实际上真正杀的差不多是这个数字……
我们两人进行了比赛，后来常有人问我，你没什么事？我说，我没什么事……（《砍杀百人比赛》，载《中国》杂志，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号）
“砍杀百人比赛” ，也是一种屠杀。N少尉屠杀了一百多个中国兵，却满不在乎地说：“我没什么事，”这就是年轻军官肆无忌惮的精神状态。
大约在十年前，伊赛亚·本·达桑、山本七平、铃木明三人曾提出执拗的主张，认为发表在《东京日日新闻》上关于“砍杀百人比赛”的报道，纯属虚构。
我的那篇对此虚假说进行详细批判的论文，收录在《驳南京大屠杀是“无稽之谈”论》第一部（第十四至一三八页，现代史出版会出版）里。
另外，五味川纯平认为“砍杀百人”的行为。并非像报道所说的那样威武勇敢，实际上是屠杀俘虏，他在《战争与人》10一书中说：“在彼此进行白刃战时，他们自己杀了多少人是记不清的，谁也不会确认其所杀的人数。
要确定，必须有在场的目击者作证。当时的情况并非是白刃战，他们所杀的，无非是被他们抓来的人，是丧失斗志、如同难民或俘虏那样的一些人，是在进军途中抓到的散兵。这已不是什么威武勇敢，而应该说是残忍。“
（第一八九至一九○页）
关于年轻军官的这种残暴性，也有人——亲身经历过战争的人——同我的理解抱不同看法。据作田启一所著《重新考虑可耻的文化》，据说，当他在《展望》杂志上发表上述考证性的论文时，前参谋崛江芳孝曾向他发表如下意见：“在中国时，我觉得上了年纪的士官、下士官和士兵中，有许多人强烈要求让他们去处决俘虏，为了拒绝他们的要求，负责人需要有很强的信念和统率力。否则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为下面的要求所左右，对他们处决俘虏表示默认。可是，在出身于农村和学徒的士兵中，相反有不少人想保全俘虏的性命（第一○七页）。不错，这样的士兵肯定是有的。但怎么能说明这是普遍倾向呢？何况，似乎从中可以看出，那是职业军人瞧不起少尉和下士官——他们是由预备役应征入伍一年后提升为志愿兵的。
军国主义教育、军队教育和官兵的道德观念
在南京占领军中所以出现军纪败坏的情况，其原因，如前所述，可以举出很多，但最重要的是错误的军国主义教育和军队教育，导致官兵的道德败坏，这是个最大的问题，必须研究。
畑大将和武藤中将企图从日本人道德观念普遍薄弱中，找出日本军士兵的军纪、风纪败坏的根源，但我决不能同意在日本军队教育中处于负责地位的、那种第三者的发言。如果即使有这种倾向，但土兵的道德败坏难道不是由于错误的军国主义教育和军队教育所引起的吗？对此，畑大将内心里丝毫没有反省，我感到很遗憾。特别是日本军官鼓吹对中国及其民众的根深蒂固的蔑视，鼓吹无视对方民族感情的同仇敌忾之心，使日本士兵的心情受到了可怖的影响。对这种影响，可以认为不只是畑大将一个人没有感觉到，恐怕陆军首脑部里的人都没有感觉到。
这里介绍一个著名军官的例子，他曾肆无忌惮地说过瞧不起中国人。
据说，昭和十一年五月，当同盟通讯社上海分社社长松本重治在新京（当时伪满首都，即今长春——译者）同关东军负责谋略工作的参谋田中隆吉中佐举行会谈时，田中参谋竟敢说：
“坦率地讲，对中国人的看法，你和我根本不同。你似乎把中国人当作人看待，我认为中国人是猪猡。对他们怎么干都行。”
松本听后，曾在文章中写过；
“不论他说得多么坦率，但我从日本军人那里听到如此荒谬的看法和如此粗鲁的语言，这还是第一次。想不到让这样的小子操纵着关东军的谋略工作，我不仅感到可叹，而且替日本觉得可悲。”（《上海时代》，中册，第二○九页）
正如松本所说，听到这种粗暴的语言是“第一次”，但蔑视中国人，可以说是军官，从而是士兵的共同看法，只是在程度上有所不同而已。当时陆军中央得悉南京大屠杀的情报后，曾派人事局长阿南前往当地了解情况，南京警备司令官中岛今朝吾中将竟敢对他说：“中国人不论多少，统统杀掉。”他如果不极端蔑视中国人，说话就自然不会用这种口气。
再举一个士兵的例子。一九三九年在和歌山参加第二十八联队的大前嘉就他自己当时的精神状态说：
“那时，中国人是蝼蚁之辈。我们接受的教育就是这样。杀死蝼蚁之辈，还会受到什么良心责备吗？”（创价学会青年部反战出版委员会编：《致不懂战争的一代·42·和歌山编〔在中国大陆的日本兵〕》，第一四九页）
在这一编中收录了二十多篇手记，全都毫不掩饰地揭露了屠杀、拷打、强奸、掠夺等各自所犯下的疯狂罪行。其中有一篇题为《在野性的那边…
…》，结尾时这样说：
“我未能杀过蝼蚁之辈。但我不得不承认，在自己身上兽性的一面，潜伏着难以捉摸的魔鬼般的生命力——以杀人为游戏而从中取乐。所谓战场，意味着在这块土地上予那妖魔以生存的观利。”
