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苦难,我的大学-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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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华的号哭一直连续了整整三个月！那三个月里，家里始终弥漫着一股刺鼻的气味。心痛如绞的母亲怀着赎罪般的心情每天为美华煮一个鸡蛋，剥出蛋白给美华吃了，蛋黄则放在铜勺里熬成油，然后把这种特殊的、难闻的油敷在美华的伤口上。每天一次。这是母亲千方百计打听来的偏方，据说治疗烧伤有神奇疗效。
给美华抹药油是一个艰难而残酷的过程。美华烧伤后，她每天只能坐在一只直径一米左右的圆形笸篮里，她的世界就只有笸篮那么大，她在里面爬，或者坐，一切以不连累伤口疼痛为前提。如果她的伤口发生疼痛，她会随时惨叫或者号哭，母亲就会陪可怜的美华一起抹泪。可能是蛋黄熬出的油抹在伤口上具有极其疼痛的感觉，每次换药时，美华总是哭得惊天动地，并且拒不配合母亲。母亲一边落泪，一边“乖乖”、“宝宝”地唤着美华，一边不得不狠劲地腿手并用制服张牙舞爪的美华，直到成功地将药换好为止。我曾帮过母亲的忙，按住美华的两只手，母亲用腿夹住美华的腿，谁知美华扭头张嘴就咬我的手，我一怕，松开了她。母亲骂我没用。她一边哗哗地流着眼泪，一边给美华敷药……
这样的日子坚持了三个月。这三个月里，家里没有欢歌和笑语，只有美华的哭声、母亲的泪痕和蛋黄油那难闻至极的味道！那年的春节无比凄惨！父亲在一个未可知的地方治一种很可怕的病，美华在家里哭叫不止，母亲一心护理着美华，我的世界没有一丁点的快乐，像没有花朵的冬天的原野一样凄凉。
三个月后，美华的伤口慢慢长上了新肉，只是胸口和右腿膝盖的部位留下了小碗口大小的疤痕。妹妹从此与裙子无缘。
我的童年生活孤独而灰暗。那时天总是很蓝，小路总是很长，忧伤总是遥遥无期。
我于一九七六年九月上了小学。原以为长大一些后，所受的欺凌会少一些，其实不然，学校更是个爱憎分明的小社会。第二年，治疗好烧伤的美华上幼儿园了，我们每天手牵手上学放学，依然日日行动如鼠，孤独而坚定地行走在悠长悠长的小土路上。每天最大的安慰是放学回家时，远远望见母亲等在马路边的瘦弱身影。
母亲身体不好，头痛和胃痛时常折磨她。母亲的呻吟是贯穿我童年时代的一个忧郁的音符。每当我和美华放学回家，没见到母亲站在门前引颈眺望的身影，我的心就会莫名地沉下去，我知道，母亲又病卧在床了。母亲一病，我就觉得，惟一可靠的一棵树也倒下了，家里的那盏灯，必须我来点亮了。于是我无事自通地学会了做饭洗衣、割羊草煮猪食，帮妹妹梳头扎小辫，甚至缝补衣裳。7岁，小萝卜头一样瘦小的我就开始当家。
在父亲住院的三年时间里，我艰难而不屈地成长着。
在学校里，我是最受同学欺凌和冷落的一个，甚至没人愿意和我坐一张课桌，最后和我分在一道的，是个不能控制自己大小便的傻子。
