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尔夫人自传-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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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方式让人们知道他在霍格与巴特勒之间更看重前者。从而遏制了后者的势头并为亚历克·道格拉斯一霍姆的崛起铺平了道路。伊恩·麦克劳德准备在《旁观者》上把党内魔力圈如何抛开巴特勒、按麦克米伦的意图操纵一切的经过全部揭露出来。我钦佩伊恩·麦克劳德，也钦佩伊诺克·鲍威尔，他们两人后来都拒绝进入新首相的内阁。但我不同意他们对过程和人选的批评。当时我认为，为避免公开选举将导致的党内的公开分裂，有些事有必要说一说。我一般并不主张仅仅由于有人提出合理化的要求就去改变习俗和惯例。对我来说，党的领袖选出的方式并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最高领导是否是位合适的人选、而我当时认为已产生的最高领导确是位合适的人选。
会议后的那个星期一，我接到了议会督导办公室的电话，了解我对领导人的态度。我首先告诉他们在拉布和昆廷之间我支持拉布，因为他更有资格。他们随后又问我对亚历克的看法。这就向我展示了一种我原先没有预料到的可能性。“按章程这是可能的吗？”我问道。他们作了肯定的回答，我于是毫不犹豫地回答：“那么我坚决支持亚历克。”
“我当时表示的唯一保留意见是，如果请求女王选择一名首相，那么要设想选举的结果就有点没把握了，亚历克可能不得不放弃他的贵族爵位而在补缺选举中一搏。但我又说，这一问题应让其他更有资格的人来考虑。反思此事，我可能还应该再加一个条件。后来的事件表明，魔力圈已不再能给予新产生的领导人以合法性。这对亚历克出任首相是个障碍。当新体制宣布产生时，我也早已看到了这种必要。
我对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的敬佩并不源于最近的一次交谈。1960年6月他任外交大臣时我向贝蒂·哈维一安德森（伦弗鲁郡东区的议员）表示过疑虑。我认为下院的大臣中理应能产生合适的候选人。此外，我还记得，安东尼·艾登基于这些理由公开反对将外交大臣的职位给予索尔兹伯里勋爵。但贝蒂告诉我，亚历克相当出色，应该得到这一职位。因此我决定在议会的汉萨议事录中读一下新外交大臣的首次演讲；讲话精辟地概述了东西方关系，强调了对苏联既威慑又谈判的必要性，也强调了与美国关系的重要性。无论当时还是后来，亚历克都不同寻常地做到了把外交技巧与清晰的见解相结合。有些渴望成为外交大臣的人有个显著特点：总是把谈判的过程看作是谈判的目的，而亚历克从没表现出这种倾向。他具备一个完美的谈判者的优雅圆滑的风度和对细节的洞察力。
更重要的是，亚历克·道格拉斯一霍姆是个显而易见的好人，而在衡量即将担当重任的人们时，好人的品行是不应被低估的。他也是最完美地“无阶级”的。你总能感到他不是把你作为某类人、而是作为棠个人对待。当我与他谈论有关寡居母亲救济金这个有争议的问题时，我发现他确实在注意地倾听。
但报界却残酷无情地、并几乎是矛头一致地反对他。他很容易地被丑化成一个难以接近的贵族，这意味着倒退到最反动的保守主义类型中。我一向认为，性格倒惜的势利小人比直截了当的自高自大者更令人厌恶。到1964年时，英国社会已进入了以个人自我表现为形式的自由适应主义的病态时期，只有进步的思想和人民才能得到日益自以为是和自信的舆论界的尊重。当亚历克自我贬低他说出自己用火柴棍来制定经济构想时，他们简直笑个没完。这与哈罗德·威尔逊那极富技术才华的头脑所熟知的经济学模式真是天壤之别。没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英国经济的弱点是否在于其表面的复杂而本质的简单。事实上，如果政客们被迫使用更为朴实的语言和简单的举例来保证人民能明白他们的政策，那么我们可能早已使英国免于滑入相对的衰落之中。
尽管遭到舆论批评，尽管麦克米伦政府结束时吵吵闹闹，尽管在这个可怕的时刻废除了“零售价保护”，这一做法尽管是正确的但却严重冒犯了支持保守党的小企业主们，尽管发生了上述一切，我们还是差一点就赢得了1964年的大选。我们力量的恢复并不是因为经济有所好转，事实上通货膨胀情况更糟了，收支赤字也张开大口。也不是因为我们1964年的宣言，那个宣言着重强调把总体主义作为解决国家经济问题的方式，而在这一领域社会党人肯定比我们更有说服力。我们力量恢复的部分原因是越细看工党的纲领和领袖，他们就越显得不实在。但我们党的政治复苏应主要归功于亚历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许多人认为保守党的失败不可避免，而他早已扮演了替罪羊的角色。
有些报纸猜测我也许会失去芬奇利选区的议席。自由党人谈论自己的机会时从不有所保留，他们开始预测这将是又一个奥平尔顿。尽管1964年5月在巴尼特市政会选举中表现得不够好，他们却已经牢牢地控制了老芬奇利市政会。高尔夫俱乐部丑闻还没销声匿迹。自由党新的、精力充沛的候选人约翰·帕多原则上以当地问题为竞选主题，而我则选择全国性的问题——即如何保证繁荣而又没有通货膨胀。保守党让我在伦敦市内及周围的几个选区演讲。在贝斯纳尔格林的一次闹哄哄的充满敌意的妇女集会上，我回答了对政府养老金和救济金工作情况的攻击。我在《旗帜晚报》上写的一篇文章提到“出色的当家理财”是良好政策的考验。