我觉得这时使用这种语言，稍感踌躇。但其实是最出色的。
中国派遣军的情报员、下士官山冈繁，在日本战败后曾作为战犯在苏联和中国关押了十年，他从少年时代开始就接受了军国主义教育，并在日本军队的“军人精神”熏陶下，产生了令人可怕的精神状态。对此，他这样说：
当时，我们对日本民族抱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优越感，而对其他民族采取蔑视态度。还有一种残忍的武士道精神，把杀人当作英雄行为，并从崇拜天皇的极权主义出发，产生了非人道的思想，即对强者、掌握权力的人绝对服从，对弱者、不掌握权力的人使之服从。这些思想是从少年时代就开始接受教育，在军队里通过军人精神的熏陶而形成的。正由于有这些思想， 才把侵略战争视为正义战争， 若无其事地干下了惨无人道的行为（《我的体验：控告侵略战争》，载《新评》，一九七一年九月号）
徐平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担任助理检察官，中国解放后，即一九五六年六月，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上对日本战犯——包括山冈繁——进行审判时，他担任第五十九师团长藤田茂中将和其他两师团长的辩护律师。他有机会去详细查明三个被告当作战犯处理的原因，因而明确说：“他们为什么如此野蛮残酷？为什么公然侵犯国际法规？他们从什么时候开始敌视中国人民的？我曾详细问清了这些问题。他们的回答大体一致。他们在小时候也和其他国家的儿童们一样天真烂漫，一旦进入小学，学习教科书，他们中间就开始滋长军国主义思想。‘欲征服亚洲，必先征服中国；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的思想在青少年时代已逐渐形成。后来，他们入陆军学校，从事军务。从此，东条、广田等人鼓吹侵略战争的言论就成了他们的主导思想，以至最后狂热地执行军国主义政策，屠杀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中国人民如何反对日本文部省篡改教科书的行为》，载《人民中国》，一九八二年十月号记者采访记）
“在这次战争中，当军部处于败北之时，一亿玉碎的思想在他们中间高涨起来。于是，在冲绳本岛陷落时，十六万以上居民与守军共命运，被置于死地，甚至在几个所属的岛屿上，还发生了强制居民集体自杀的事件（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结果部队长却活下来当了俘虏）。不仅如此，当迎击美军进行本土决战时，甚至有像大本营某参谋那样的人向坦克部队发出指示：开过去，对挤在路上正要逃向内地避难的民众们，毫不客气地压死他们，前进！”（司马辽太郎和鹤见俊辅对谈：《历史中的狂与死》，载《朝日杂志》，一九七一年一月号）军人们不许本国民众投降，以至于要他们一起干，直至战斗到死，并为进行有效的战斗，竟然用咱己的双手，通过残酷的手段，把他们当作牺牲品而毫不介意。
军人们的精神状态自然，可能是其在战争本期所反映出来的一种疯狂性，而其本质必然归之于通过军队教育所灌输的“军人精神即法西斯主义者的精神结构”。
像山冈所说的那样，日本人所以若无其事地对中国人施加暴行，也可以说是由于对中国人采取了强烈的蔑视态度。日本人在中国土地上胆敢做出蔑视中国人的行为，还是从日俄战争后不久开始的。
那是发生在东北地方（旧满洲）的事情，前面提到的克里斯蒂牧师这样说：
日本军在以前的战争（日清战争）中的正义和仁慈得到赞扬，而一切放荡行为却被忘记得一干二净。今天是战胜者应同满洲农民结为永久友谊的大好机会。屡次苦于战乱的这些农民们，把日本人当作兄弟和救星表示热烈欢迎。于是就很容易地开拓了长期占有这块国土之途径。而且许多人是这样希望的。可是不管日本当局的领导人和高级官员目的何在，普通士兵和来到满洲的一般人民是没有能力认识他们这种地位的。他们的看法是：打败了一个大国的人民，日本是最优秀的，应该无视中国。由于他们头脑中存在这种思想，因而不是作为救星而是作为胜利者来到中国，把中国人看成为被征服者，予以轻蔑对待。
一旦取得和平，日本国内最低下、最恶劣的一部分群众进入中国。中国人像以前那样继续受苦，失望的情绪越发使他们怒不可遏。今天战争已经结束，留下来不走的许多低下的普通人民继续进行剥削和不法行为，因此中国人很不理解。正如有人所说：“俄国人有时也没收我们的财产，但许多人则付出了四倍于价值的钱。日本人尽管说要付钱，而实际上却连价值的四分之一的钱也没有付给我们。于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