无论春夏秋冬，傻子总穿开裆裤，为的是可以随时“方便”，他几乎每天都会在课间随心所欲地拉一泡屎，并且是坐在板凳上拉。我报告老师，老师便指派我将傻子的板凳拿到门口的小河里洗干净。我一言不发地照做不误，我整整帮傻子洗了一个学期的板凳，不但洗板凳，我还得给他擦屁股，那时候没有卫生纸，只能用小树枝、小篾片刮。给傻子刮一次屁股，我得至少寻觅七八根小树枝。后来学校让傻子退了学，我帮他洗板凳和擦屁股的任务才算结束。
小学时更深的一次屈辱记忆是被人逼债。债务是一分钱。债主是同班同村的女同学祁建梅，借钱是为了买一块橡皮。因为我还不起，一天中午，她带领几个同学把我拦在马路上不准回家吃饭，逼我叫她姑奶奶，这债就清了。
祁建梅和我一般大，精瘦的，又凶，姑奶奶我是绝不肯叫的。祁建梅就吊住我的书包，逼我叫。我委屈、惊吓不过，“哇”地一声号啕大哭。祁建梅怕了，立马和其他同学作鸟兽散，留下我瘫在阳光正午的泥土路上孤苦无助地放声大哭着。
后来是母亲闻讯赶来，将我拉回家。母亲得知原由后，沉着脸从裤腰处的口袋里掏出一分钱纸币，拉着我到祁建梅家还了。回来的路上，妈妈警告我：你给我记住，以后不准向任何人借钱借东西！这件事给我印象深刻，一直刻到现在，轻易不敢负债。
如果用植物来比喻那时的我，狗尾巴草应该是最恰当的——它在农村随处可见，人和动物都不喜欢它，但它总是倔强而卑微地生长着，任何雪雨风霜都不能使它彻底枯萎和灭绝。
在我上二年级时，母亲又患了一种容易昏厥的毛病，她有时正好好地吃着饭，会突然往后一倒，人事不醒，呼吸微弱。母亲第一次发作时我以为她不行了，和妹妹吓得哭叫不已。近邻们闻声而来，有的掐人中，有的往母亲嘴里灌水，母亲呛着了，便咳嗽着悠悠醒来。这一招我学会了，后来的若干年，我就是用这种土办法抢救过母亲无数回。母亲对我感激不尽，总说她的命是我给的。
很多个夜晚，我守着昏昏然的母亲不敢入睡，怕她昏厥后得不到及时抢救而永不醒来。我一边守着母亲一边就着煤油灯看课本，长夜漫漫，从小我就习惯了在黑夜中思索或阅读。那些课本也成了孤寂的寒夜中惟一让我感到温暖和不再害怕的精神抚慰。我总是等到母亲睡到发出均匀的鼾声才放心地睡觉。长此以往，老师还没有教到的课文我都超前读完了。当老师刚开始讲新课文时，我已会将新课文倒背如流，作业也做得整齐正确，老师很惊奇，视我为“神童”，并号召同学们向我学习，但没人得知我的成绩包含有多少心酸。
在学校里，我独来独往，没有朋友和玩伴，惟有学业令我扬眉吐气。
也许是与生俱来，也许是父亲的遗传，我的聪慧全体现在了学习上。从一年级起，我一直是班级里的学习委员，作文尤其优秀。深得老师们喜爱，纷纷预言我是上大学的料。三年级时，班主任要我跳级直接上五年级，母亲拿不定主意，去医院和父亲商量，结果父亲不同意，他希望我脚踏实地一级一级地上。
转眼就是我三年级的暑假，我的心情无与伦比的欢欣，因为我这个暑假将要在父亲身边度过。他的病情据说已经得到控制，再过半个多月，就可以出院回家了，这真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父亲捎话回来说这个季节正好桃子和香瓜都熟了，他的病房后面就是一块香瓜地，那块香瓜地成了我最向往的天堂。
暑假一开始，母亲就带着我和美华去了医院。已经有好几个月没见父亲了，他看上去一副健康的样子，秃发的头上戴着帽子，眉毛和睫毛是不会长出来了，但我已习惯父亲这种另类的清秀。
父亲在医院门口迎接我们，我和美华抢着叫“爷”（苏北农村方言，即父亲），父亲极慈祥地一手牵一个女儿，满脸柔情。一路上不断有人和父亲打招呼：“赵夕贵，你的丫头来啦？”父亲答：“是呀，来啦！”父亲的笑容像泡过的茶叶，舒舒展展。