保守党总部也明白，我应把大部分精力投入芬奇利。我的日常竞选活动表是这样的——每天外出游说，回信，到各地参加公众集会，我感到不仅与会者越来越多，而且支持我的人数也越来越多。一般选举日那天我总是心烦意乱；在1964年的选举中，尽管竞选伊始就有预测说我会失败，可我更担心的不是我在芬奇利的得票情况，而是我们党在全国的表现。
选举结果证实了这种担忧。我本人以接近9000票的优势战胜了约翰·帕多，但我却与约翰·亚当街的养老金部告别了，工党以4席的优势获得多数。持续13年的保守党政府结束了，对保守党思想作彻底反思的阶段即将开始，上次没有这么做真是个悲哀。
第五章 影子世界 议会讲坛
第一节 撤换钢琴手
用撤换钢琴手的办法代替改变调子，保守党用这种办法寻找替罪羊的动作从来都是不慢的。我们在1964年大选中，以微弱票数失败，这一做法又一次得到验证。任何认真关心保守党前途的人都会开始仔细考虑，是否是由于在社会主义摆下的战场上使用了总体主义的武器这一既定的倾向造成了党的困境。在那时，也只有在那时，几乎是不可避免地经历第二次大选失利后，才是考虑重新选举领袖的时候。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如果工党要实现其纲领，就需要更多的足以使其顺利工作的多数议席。我曾一直希望并天真地认为保守党将在立历克·道格拉斯—霍姆的领导下继续前进。后来我得知特德·希思的支持者和其他急于想把亚历克搞下台的人正在幕后积极活动。但我从来不敢走进那个“吸烟室”，所以等到我知道那些神秘的阴谋小集团的情况时，已经太晚了。当亚历克告诉“1922年委员会”的他打算引退，以便为其他人让路时，我大吃一惊，并很伤心。而他脸上那显而易见的不悦更让我沮丧。我不断地对人们说：“他为什么不早一点让他的支持者知道呢？我们或许能帮得上忙。”
雷吉·莫德林和特德·希思被公认为是真正有心竞争党的领袖的两位人选。而由谁担任党的领袖将第一次由议员投票决定。伊恩·麦克劳德被认为太左倾，许多人对他的看法正像索尔兹伯里勋爵嘲讽的那样“太自作聪明”。虽然伊诺克·鲍威尔确定提出要竞选党的领袖，但当时他还没有太多的支持者。在特德和雷吉这两个竞争对手之中，人们认为雷吉·莫德林成功的机会大一些，尽管他在担任财政大臣时，曾招致强烈的、在某种程度讲也是很有道理的批评。但雷吉在经验、聪明才智和控制议会的能力上都是毫无疑问的。他的主要弱点，而且在后几年中表现得更为明显的是有某种惰性——那些知道自己不需要任何努力天生就比他周围的人聪明的人往往养成这种惰性。
特德的性格则完全不同。他思维填密，办事井井有条，有影响力，至少对他来讲，比任何其他事情都重要的欧洲问题上，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意志坚强，决不妥协的人。作为影子财政大臣，他在攻击1965年财政法案时，有机会一显他的各种才能。当时该法案在下院讨论。人们认为特德比雷吉右倾，但是如果用政党术语来讲：他们俩基本上都是中间派。在对待欧洲问题上，可以看出他们的不同观点。雷吉更赞成欧洲自由贸易联盟，而特德则相信成为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成员是必要的。但是他们对具体政策的看法几乎影响不到支持哪一方的问题。
起初，我在这件事上并没有什么特别强烈的观点。我对他们两个人都熟悉：雷吉·莫德林是巴尼特选区的议员，而巴尼特选区和我的选区相邻。我和特德·希思都曾是肯特郡的选区候选人，相识的时间更长一些。但目前我更了解雷吉，我欣赏他的沉着以及他的敏锐才智。我和特德的关系虽决非是后来几年所发展的那种敌对关系，但我们俩从来就不是莫逆之交。尽管我们的出身背景并非毫无相同之处，都没有享受过传统的保守党政治家所拥有的教育、社会上的种种好处，但我们完全是两类不同的人。当然特德曾在战争中英勇作战，而我那时还只是萨默维尔学院的一个学生。特德的那一代人深受30年代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抬头和绥靖主张的影响。虽然我也深受其影响，但与他所受到的影响有很大不同。当时就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世界究竟出现了什么问题有过许多流行的看法。在我看来特德尽管半信半疑，还是接受了其中许多的看法，我觉得对于特德和许多主张全盘欧化的积极倡导者来说，民族主义是当时的恶魔，所以英国有责任帮助建立一个涵盖全欧洲的体系，它将代替国家，向人们提供另一个可效忠的中心，并以此来防止战争。这种宏伟的设想对我丝毫没有吸引力。我认为冲突的主要起因是对独裁者的绥靖政策——特德在牛津大学时曾勇敢地反对过这种政策；同时我认为赢得冲突胜利的因素是讲英语各国人民的精神和团结，而讲英语各国人民的精神和团结是和平的最好保证。特德的性格中有许多方面令我敬佩。但他没有魅力——公正他说，他从来也不想有魅力。他跟男人谈话显然比跟女人谈话要轻松得多。但并不只是女人发现与他难以相处。我感到尽管我认识他多年了，我仍觉得根本不了解他，或许我永远也不会了解他。那时我没有感到他丝毫的敌视态度，只是觉得他缺乏热情。无论那时或后来我都不认为友好温和的性格是领袖人物必不可少的或者甚至是非常重要的品质。经过全面考虑后，我决定投雷吉·莫德林的票。
是基思·约瑟夫劝我改变了主意。那时基思不仅仅是一个我喜欢的老同事，还是一位朋友。我们曾经于1964—1965年在年金事务上共过事，当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