我没觉得这个夏天有什么异样，医院里的栀子花祥和而平静地开放着，幽幽散发着阵阵清香。我的心情好得无法形容，我天真地想：我一定能过一个非常快乐的暑假。
母亲第二天一早就带着妹妹回家了。母亲临走关照我：“萍后，你要好好照顾你爷，过半个月，我跟你大伯来接你们回去。”
我快乐地点着头，这是一个多么光荣而又美好的任务。我牵着父亲的手目送母亲牵着妹妹的手回家去。和无数个夏天的清晨一样，这天早晨天高云淡，空气中飘着栀子花的浓香。母亲挥手让我和父亲回宿舍去。而父亲坚持要等母亲走到拐弯看不见为止。父母的恩爱让懵懂的我有一点点的感动，那一种温馨与美好的感觉无法用语言形容。
母亲和妹妹就这样毫不设防地走出了父亲的视线与生活。父亲和母亲一定都把希望寄托在不久后的相聚上了，所以离别没有任何伤感与留恋。由于要赶在太阳升高之前回到家，母亲的步子甚至有点急促，对于不久后的灾难一点预感都没有。我也是。
父亲所住的医院很大，有十来排平房，每排平房后都有一块栽着桑树的园子，桑树园里种着香瓜。我只要翻过父亲病房的窗户就可以偷偷去摘香瓜了。事实上我也这么做了。我用两只凳子垒起来放在窗台下，我先爬上凳子再爬上窗台，一翻身就到了窗外，我像个耗子般借助于桑树的隐蔽在瓜地里穿行摸索。第一天我就收获不小，摘了起码七个瓜，还有一对“双胞胎”瓜，白皮，闻起来一股甜香。我把它献给了父亲。
这样的美好时光并没有坚持到父亲出院回家，我的所有快乐与幸福在一九七八年的八月二十一日（阴历七月十八）这天嘎然而止，命运在这里走出了它的分水岭，带着我泅向苦难之海。
这一天和往常没什么两样，我和父亲早早起床，手牵手在晨曦中沿着医院里的泥土路溜达了一圈。我穿着白衬衫，带着红领巾，还兴致勃勃地唱了一首《东方红》，父亲连声叫好，我骄傲得脸都红了。回到父亲的宿舍，煤油炉上熬的粥刚好稀稠得当，于是我和父亲就着母亲腌制的酸咸菜吃了早餐。接着就是我做作业的时间了，父亲则雷打不动地去医院的医务所打最后一个疗程的针药。
父亲临走时，用他那伸不直的手摸了摸我的头发，慈爱地嘱咐：“萍后，好好做作业，我一会儿就回来，中午我做鸡蛋面给你吃。”哦，鸡蛋面！我最喜欢吃的。父亲就在我的满心期待中背着手走了。
那天的太阳红艳艳的，一早就已显示出了它的灼热威力。父亲是迎着初升的阳光走的，他那天穿着一件肩头打了一个三角补丁的浅灰衬衫，短袖，父亲瘦瘦的两只手臂就从宽宽的袖管里伸出来，像两根枯瘦的树枝在背后交握着。因为头发落光了，父亲戴了一顶旧黄军帽。他就那样散步似的往医务所去了。在他拐弯时还回头看了看我，远远地冲我做了个写字的动作，微笑着走过一丛万年青，不见了。
我耐下心来写作业，但是，鸡蛋面的诱惑时时让我心猿意马，我都忘记上一次吃鸡蛋面是什么时候了，在家里，母亲一向是不做鸡蛋面的，那些鸡蛋不是卖了换油盐酱醋就是送到父亲这儿来了。鸡蛋面，鸡蛋面，我多么向往那一碗香喷喷的鸡蛋面呀！我不时看一眼天上，盼望太阳快一点到头顶，那是吃鸡蛋面的时间。
暑假作业里有一个命题作文《暑假里最难忘的一件事》，我毫不犹豫地决定写父亲和他的医院，香瓜和鸡蛋面。这天我心情很好，我在作业本上郑重地写下第一行字：“今年暑假，我是在医院里度过的。”我正在酝酿下面的字句，忽然，有个父亲的病友急急走来，匆匆对我说：“你爷叫我来拿
